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大作《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是一本从建筑、艺术史的角度解构中国历史的著作，虽然角度新颖，但解构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要之，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所占据中国历史的分量还不太够――至少从现在的观点出发，中国历史绝大部分应是属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领域，所以我们不会过分要求巫鸿的作品，更不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诘难之。
这里要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利（Robert Bagley）对巫鸿《“纪念碑性”》一书提出了看似严厉的批评，我想巫鸿可能在某些方面触犯了他们的学术感情，对巫鸿的这本书来说，我个人觉得，它不该有如此的对待，因为本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本书倡导了一个概念，即“纪念碑性”，巫鸿对自己之所以“创造”这一特性给出了说法：“与其试图寻求另一种广泛的、多方法论基础上的‘普遍理论’来解释纪念碑性的多样性，倒不如将纪念碑现象历史化更为迫切和合理。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传统中来探索纪念碑的当地概念及表现形式，研究这些概念和形式的原境(context)，并观察在特定条件下不同的纪念碑性及其物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冲突。”（第五页）这表明，巫鸿从事多年的古代建筑与艺术的研究迫使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纪念碑性”的概念，来总括他所研究的各式各样的纪念碑，有了这一“纪念碑性”，众多个研究对象便可列入此一概念之下，成为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导论”提出作者的主要观点，上面的引文即出自导言。第一章“礼制艺术的时代”主要论述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纪念碑性”，作者认为，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即从崇拜“神明”转变成世俗权力的宣扬，因为铭文还是要给人来看的；礼制艺术中也包含着巨大的政权力量。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其内容就是这三种“纪念碑综合体”的神圣内涵及其发展演变。首先，宗庙是人们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封闭”式的建筑理念是为了保存它的“神秘”和“庄严”，便于人们认祖归宗；其次，人们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由宗庙转换成宫殿，是现实政治精英的权力扩张；最后，作者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证，说明人们的活动地点从宗庙到宫殿，最后到墓葬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规律，从而呈现了秦汉大统一时期的历史情形。第三章“纪念碑式的城市――长安”主要介绍了古都长安的“纪念碑性”，作者认为长安城的建造是当时统治者的权力象征――宫殿和陵墓的扩大化。第四章“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作者重点考察了家族墓地这一最常见的“纪念碑”，通过对墓志铭和画像石的研究，作者表达了他对于这两件事物的认识：通过相对固定的形式甚至内容，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期望，以展现出资人的情怀。第五章“透明之石：一个时代的终结”，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反书”，是不是当时的人们只是觉着好玩才反书文字？作者认为并非那么简单，反书暗含着一种对来世的想象，将铭文反书可以把人们的想象带到另一个世界，由此表达出当时的辩证认识论。从此以后，时代发生逆转，艺术作品也呈现出了新的形式。本书内容丰富，深含作者的写作理念，做到了有始有终，语言晓畅，逻辑清晰，是一部优秀的学术性著作。
然而，巫鸿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研究范式的影响，即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进行分析，将中国古代的各种纪念碑归结为社会需要、经济需要、政治需要，于是便有了贝格利对他的批评。
贝格利是一位典型的西方学者，他为维护西方的价值理念，对巫鸿进行了言辞恳切的批评，从那篇文章的产生来看，巫鸿确实是触犯了他内心中的某些信仰。但是贝格利终究也没有对巫鸿做彻底的批评，对书中的某些观点他只作怀疑，并没有推翻巫鸿的逻辑，言辞虽然严厉，但还是给巫鸿留了“面子”的，他只是就巫鸿理念层面的“不达标”批评之。
而我们再看巫鸿对贝格利的答复，上来直接就说贝格利的批评是“病态的”、“含有敌意的”，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人身攻击”。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巫鸿，因为他是一位从中国前往美国的学者，必定会受到中国习俗的影响，不过这件事情之所以闹得如此轰轰烈烈（李零：《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可能就是因为巫鸿对其他学者的批评做了回复，这是容易引发学术争论的做法，这在中国比较常见，但在西方，人们可能会设法避免。
我想，美国学术界之所以没有人对他人的批评作出回答，可能是为了不影响视听，而且依美国人的性格，他们不知道会争论到何种程度――不只是局部战争（科索沃），可能会是世界大战了，所以，大家都保持沉默。不过，巫鸿的说法、做法也可以理解，这在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劝架似地发言稿中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读过巫鸿的这部著作，感觉不太像西方样式的学术著作，因为西方样式的学术著作以大胆而著称。读完“纪念碑性”一书，自我感觉还是蛮平静的――比较接近中国的学术著作，当然它比中国大陆的产品要好得多。
中国学术注重知识的丰富性，而西方的学术则更注重理念的创新，所以当下还缺乏一种普遍的共识，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亨廷顿在20年前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译.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孙晓义，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2009级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