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儿女为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子妇，超宗谓丹杨尹李安民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安民具启之。上素恶超宗轻慢，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弹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于道赐死。以彖语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弹彖轻文略奏，挠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锢十年。
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夏天，南朝著名诗人谢超宗在流放越?（今四川西昌东南）途中，途经豫章（今江西南昌），豫章内史虞?通知他：“接上峰命令，要你在此地了断自己的性命，但可以保留全尸。”（《南齐书?谢超宗传》）一代才子谢超宗就此毙命他乡，与其祖父谢灵运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
只要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人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古代大凡有几分才华的文人，多半喜欢议论朝政，讥刺权贵。这本来就使专制统治者很不舒服，而这些文人说出来的话，发表的议论，还往往一针见血、不留余地，叫人受不了，因此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多半是很不妙的。谢灵运和他的孙子谢超宗，就是这么一类人。
谢超宗不仅在文才上可以与其祖父谢灵运比肩，而且在恃才傲物、讥刺权贵上也有点“灵运复出”的味道。他“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他在南朝刘宋政权中任尚书左丞中郎时，“以直言忤仆射刘康”，被贬为通直常侍。到了南齐，这个脾气仍不改，不仅经常讥刺大臣，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一次齐高帝萧道成召见谢超宗，谈起讨伐北魏、收复失地之事，显得踌躇满志，不料谢超宗一盆冷水当头泼来：“北魏犯边已有数十年，现在就是如来佛再世，也照样没办法！”大大驳了萧道成的面子，扫了他的兴，不久即被贬为南郡王中军司马。谢超宗不接受教训，继续怪话连篇，戏称自己是在做“司驴”。萧道成闻言大怒，彻底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连“司马”也做不成，并规定十年内不得起用。还好不到十年，萧道成便死了。齐武帝萧赜即位，让谢超宗主持编纂国史并兼任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领记室，也就是兼任竟陵王的私人秘书。谢超宗仍不知痛定思痛，吸取教训，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继续发表一些不三不四、极不负责的言论，其中有些话，不仅说得非常大胆、露骨、放肆，而且不分对象、时间和场合，简直到了胡说一通、乱说一气的地步。在专制体制下，像谢超宗这样的性格脾气，这样的口不择言，最后不落个悲惨结局才怪呢！
比如齐武帝萧赜为了建立威权，大杀功臣，接二连三把吏部尚书江谧、散骑常侍荀伯玉、车骑将军张敬儿等人杀掉，搞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大家如履薄冰，噤若寒蝉，谢超宗却用刘邦兔死狗烹的例子，阴阳怪气地对丹杨尹李安民说：“去年杀彭越，今年杀韩信，你打算怎么办？”谢超宗讲这些话，无非是发发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哪有什么政治目的。但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环境氛围，哪能容许谢超宗如此胡说八道？而他所诉说的对象又恰恰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李安民！他当即向齐武帝打了小报告，并添油加醋地说谢超宗企图鼓动他一起造反。有笔无剑的书生谢超宗能够造反？这不是白日说梦话、纯粹是一派胡言吗！然而齐武帝偏能听进这样的谗言！他对谢超宗早就生了杀心，现在李安民正好提供了杀谢超宗的有力证据，于是立即命令中书郎兼御史中丞袁彖搜集整理谢超宗的“反动言论”，并将其弹劾下狱。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职责是监察百官、整肃风纪，袁彖既然兼任这一职务，齐武帝要他起草弹劾谢超宗的文字材料，当然不能推辞。接受任务后，袁彖按照齐武帝的要求，非常尽心地工作，很快就把材料整理好了，然后交给廷尉，作为审讯判案的依据。据说，谢超宗见到这份起诉书后，胆战心惊，一个晚上头发全白了，说明这份文字材料在罗织罪名方面，功夫确实了得。审讯结果，将谢超宗流放越?，并于途中赐死。
李安民为什么要告谢超宗的黑状，将他置于死地？历史上没有提供具体的说法，我们不好乱猜。他也许是有意陷害谢超宗，也许仅仅是为了自保，因为在当时那种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中，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而谢超宗这种喜欢口出狂言又口无遮拦的人，在常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与这样的人接近，不能不小心谨慎，多长个心眼。谢超宗却无所顾忌，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倒是图了一时痛快，可是听他胡说一气的人，却不能不考虑直接后果，为了自保，也为了与谢超宗划清界限，他们向皇帝全盘交代，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谢超宗祸从口出，归根结蒂还是要怪他自己，这从当时的人不责怪李安民卖友求荣，却说谢超宗“根性浮险，率情躁薄”，也可以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李安民听谢超宗胡说一通之后，也不分析考虑他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就向齐武帝打小报告，并诬陷他鼓动造反，最后将其置于死地，也是千不该万不该的。
非常有趣的是，谢超宗的案子尚未完全了结，霉运紧跟着就缠上了袁彖。原来，齐武帝虽然最终采用了袁彖写的那份检举揭发材料，却认为此文“语不刻切”，也就是用语不够严厉深刻，于是怀疑袁彖有意避重就轻，玩弄文字，曲解国法，姑息坏人，因而下令左丞王逡之上奏弹劾袁彖“轻文略奏”，并将其官职免除，禁锢十年，不许录用。袁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就成了一只捕蝉的螳螂，早被躲在身后的黄雀给盯上了！袁彖受命起草公文弹劾别人而又被别人所弹劾，便成为古代公文写作史上非常有趣的事件之一。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几十年前的“文革”期间，才会出现。
为了让读者了解袁彖的奏文是怎么“轻文略奏”的，我特将袁彖弹劾谢超宗和王逡之弹劾袁彖这两篇“奇文”抄录下来，以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读读。
袁文是：
风闻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根性浮险，率情躁薄，仕近声权，务先谄狎。人裁疏黜，亟便诋贱；卒然面誉，旋而背毁。疑间台贤，每穷诡舌；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
辄摄白从王永先到台辨问“超宗有何罪过，诣诸贵皆有不逊言语，并依事列对”。永先列称：“主人超宗恒行来诣诸贵要，每多触忤，言语怨怼。与张敬儿周旋，许结姻好，自敬儿死后，惋叹忿慨。今月初诣李安民，语论‘张敬儿不应死’。安民道：‘敬儿书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语？’其中多有不逊之言，小人不悉尽罗缕谙忆。”如其辞列，则与风闻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
超宗少无行检，长习民慝。狂狡之迹，联代所疾；迷?之衅，累朝点触。?容扫辙，久埋世表。属圣明广爱，忍祸舒慈，舍之宪外，许以改过。野心不悛，在宥方骄；才性无亲，处恩弥戾。遂遘扇非端，空生怨怼，恣嚣毒于京辅之门，扬凶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国章何寄？此而可贷，孰不可容？请以见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领记室。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简奏，臣辄奉白简以闻。
王文是：
臣闻行父尽忠，无礼斯疾；农夫去草，见恶必耘。所以振缨称良，登朝著绩，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荣名者也。
今月九日，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启弹征北谘议参军事谢超宗，称：“根性昏动，率心险放，悖议爽真，嚣辞犯实，亲朋忍闻，衣冠掩目，辄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处劾虽重，文辞简略，事入主书，被却还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简，始粗详备。厥初隐卫，实彖之由。
寻超宗植性险戾，禀行凶?，豺狼野心，久暴遐迩。张敬儿潜图反噬，罚未塞?，而称怨痛枉，形于言貌。协附奸邪，疑间勋烈，构扇异端，讥议时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轻文略奏。又弹事旧体，品第不简，而衅戾殊常者，皆命议亲奏，以彰深?。况超宗罪逾四凶，过穷南竹，虽下辄收，而文止黄案，沉浮互见，轻重相乖，此而不纠，宪纲将替。
彖才识疏浅，质干无闻，凭戚升荣，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厉情，少酬恩奖，挠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纠正邦违，式明王度？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辄摄曹依旧下禁止视事如故。
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虽承禀有由，而初无疑执，亦合及咎。请杖督五十，夺劳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尽，启可奉行。
侃奏弹之始，臣等并即经见加推纠，案入主书，方被却检，疏谬之?，伏追震悚。
两文均见《南齐书?谢超宗传》。
认真审读这两篇奏文，开始我还以为袁彖的文章很有可能是“风闻”两字写坏了，因为所谓的“风闻”，就是“道听途说”的意思，而将“道听途说”的东西拿来作为弹劾的依据，自然难以站住脚了。不过袁彖紧接着又写了谢超宗的门生王永先的证词，以此证明谢超宗确有“讪贬朝政”“腹诽口谤”的事实。既然如此，所谓“风闻”云云，无非是文章的一般写法，以此作为文章的起句而已。那么，齐武帝为什么会认为袁文“语不刻切”呢？不但我看不明白，而且连奉命弹劾袁彖的王逡之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因为从他的奏文里，也找不到袁文“轻文略奏”的依据是什么。袁文顶多就是写得比较简略而已。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不一定正确，读者诸君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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