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履辉，江苏启东人，现居南通。建筑工程师暨小说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学于扬州工专、扬州师院，工科、文科兼读；后留校任教，再至机关工作，工程、文学并举。“文革”前夕至南通，七十年代建筑设计，蓝图为伴；八十年代工程督导，远征海外；九十年代带薪下海，弄潮上海滩。1989年以《情满波斯湾》闯入文坛，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题材均为鲜活的现实生活。“文革”期间著有50余万字《高楼深院》。长篇小说《情满波斯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寻梦上海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沧桑梦》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爱在河东，情向河西》。长篇小说《苍生梦》已杀青交付出版社，另一部长篇小说《姐妹梦》正在创作中。
2009年前后，围绕着“新中国60年评价”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在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展开了讨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作家们却绝少参与这个关系到今后新中国发展前途问题的讨论。最近得知，中国作家中也有思想者，他从2004年起，就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以作品参与这一大问题的讨论，历时五年，在 2008年完成了《沧桑梦――三十年在河东，三十年向河西》；再经过加工、打磨，终于在2011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问世。这位作家就是王履辉。
王履辉以作品参与“新中国60年评价”的讨论，交出的是一份艺术的答卷。他以作家的独特眼光，纵观新中国60年，在他笔下展现的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悲喜丑剧。前三十年，悲剧、丑剧多于喜剧；后三十年，喜剧多于悲剧、丑剧。
悲喜丑剧发生的地点在长江出海处的江海市。新中国一成立，江海市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都发生了剧变。农民分得了土地，干楚臣切身体会到了“两重天当家做主人”的感觉，生产积极性很高。其子干兴伯，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奉命筹建江海工学院，任党委书记。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江海工学院从无到有创办了起来，毕业生从江海工学院一届届奔赴祖国的各个建设岗位。干楚臣的女婿夏之怀，专家，被调任工学院教授，充分发挥了他的专长。干楚臣的次子干兴莫，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了大生校。大生校的老师刘之吉，被选派去苏联留学，学成后也到了江海工学院，创建他的科研基地。干兴莫的儿子干军及其妻子白碧霞大学毕业后，调到江海化工厂，筹建聚氯乙烯树脂新项目，全身心地扑进了工作。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是热情充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切，当然都是喜剧，都是社会主义的大喜剧。
但是，从1957年起，风云突变。在反“右派”运动中，夏之怀被无辜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劳动。接着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在农村剥夺了已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加快发展搞农业合作社，强迫农民入社。干楚臣想不通，企图保留单干而遭到批斗。城市里大炼钢铁，江海工学院也不例外，但炼出来的都是废铁，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多快好省”反而成了“少慢差费”。办学办得好好的干兴伯，在学校里学得好好的大学生，都得下乡去搞“四清”，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时不久，“文化大革命”发生，揪“走资派”的干兴伯，时已成了江海市委书记，也被揪回江海市成了“走资派”挨批被斗。江海工学院在“文革”中撤并。刘之吉被“造反派”开除回到深圳老家，科研项目由是夭折。这都是悲剧。干兴伯、干兴莫的子女们，在“文革”中分裂成两派，互斗不已。干兴伯的长子侯步成(小时寄养在侯家)的养子商自然，造爷爷干兴伯的反，恶斗干兴伯和江海工学院院长孙宁。孙宁被迫害至死，干兴伯也因肝癌在“文革”中含恨离世。干兴伯三子干小虎，因违反公安六条被判刑十年。后来，干兴伯次子成怀宁(战友遗孤)、商自然也因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而被关押。这些，不止这些，当然都是丑剧，都是全国性丑剧的一部分。王履辉以喜悲丑剧的视角观照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并在《沧桑》中真实地展现了一出出喜悲丑剧，可谓别出心裁，另辟蹊径。
“四人帮”倒台，新时期到来。江海市，干楚臣、干兴伯、干兴莫的老家东开县，在后三十年出现了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大变化。江海工学院复办。在农村，搞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干楚臣大展身手。江海化工厂与香港叶华公司搞了合资。高双聚脂项目其后转移到了深圳。干兴莫的长子干军当上了江海市的副市长，他把江海市的改革开放，搞得既轰轰烈烈又稳妥扎实。“江海市为招商引资，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在干兴莫家长大读书后来移居到澳门的开雅雅与江海化工厂的副厂长田耕宝成亲。在她努力下，澳门财团投资海韵新城项目。干军的女儿干婷玉与叶华公司的总经理叶连根结婚。刘之吉成了深圳海霞公司的老总，他对江海市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产权制度改革推出后，江海化工厂作为股改试点。改制后的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半国资一半民资。叶连根的母亲欧明丽，把香港的生产线转移到了江海。高双聚脂项目终在江海梅开二度，大放光彩。夏之怀“平反”后，安度晚年。他是新中国六十年变迁的经历者、当事人，他说：“改革开放了三十年，国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然，改革开放以后，也不是没有悲剧。受极左思想影响很深的侯步成，一方面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纠缠不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出国争名额，大伤脑筋，大动干戈，这就是悲剧。一些人见钱眼开，忘记了职责，忘记了公德，一头栽进了腐败的泥坑。郭文达拿了台商诸葛君两万美元好处费，事发坐牢。干兴伯的养子成怀宁，利用职权谋私利，被判刑十年。干兴伯的三子干小虎，下海经商，做了金海霞贸易公司老板，投机进了股市，结果赔了几千万元，纵身跳入了江水之中。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演出的是丑剧。干兴伯、干兴莫两家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再次出现了分化。有的成了改革开放潮流中的弄潮儿，为改革开放，为国家人民作出了业绩，当了喜剧的主角；有的见利忘义，贪婪成性，淹没在私欲的浊流里，成了不齿于人的丑剧角色。
《沧桑》不只以新中国前三十年悲剧、丑剧多于喜剧，后三十年喜剧多于悲剧、丑剧的艺术画卷，说出了他对“新中国60年评价”问题的特有回答，而且，他仍然以艺术图景揭示了新中国何以会出现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
在王履辉看来，新中国前三十年之所以出现悲剧、丑剧多于喜剧，后三十年之所以出现喜剧多于悲剧、丑剧的局面，是因为，在前三十年里，第一，出于惯性思维，仍然把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阶级斗争，沿用于和平建设的年代。本来，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理应基本结束，但在民主革命胜利者的头脑里仍然以为，既然民主革命是靠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所以干社会主义革命也得靠阶级斗争。于是，不只土地改革时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是对工商业者叶少卿的改造)，搞农业合作化，搞整风，都得搞阶级斗争。这样，“左”的东西越来越多，悲剧也就多于喜剧。第二，出于经验主义，在解放区里搞建设，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动员群众，取得了某些成绩，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搞总路线，建人民公社，都是搞群众运动，一直发展到以运动的方式搞“文化大革命”，但这些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第三是由于搞个人崇拜。在个人崇拜的氛围里，在干兴伯、干兴莫，以至夏之怀等人眼里，毛泽东是凌架于众人之上的神，对毛泽东所说、所指挥的一切，深信不疑，紧跟执行。这三条组合在一起，自然悲剧、丑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于在“文革”中把国家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新中国的后三十年，之所以喜剧大于、多于悲剧、丑剧，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的路线正确，符合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第二，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政府支持群众的革新、创造。无论是农村的生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里的企业改制，都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由于它们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党中央、党组织和政府都大力支持。三是积极贯彻了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出了他们的智慧和能量。干兴伯、干兴莫两家及其亲友中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还缺少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由于过去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财务体制、人事体制等等，与现有的生产方式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于是，也就出现了诸如成怀宁这一类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所造成的价格差，靠一纸批文来发财；郭文达这一类人利用职权以取得“回扣”等等，腐败丛生。再就是，改革开放的潮流，卷挟着沉渣泛起，人性中的丑恶一面也暴露无遗。正如干兴伯的老妻离休干部朱冰情在临终前喃喃地哼着说：“人――最――可怕的――是欲望。……成怀宁――是――欲望。干小虎――是欲望。权――是欲望。钱――是――欲望……”我们不能说，王履辉在《沧桑》中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所造成的悲剧、丑剧多于喜剧，后三十年喜剧多于悲剧、丑剧的深层原因的探索，已经十分完整，十分准确，但是，至少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作出的认真的而且不无启迪意义的思考吧!
尤其难得的，王履辉对“新中国60年评价”问题的回答，对新中国六十年间的喜剧、悲剧、丑剧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探索，都不是像社会科学家直接说出的，而是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生发开来的情节和场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沧桑》的艺术构思很巧妙、很高明。干兴伯、干兴莫以及他们的子女和亲友，组成了一张彼此联系、密切相关的网络。干军爱欧明丽，但欧明丽去了大西北，在那里和“右派”大学生叶庆生结了婚。但在婚前，她却回到干军那里，发生了一夜情，并怀了孕。在干兴莫家长大读书的开雅雅，在江海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学校里任教，被诸葛君利用，作为跳板，他与她结婚后去了香港再去了台湾，再也不管开雅雅。而开雅雅却生下了女儿。夏之怀的女儿夏岚深爱干军，却在酒醉后被诸葛君淫污，无奈到了“右派”父亲夏之怀那儿。她和欧明丽同时生产，将自己的儿子与欧明丽的儿子掉了包。此外，干兴伯因为革命把长子寄养给侯家，成了侯家的养子。而干兴伯又把战友的遗孤作为他的次子即成怀宁。侯步成又把商自然作为养子，开雅雅的女儿田建芬后来成为商自然的妻子。干军女儿干婷玉爱上了叶连根，欧明丽以为叶连根是她与干军的一夜情后的儿子，坚决反对干婷玉与叶连根成亲，殊不知她的儿子已被夏岚掉包，成了夏岚丈夫郭文达的儿子郭铭……如此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同人物之间由于性格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必然演变成了一个个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动人心魄的情节、故事和场面。《沧桑》的倾向性就在这些矛盾冲突和情节、场面里流露了出来。所以，虽然《沧桑》回答的是“新中国60年评价”的大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个个彼此交织着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可读性、耐读性极强。
《沧桑》有此三大优长，既艺术地回答了“新中国60年评价”问题，又探索了新中国六十年间喜剧、悲剧、丑剧的成因，并在情节、场面里自然流露了它的思想倾向；因此，我十分乐意地向读者推荐《沧桑》。
作者系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