小 引? 傅璇琮先生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杰出人物，于我个人而言，则是亦师亦友的学界前辈。我之所以要把对他学术成就和治学之道的一点体会写出，既是为了对傅先生表示敬意和向他请益，同时也想有助于古典文学学术的进步。为了写作本文，我重温了傅璇琮先生的多部著作――傅先生厚爱于我，他的著作，除早期的几种外，绝大部分都曾签名赠送给我，是我案头常读之书。我也参考了一些同行学人的相关论著，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所以，写这篇文章，于我而言，既是对傅璇琮先生博大精深学术思想的重温和再体悟，也包含着对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和对本学科现状前景的思索，写作成为我一次再学习和再思考的过程。?
文章大纲基本拟定，正好赶上本学期的博士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轮到我登台。我便把这最近的研究心得拿到了课堂。这是一举多得的事：学生们切近而具体地了解了心仪的学术大家，傅先生的成就将指引他们走上健康的学习和研究之路；而我在讲述和与同学的讨论中，也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傅先生远在北京，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我们的研究生教学，并让我们教学相长了。?
关于傅先生学术成就的概况，徐季子先生主编的《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书后有《傅璇琮学术年表》一份，将傅先生2007年以前的情况整理得非常简洁有序，可以参看，本文不再重复。下面拟从八个方面探索傅先生的治学之道，试图一窥门径。所论是否有当，或者尚有重大缺漏，敬希读者批评，容后订补。?
一、 从博览文献到建设资料库?
傅璇琮先生学术成就的取得，是从认真读书、博览文献开始的。这本是一般古代文史研究者的基本功，是无论哪个时代希望成为学者的人都必须切实做到的。傅先生自幼爱读书，爱思考，也爱写作。还在上初中时，他就常给当时开明书店办的《开明少年》投稿，曾以得到的稿酬购买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等书来读，这些书给傅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上清华，院系调整到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为浦江清先生助手，再调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到中华书局工作至今，从普通编辑做到总编辑，并参与了国家和高校古籍整理的领导工作。数十年来，傅先生的工作岗位和职务变了多次，人也由青年走向老年，唯一没有变的是他对读书的酷爱和投入。这是傅先生取得一系列学术成就的根本保证。?
作为一个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傅先生的读书与常人有何不同？这里确有天生资质的优越条件。傅先生读书不但范围广博，而且记忆力强，真正是博闻强记，更兼能化，能通，尤善将相关知识编织成网，用以考订前人未解决或未发现的问题。钱钟书先生在赠他的《管锥编》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吾之畏友，拙著聊资弹射而已。”对傅先生的考证功力给予高度赞誉（见其赠傅璇琮《管锥编》扉页，《傅璇琮学术评论》插页影印）。?
天资因个体而不同，是学不来的。但傅先生读书做学问的成功经验，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那就是按研究专题搜集相关资料，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并对之作出系统整理。1962年，《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集体编撰的陶渊明研究资料。傅先生立刻注意到它的价值，作文评述，肯定其对“陶诗评语的辑录”“告一初步的总结”，“为今天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有价值的资料”（《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9月23日《文学遗产》专刊，又见《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之《傅璇琮卷》，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同时对此书作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它存在入选不当的问题，但更严重是遗漏。傅先生指出，辑录这类资料自然需要广涉众书，但尤为重要的是要认真细读，善于分析，要能真有发现，否则就会把有价值的资料当面错过，却把无关的东西收入。傅先生的批评准确有力，因为他已有实践经验。此时傅先生已经动手编过两部研究资料汇编：一部是关于杨万里、范成大的;一部是关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这两部书后来均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因客观原因，二书出版时间竟相隔十四年之久（1964―1978）。傅先生先后把两书送给钱钟书先生。1979年，在给傅先生的谢函中，钱钟书先生写道：“十数年前得见尊纂石湖资料，博综精审，即叹可悬诸国门，为兹事楷模。敝同仁香山资料相形遂成伧荒家当。心仪已久，顷奉惠颁新著，望而知为网罗无遗之巨编，沾丐何极！”可见钱先生对二书评价之高。?
此后傅先生在进行唐代文学研究时，和人合编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又组织编写《唐才子传校笺》，虽成果形式各异，但都具同样性质。那就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把唐代作家生平有关资料，先作一番清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以作家或流派为中心的研究资料和相关工具书，中华书局出了一整套，别的出版社也有此类书出版。可见对此项工作的意义，学术界是有共识的。而傅先生是做得较早、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位。?
傅先生所做的这项工作，其实质乃是资料库的建设。傅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说：“我们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笺证，而是想通过现在那样的笺证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线索，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版）可见对此傅先生是十分自觉的。傅先生和许多同行的劳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这些已有的专题资料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但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如果我们要进行一项新的比较大的研究，那就很需要自己在广泛深入读书的基础上，动手先做一个合体而适用的资料库。在这里，傅璇琮先生的经验无疑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二、 古籍整理与文学研究融会?
古籍整理本身是一种研究性工作，同时又为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奠定基础。重视古籍整理，将它与文史研究融通，是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色。他在研究过程中不但亲自动手，而且组织大家来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前面提到的《唐才子传校笺》，首先是一项古籍整理工作，因为它从选择版本，确定底本开始，然后仔细校勘，写出校记，这都属古籍整理的范围。但傅先生制订的笺证要求是“一、 探索材料出处，二、 纠正史实错误，三、 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
（《唐才子传校笺?前言》）。更具体地说，则是“彻底清理本书的材料来源，从史源学的角度，要求做到两点：一是查考辛氏所用材料的最早出处，以及这些材料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流传过程，其间有无变异；二是考核材料的正讹真伪，从生平事迹的整体考察，来确定哪些材料经过检验是可以成立的，哪些是有问题的”。接着“以此为线索，补考出辛氏未加记载的重要事迹，作为到目前为止的这将近四百位诗人生平研究的一次集结”
（《〈唐才子传校笺〉编馀随札》，《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附录）。这就从古籍整理向文学研究进了一步，其成果也就为后续的唐代作家研究奠定了基础。傅先生组织了此项工程，既是主编，同时也承担撰写了相当的分量。此书完成出版后，在资料上又有许多新发现，傅先生又请陶敏、陈尚君二位先生针对书中的问题做了一本《补正》，从而使《唐才子传校笺》达到了唐代作家研究的最高水平。?
《唐人选唐诗新编》是傅先生主持并主撰的又一项工程，同样是把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统一了起来。当然，首先还是古籍整理，所做的工作是三项：补充新材料，在原来的《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基础上，新增三种；各选本经比较，皆改用更好的底本，并做了版本校，提高了此书的版本价值；为各选本重写校记，改正原书和过去刻本中的错误，并在每种选本前写出《说明》（《唐人选唐诗新编?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这第三项就由“整理”进入了“研究”。其实，在傅先生那里，所谓“整理”和“研究”本来就是“二而一”的事。他从1987年起就专门研究唐人殷?编选并有所评点的《河岳英灵集》，写出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并与美籍华裔学者李珍华就此进行合作研究，于1992年出版了《〈河岳英灵集〉研究》一书。《唐人选唐诗新编》中所收的《河岳英灵集》显然便与此阶段的研究有关，很显然，二者是互补和相互促进的。?
《李德裕年谱》与《李德裕文集校笺》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研究李德裕和晚唐政局的需要，傅先生做了《李德裕年谱》，但为了把事情做彻底，并为更多研究者提供原始资料，他干脆与一位同行学者合作把李德裕的文集做了一番新的整理。这项整理工作有不少创新，我曾作文论析。如为存宋本李德裕集之真，全书编排一仍其旧，即按文体为序分卷排列。但为读者之便，则将研究结果（对李德裕文的编年考订）一一注于篇题之下，另于书末编制一个李德裕文章的编年新目，供与《年谱》对照。《李德裕年谱》初版于1984年，《文集校笺》出版于2000年，在这个时间段内，傅先生的李德裕研究不断深入，到2001年《李德裕年谱》新版时，又做了许多修订，这当然是得力于校笺李德裕文集的，由此可以看出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在傅先生那里是如何互动互促，相得益彰的。?
本世纪初，傅先生开始一个新的课题：唐翰林学士研究。他也是把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而且以古籍整理先行的。因为翰林制度从唐代一直延伸至明清，所以他便检点唐宋明清的有关资料，做了一番清理，并补充相关材料，编成《翰学三书》，同时产生一系列论文，最后完成了《唐翰林学士传论》的著作
（《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其“晚唐卷”2007年出版）。?
三、 开拓专题研究的网状结构?
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具有宏观、全局、整体的观念。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他不仅是一个勤奋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战略家和统帅部成员。这当然与他所处的地位有关，这个我们留待下文再说。现在先来谈谈他本人所作专题研究的网状结构特色，从中体悟傅先生学术思路的开拓性和战略高度。?
早在1987年，傅先生就和他的学友一起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一文
（与沈玉成、倪其心合撰，《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此文强调指出古典文学研究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应以“探索未知”为目标，而不应在“阐述已知”上重复劳动。为了“使古典文学研究的实践更具有科学价值”，他们对“研究工作的结构配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可分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两部分，古籍和史料整理、工具书和文学史的编纂可算基础工程，各类专题研究和交叉、比较、新学科、方法论、学科史研究则可算上层部分。两个部分应当很好地协调，从而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做好“宏观控制、微观审视”，具体而言，便是要“更科学地择定重点项目和课题”，“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适当规划，使之积极交流，沟通信息……更合理地投入力量，安排布局”。
傅先生自己的研究实践正是如此，是将基础工程与上层结构妥善结合的典范。本文前两点讲的，主要是傅先生在基础工程上的努力，而他的专题研究则以网状结构的特色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所谓网状结构，是说傅先生的专题研究在不断的行进中逐步织成了一张网，一张越编越严密越厚实的课题之网。学术研究，尤其是以“探索未知”为宗旨的科学研究，颇像在知识的海洋中捕鱼，渔网的疏密对收获的大小有极大影响。?
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傅先生对唐诗人的研究就是网状的。他不是仅仅研究单个作家，而是研究一批作家，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就是这种网状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是从初唐至中唐前期二十八位诗人的生平事迹考证，考证中所用的材料前后贯通，研究的对象左右旁及，可以说初步地织成了一张初盛唐诗人生平交游之网。但傅先生不满足于此，接着又组织了《唐才子传校笺》的工作，把考证范围扩大到全唐，数量上升到近四百位诗人，正如他所说：“为《唐才子传》作笺证，实际上是一部扩大了的《唐代诗人丛考》。”
（《〈唐代诗人丛考〉馀论》，见《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之《傅璇琮卷》）此书加上他和两位同事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就把唐代作家研究的网撒得很开了。在傅先生的影响下，一时唐代作家考证蔚然成风，成果可观，除大量单篇文章外，还出现了如吴汝煜、胡可先编撰的《全唐诗人名考》和陶敏编撰的《全唐诗人名考证》专书两种，以及吴汝煜主编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等同类相关著作。有的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就明白道出自己从事此项工作是受了傅先生的启发。?
如果说作家研究已构成一张网，那么，相关的作品研究又加密了这张网的经纬。傅先生对唐诗唐集的研究，如对唐人选唐诗的发掘和整理，对李德裕文集的整理，都属于此类工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傅先生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有个较大的规划，即“组织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和一套文学编年史。对前者，他还提出具体要求：“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事迹能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检核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变化，要做到这套丛书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论是如何的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的生平必须以这套传记丛书为依据。”他认为：“一个作家传记丛书，一个历代的文学编年，我们有了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了雄厚的基础，尽可以在这上面做出鸿篇巨制来了。”（《〈唐代诗人丛考〉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傅先生想织的是怎样一张大网，想捕捉的又是怎样的大鱼。?
写作专题论著是傅先生织就的学术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入手的题目是1984年完成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而新世纪以来进行的唐翰林学士研究，则显示了傅先生织网事业的最新成就。?
科举是古代的一项国家制度，既涉及政治措置的现实，也关乎制度文明的历史，既牵动着朝廷人事的种种纠葛，更制约着士子的生活与心态――当然也就与他们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且看傅先生是怎样来做这个题目：此书从基本研究资料唐登科记的梳理考索开始，然后以弄清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构成和沿革为主线，依次查考取士诸科，并对乡贡、明经、进士、制举等几个关键问题做了详细述论，再聚焦于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进士科，对它的考试方式与及第状况，进士的出身与地区，进士考前考后的行卷纳卷活动，主宰进士命运的知贡举，进士试后的放榜和宴集，以及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各级学校，科举士子真正走上仕途所经的吏部铨试等等，都做了详细考察。显而易见，这是一张经纬细密的网，把唐代科举与文学的诸多问题囊括在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把研究视野提升到了文化研究的高度。?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与文化的关系是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有了文化这根线，唐代文学研究之网就加厚了一层。这本身是时代学风的一个标志，傅先生的示范则促进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许多具有交叉意味成果的产生，如文学与宗教、与各类艺术、与园林建筑、与藩镇幕僚、与地域文化等等。傅先生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大力支持鼓励这种交叉研究，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广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唐翰林学士的系统研究，是傅先生对唐代科举和职官制度研究的延伸，也是他为编织唐代文学研究大网拉出来的又一条线索。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阐述这项研究的意义。它首先涉及古籍的发掘整理，也体现了资料库建设的精神，更有在成果形式上创新的价值，此点下面还会谈到。这里只想强调一下这个课题加密唐代文学研究之网的意义。翰林学士院设立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入翰林院是当时士人参与政治的最高层次，虽然因近侍于君侧，不免有伴君如伴虎之危，又常夹在外藩与内官的权力争斗之间，常会莫名地遭受残酷打击，但入翰林院毕竟是相当荣耀的事，为广大士子所艳羡和向往。翰林院也确实集中了一批有各种文艺才能，特别是有文学才能的人，有的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坛盟主，故对当时文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唐代二百几十个翰林学士当中进入《唐才子传》者极少，故有了傅先生的《唐翰林学士传论》，唐代作家研究之网当然就更细密了。而且傅先生此书不但订正旧史的许多错误，还“把重点放在当时文人参预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态，从而以较广的社会角度来探讨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唐翰林学士传论?前言》），或者说，是“以社会―历史的文化背景来研究唐代这一部分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从另一侧面来探索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唐翰林学士史料研究札记》，见《唐翰林学士传论》上编）。其书上编收入专题论文九篇，下编和另成一册的《晚唐卷》，是全唐二百几十个翰林学士的传论。诚如陶文鹏和韩经太两位先生的评价：“本书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兼得翔实考据和透彻论述之力而显示其学术的高品位。”（见《唐翰林学士传论》封套?内页）????
四、 选题的艺术?
这个问题与上一点关系很密切，之所以还要提出单讲，是因为从选题角度我们能够得到另一些启发，有助于加深对傅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颇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分析傅先生研究课题的来源，大致有三个：首先是从读书和思考中来，由于读得专、细，且边读边查边比较，于是发现书中的矛盾和问题，抓住这些继续查考和思索，便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课题，可以据以写出研究范围和分量不同的文章――在这里，读与思是选题的唯一根据。这是我国学术的传统方法，很多前人都是这样做的，广泛读书，不先立目标，不追求短期效应，积以年月始可见功，其优长是扎实沉着。但此法在当代实行起来，有一定困难，要享有这样的潇洒从容似需先具备某些条件，较难为青年学者所模仿。?
作为一个现代学者，还有一个选题途径是通过对学术史和学术现状的关注，从中发现问题，选制课题。傅先生上世纪60年代前期编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杨万里范成大》两部研究资料汇编后，兴趣转向唐代文学，曾有撰著文学编年史的想法，于是有计划地读史书和唐集，为唐代文学编年作准备，这是可靠的老办法。但傅先生又不止于此。他“在深入一步之后”，发现“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作家评论，文章和专书也已不少，但细究起来，众多作家的生平却仍然若明若暗，有些事实叙述不确切，有些则基本上搞错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精确的编年工作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作家事迹研究的基础，才能再加概括和综合，编年史也才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内容。这就使我从编年中回过头来做作家考证的工作，而又因为有编年的基础，事迹的考辨更能收到相互参照的效果。《唐代诗人丛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见《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之《傅璇琮卷》）。可见，傅先生做唐代作家生平考证，既有学术史的考虑，又受现状不如人意的刺激。而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提及的丹纳《艺术哲学》一书的影响，也可视为是学术现状的正面启发。?
傅先生决心彻底研究唐翰林学士，也与他发现以往对此研究得很不够，而且错误很多有关。这在他写得较早的《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一文中曾清楚地提及：“这些年来，有些论著从史学角度，又以宏观手法，对唐代翰林学士的政治作用，作过高估价……有些论著不加分析地沿袭唐代文献中所谓‘内相’的比喻说法，把翰林学士的权力凌驾于宰相之上。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从材料本身出发，与事实不合。”“这些年来的有关论文，还往往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把李白、杜甫，与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样列入翰林之列。……又如说翰林院设立于唐初，唐高祖、太宗时的大臣如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高宗初期的许敬宗、上官仪，都曾在翰林院内待诏。”“有的更对过去的材料不加鉴别，以讹传讹。”（《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收入《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之《傅璇琮卷》）?
至于他之起意研究李德裕，为之做《年谱》，并整理《李德裕文集》，则与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李商隐热”有关。傅先生发表过《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论文，但显然意犹未尽。他实际上认为，要弄清李商隐及其同时代人（如杜牧）的政治态度，要解决聚讼纷纭的牛李党争的是非问题，就必须把这场政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研究清楚，而最切实的办法便是全面整理他的文集，并为他编《年谱》，如果有可能，当然也不妨写一部《李德裕大传》。?
除此以外，根据古典文学研究战略布局的需求，出于理性分析，因需要而设题，也是傅璇琮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傅先生作为古典文学的一个领导者设计过许多研究课题，领导编撰过许多种书，如《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一套《文学编年史》、《大文学史观丛书》、《中华文学通览》、《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更大型的如《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等，都是出于科学理性的思考和发展学术的需要提出选题，然后组织团队，集体攻关。这些选题或是填补空白，富于原创性，或是综览博收，具有总结性，都对推进学术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概括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选题大致可有三种方式：从读书思考中自然产生；从考察学术史或受学术现状刺激而生；从学术理性和战略布局的需要而生。这三者并不是割裂的，而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这方面，傅先生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以巨大启发。?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在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近日分别看望了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向他们送上鲜花，与他们亲切交谈。在中华书局的接待室，李长春同志看望了著名的文史学家、古籍出版专家傅璇琮，与之亲切交谈，并转达了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和问候，表达敬意和感谢，听取意见和建议，并祝福老一辈文化工作者生命之树常青、文化艺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