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刊诗话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它生成于近代传媒，产生了新变，但也却与传统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思想、艺术和体例、风格等各方面都是直接继承古代诗话而有所发展，并受到了传统诗学的深远影响。这种深层影响不但体现在近代报刊传统型诗话中，也体现于革命诗话、闺秀诗话和滑稽诗话等特色报刊诗话中。
关键词：近代报刊；诗话；传统诗学；新变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54-05
近代报刊诗话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过渡型诗话，它的思想、艺术和体例、风格与传统诗话有着直接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特质。就诗话这一体裁的规范来说，近代大多数报刊诗话应属于传统诗话范围。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化和报刊自身的特点，也使得这些诗话较多延续了诗话记事体例，带有很强的以诗存史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更能反映出近代知识阶层对文学的期待视野，以及由此而来的报刊登载模式与诗话体制。这种深层影响不但体现在传统型诗话中，也体现于革命诗话、闺秀诗话和滑稽诗话中。
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报刊事业率先进入近代化阶段，一批外报像《六和丛谈》《中外杂志》《万国公报》《小孩月报》等相继落户申城；19世纪90年代，上海已然成为全国报刊中心：此外，上海的新书馆也达到一百多家，像墨海书局、清心书馆等外国教会所属的出版机构对报刊的发行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报刊的内容也由宗教性宣传向综合性新闻方向转变。1861年11月，上海第一份商业性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立，其内容主要是报道新闻、传递商情，并为后来的商业性报纸树立了典范；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发行人美查就公开宣布：“本报之开馆，于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正是出于商业盈利目的，美查尽最大可能使《申报》本土化。为了打开销路，他曾先后聘请赵逸如、席裕祺等买办负责经营业务；蒋芷湘、蔡尔康等任主笔；何桂笙、钱伯昕等襄理笔政。对于编辑业务他也从不过多干涉，认为“本馆虽西人开设，而秉笔者皆华人，其报系中西人所共成者”。这种办报策略不但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使得《申报》中国化色彩更为浓烈，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吸引知识阶层的关注，《申报》以“概不取值”的标语广泛征集竹枝词、书评、剧评、人物小传等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这在稿费制度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是极具吸引力的，并极大刺激了报刊文学的繁荣景象。总体看来，虽然这些文艺作品多描情写物，充满着对洋场畸形繁华的新鲜感和自豪感，就其内容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社会意义，但这种方式却把传统文学与现代传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但为现代传媒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也为传统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此后近代文学与报刊之间拥有了难以割舍的亲密联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是在商业氛围的刺激下，《申报》刊印了中国第一份专业性文学刊物――《瀛寰琐记》。这也标志着中国本土化文学杂志正式登上近代历史舞台。《瀛寰琐记》是月刊，每册也只二十四页，并且还是作为附赠品而存在的，但它对近代期刊的影响却实为不小：其不但开文艺性杂志先声，也对近代报刊诗话的刊载有着首创之功。1873年8月，《瀛寰琐记》第一次刊载了诗话作品――《蝶梦楼诗话》，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报刊诗话，并对报刊诗学的发展开启了先河。《蝶梦楼诗话》属于记事兼论诗的传统型诗话，其简短的篇幅又体现出报刊文学的主要特征。它主要以随笔形式记录了浙江慈溪县丞邓恩锡的才能和诗作。并兼及其夫人于懿、子邓似周(名濂，工词)的文学成就，是类似诗歌体性质的诗人小传。邓氏“客久渐平高世想，官卑空抱济时心”对于屡试不售的感叹似乎成了对科举制本身的攻讦，而他的书写方式似乎也在有意无意间传达着对皇权与官僚政权的离心。此后，许多的诗话作品如沙仁寿《东洲诗话》、梦隐《爽籁阁诗话》、朱陶勤《勤补斋诗话》等从内容和体例等各方面都与之相似，它们一方面以诗歌抒发国事衰微、人世沧桑的社会苦难，希望以此来唤醒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因而显得苍凉悲壮；另一方面又主动传承国粹意识，注重温柔敦厚之旨，以图发扬国光。从中不但可见近代知识阶层的人文思考，也折射出传统诗学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正因如此，这些传统型诗话多继承了诗学的正统性和严肃性内涵，并以诗歌为抒情工具和战斗武器反对雕章琢句之作，表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思想(近代报刊诗话也以此为基本标准)。虽然这对诗歌艺术探讨会产生诸多制约，但却是报刊诗话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复古理论为什么在近代受到如此重视的主要原因。这种书写方式明显是自传统诗话而来，对近代前期报刊诗话的影响尤为明显。如《芳菲菲馆诗话》开篇即指出：
诗词之溺人，有甚于声伎，岁颇以此煎其脑，既辄悔之。……入世以来，叠经丧乱；身世凄凉，集恨成海。当抑郁悲愤，或劳倦困苦之余，又未尝不借以自排遣。特性既善忘，中心所爱好者，亦鲜能毕举其词，错落脱漏，殊以为恨。爰就所能，记忆笔之。嗟乎!余身固多嗜好，年来痛自抑塞，删除殆尽矣。是区区者，怠将纵之，陶性适情，或犹愈于其它之游戏欤!
这不仅是作者对于诗歌的态度，更是近代知识阶层对于其创作心态的自我表白。社会的动乱使得作者无心于诗词创作，但经年的动乱又刺激了作者的“抑郁”“劳倦”之情以借诗自遣。可见近代知识分子对诗歌爱之不忍，弃之不能的矛盾态度，乃是来自诗人本身，也决定了他们对于诗歌的改良心态乃又一次朝向“有为而作’’的思路。这种诗学思路使得报刊诗话超越了“话诗”本身，从而染上了浓烈的悲壮色彩，同时也刺激了诗话创作厚古不薄今的双重心态，为它的自身发展带来了时代活力。
民国成立之后，知识阶层对传统诗学的精神迷恋仍是十分深厚的。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传统士人：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化积累，又受雇于近代商业社会从事文化事业的再生产和传播，但士大夫引以为豪的“载道”精神和“经世”思想并没有随之而骤然消亡，反而成为近代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普遍的诗学思维影响下，近代国粹主义思潮的流行也实属必然；即便是以抒写“儿女情长’’为主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亦在娱乐消闲中劝惩世人心，在传承新文明中固守旧道德，以‘‘逞笔端之褒贬，作皮里之阳秋；借乐府之新声，写古人之面目”。这种矛盾心态不但造成了近代文学的双重性质，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复古潮流，也为报刊诗话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像《消闲钟》《小说新报》《小说丛报》《小说月报》等鸳蝴派报刊都有大量传统型诗话刊载，可见传统诗学在近代报刊诗话中仍占据着主流地位。
近代报刊诗话中关于艺术方面的探索，也无不彰显着传统诗学的强大魅力。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近代诗人能在充分吸收古代诗话和西方文明的基础 上作出更为深入的艺术探讨，而报刊等传播媒介为诗话艺术的探讨提供了诸多可能和便利。像《澹园诗话》《诗法津梁》《论之作法》《读诗卮言》《等闲斋诗话》等作品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诗人、诗体、诗法、诗境、诗风等艺术层面；而《翠翟论诗》提出“诗至于今日极衰而复盛”的观点可谓眼光独到，基本抓住了近代诗话的本质。对于近代诗歌而言，它有着传统诗学所未有的新探索和多元化发展路线，但在总体范畴上却无法超越传统诗话的藩篱。此外，近代报刊诗话对杜甫崇拜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传统诗学影响下的理论再现。
近代以来随着宋诗运动的兴起，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派、陈三立为代表的江西派、以陈衍为代表的闽派都以专尚宋诗为旨归，他们对于宋诗的褒扬也使得报刊诗话再一次中兴了日趋冷落的杜甫崇拜现象。像《读杜随笔》《一钵盒诗话》《赭玉尺楼诗话》等作品，都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对杜诗的崇拜；吴玉春《小鹿樵室诗话》更是把杜诗看作包举各体和继古开今的典范之作，认为“子美集中贺奇、同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表现出热切的崇拜之情；甚至艳体诗也有比附杜诗的现象，如杨南村认为“次回诗虽不能如老杜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然灵思绮笔亦足成一家”。也通过与杜诗或多或少的联系来为艳体诗的合法地位正名，也从侧面反映出杜诗的“广大教化主”形象已经深入近代诗坛。此外，近代报刊诗话在尊杜思潮中对忠君爱国心声的呼唤恰恰说明了士大夫文化心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及由此而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自觉追求和论诗宗旨所在。
近代社会文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文学也交相杂糅，呈现出争鸣之势。作为近代重要的文学势力――革命诗话，也无不受到传统诗学的深远影响。由于革命派从开始就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国父孙中山所云：“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另一方面，这些革命党人在治国理念上，主张以暴力革命来推翻清政府；在文学观念中，又力倡保存和发扬国学，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态度。正因如此，革命党人同样重视报刊诗话的作用，并创作了像《粤西诗话》《旧民诗话》《爱国庐诗话》《迷阳庐新诗品》《小奢摩室诗话》等几十种革命诗话。总体来看，此类诗话作品多爱国之情，慷慨之音，并以新思想入旧风格中，具有明显的“诗界革命”特征；但比之维新派作品，此类诗话笔带锋芒，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高调的民族主义倾向。《云南》杂志发刊词曾明确提出：
同等人抱此宗旨，誓竭诚效死以输入之、传布之、提倡之、鼓吹之；或正论、或旁击、或演白话谋普及、或录事迹作例证。东鳞西爪，尽足勾稽；断简灵篇，亦寓深意。
这也是革命派对于报刊诗话的普遍态度，他们往往利用一切诗学资源为革命宣传服务；甚至力图从民族文化中极力发掘新思想，为蓬勃发展的革命造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可见革命派虽然反对文化专制，但却并不反对传统文化本身，且把它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图触动国民的感情，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但他们过度把诗话创作绑在功利的战车上进行高速运动，难免也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纵观革命诗话，他们的诗学宗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革命派诗话多以复古为宗，普遍重视“言志”的诗学传统。革命派诗话多着眼于诗歌社会功效，对复古理论多有新的开拓，这与革命派的文学宗旨是高度一致的。正如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所云：
诗贵乎复古，而固不刊之论也。然所谓复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今之作诗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二病在泥古。要之，二者均无当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虽已至新之词呆点缀之，亦不为背古，谓真能复古可也。故诗界革命者，乃复古之美称。
可见作者论诗虽然以复古思想为宗，力图通过继承和发扬诗歌的优秀传统来保存“国魂”；但与以往复古理论不同的是，他们的复古理论乃是以复为变，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因而，革命派诗话往往会走“以韵语发挥种族思想”的路线，这也使得诗话本身所具有的诸多功能突破了诗歌的理论化形态，从而带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学功能。
其次，革命派诗话重视诗品和气节，具有明显反满排清思想。在众多革命派诗话中，几乎都会提及的传统诗学理论即是对“诗品”的关注。因而，这类诗话多记录历代忠孝节义之士的诗歌，像民族英雄岳飞、戊戌六君子、诸多牺牲的革命党人等的事迹及其相关诗作屡屡被提及。如《迷阳庐新诗品》对刘光第之诗情有独钟；《黍离诗话》则专门辑录宋、明之际具有民族气节诗人的创作，以通过鼎革之际的黍离浩叹唤醒汉民族蛰伏的痛楚，重新激发世人“驱除鞑虏”的民族情感；《革命诗话》也是专门为革命志士而作，其中既有为变法而牺牲的林旭、谭嗣同等人的诗歌，也有为辛亥革命而献身的英烈黄钟杰、何铁笛等人的创作，并以此来“振发国民精神”，这其中也无不打上了传统诗学的烙印。
最后，革命派诗话重视诗歌的“用意”，具有开放性的诗学观。革命派前期的诗话作品虽然以复古为旗帜，但往往突破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变雅之声为正音，以之“为民国骚雅树先声”，前期的诗话作品如《无生诗话》《小奢摩室诗话》《天风庐诗话》等都有此理论预设；后期的诗话作品则在重视阐发思想的同时，也从多层面、多角度对诗歌的艺术进行探讨。《绿静轩诗话》所谓“诗贵用意，尤贵自标新谛，不拾前人牙慧”，正是此时期革命派诗话的艺术总结。相对而言，革命派诗话多重视性情之笔，也欣赏多种艺术风格。他们对马君武诗的“豪放沉郁”，汪精卫诗的“凄婉悲慨”、吴绶卿诗的“俊逸雄杰”、唐常才诗的“浓艳清新”、吕惠如诗的“哀感沉挚”都给予充分肯定；即使革命派诗人内部也有各自不同的诗学倾向。这种开放性诗学观不但与革命派诗人的宗旨相关，也是对传统诗学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这些革命派诗话作品往往“外之既不厚于世界文化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不但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深入，妇女的地位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作为妇女文学的典型代表，闺秀诗话也在报刊中大量出现。据笔者统计，自民国建立到“五四”之前的八年时间里，近代报刊就登载了近四十种闺秀诗话，其数量足与有清一代的闺秀诗话相抗手。近代报刊闺秀诗话在清代闺秀诗话的基础上扩展了闺秀创作的新空间，保留了大量民国闺秀诗人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新时代的女性既有旧文学才华又具新民思想，成为女性意识觉醒之初的领军人物。诗人的褒扬无疑会推动妇女地位的社会影响，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对女性意识的张扬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文人及近代知识女性中，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男权阶层的认可；即使像革命家章炳麟等人竟也对自己亲女殉夫的行为表示支持，足见妇女解放远比想象中要艰难的多。而且多数女性 群体对这种宣传显得并不热情，秋瑾“知音寥寥”(《致徐小淑书》)的感叹则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正因如此，像《桐荫丽话》《评兰室诗话》《两株红梅室闺秀诗话》等出自闺秀诗人的作品也在有意无意地传递着作为处在“三从四德”之内的贤妻良母形象，并把德才兼备的闺秀诗人当作理想性典范来对待。
男性诗人对闺秀诗话的创作，也掺杂着较为浓厚的传统意识，更能体现出传统诗学的近代扩张。像《女艺文志》《今妇人集》《苎萝诗话》《苍崖室诗话》等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复古”色彩。这些报刊诗话在对近代知识女性褒扬之时，又常常带有些许恐惧和压制的心理。因而，他们往往试图从旧文化观念出发来遏制、束缚她们，又通过诗话来宣传“三从四德”的妇教观，以诱导她们不要对男权社会形成严重的挑战，从而小心翼翼地将其引导并限制在传统道德框架内。如《今妇人集》在赞美近代知识女性的同时，也在大力宣扬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女性的德烈观念，表现出男性文人的矛盾和不安心态。如其“何爱文”条所云：
何爱文，字景秋，江苏金山县之五区头乡人，事父、事继母、事祖母能曲尽孝道。曾肄业景贤、钦明二女校，行冠侪辈；以父母多病，不能尽竟其业而去。民国二年三月，其父病剧，药石无效。中夜，彷徨背人，刮股肉和药以进，终不能愈。积哀成毁，至于十月二而卒，吾友姚光为之作传。
作者对何爱文以“刮股肉和药”的行为表示赞许之情，并为辑入《今妇人集》，可见当时大部分女性对旧道德的潜移默化还是相当自觉，男性文人也对这种自残行为相当认可，视为孝道的表率。实际上，姚光在《何爱文传》中也认为；‘‘圣人设教，一本《中庸》，然过情而出于正，岂不尤贤哉!况观女士行修于家，又岂激发于一时之所能者哉!”他对近代女性的态度仍希望其以家庭为重，而这种自残的行为更能体现出圣人所设立的伦理思路，所以显得“尤贤”。可见男性群体对这种悲剧的矛盾心态和摇摆不定，不但表现了他们对于女性意识的微妙心理，也充分表达出近代知识阶层喜新恋旧情结的双重性和复杂心态，其背后所支撑的仍是传统诗学的固有内核。
四
近代报刊诗话的一个发展方向即是对娱乐性的追求，这不仅是其不同于传统诗话的重要内容，也是由于报刊本身的特点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文学风气转变等因素综合而来的结果。王次回《疑雨集》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并引起报刊诗话的广泛争论即是这一综合结果的文学产物。有人从诗教观点出发极力反对之，认为“(王次回)诗格既不高，而淫气满纸，直是描摹秘戏图耳”；但也有人认为“不知作者有不得志于世不能显言，因托绮罗脂粉之旨，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有人从诗歌艺术角度出发，认为“(其)固有伤大雅，然佳者亦能使人之意也消”。不论如何，这种对娱乐文风的引领和推动使得近代报刊诗话中的娱乐性因素日趋扩大，并推动了滑稽诗话的产生和发展。
从现有资料来看，滑稽诗话出现时间较晚，大多集中于1914年~1919年之间；其作品数量也相对较少，只有二十多种诗话刊载。像《游戏诗话》《芙影室滑稽诗话》《还自笑庐滑稽诗话》等作品主要以嘲讽为主，其讽刺对象既有清末官场、科举士子、民国议会、当下时局、学究道员、爆发商人：也有乞丐、假名士、驼背者、负债者、迷信者、留辫者、吸食鸦片者等可笑之人，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作者也通过诗话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如政府外交的失败、旧风俗的铺张、以新名词为时髦等社会事件加以关注，并对其可笑之处毫不留情地极尽挖苦之能事。如姚民哀《也是诗话》中“新名词”条所云：
自有所谓新名词以来，文字价值为之贬削不浅，忠厚者犹尊之为国粹革命，实则斯文道丧，殊深浩叹。囊见某杂志有自号滑稽生者，曾集新名词成五律四章，即以嘲之好用新名词者。其一云：“处处皆团体，惹人有脑经。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淘汰，何处定方针。”
作者通过诗话嘲讽了假名士满口新名词的滑稽行为，并在滑稽之笔中流露出严肃的社会思考，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滑稽诗话背后的这种严肃人文思考，正是传统诗学“刺政”传统在近代社会文明的延续，它带来的不仅是戏谑和玩世的放诞不羁，其中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沉的反思。由于滑稽诗话的特殊作用，也使得一些诗人开始为滑稽诗学正名，这以蒋著超《蔽庐非诗话》为代表。他认为：
歪诗之谑者多矣，然虐者更多，曷谓之?“虐”以《正义》解之，即“无理取闹”之谓，非其所谑而虐之也。余谓“虐”字当做“刻”字解。特刻者，则言非逾份，有寓深于浅之旨；至于虐，则多逾份之言，其状态近乎刘四一派。余弟昂孙常谓余：“忠安石、秦桧、严嵩、魏阉辈歪诗中独未之见，则知若辈之无理取闹，非有心于骂人。”明矣；余友李戆谓余日：“我辈文章已见妒于宰官，不复能得其效用。区区爱国心，亦惟以诙谐出之。”
蒋著超着眼于滑稽诗话的文学价值，并对其“寓深于浅之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是传统诗学影响下的文学思维使然。实际上，滑稽诗话以嘲笑为主要特征：“嘲”是其内核，嘲讽一切可以嘲讽的人和事；“笑”是其努力方向。因而，此类作品在给世人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希望能引起他们的警醒。不可否认，滑稽诗话在嘲弄和搞笑中也多少存在着一些孤芳自赏的味道，并在近代文化浪潮中隐现着旧式文人的名士风范。这种新旧之间的微妙结合，也使得滑稽诗话在亦庄亦谐中传递着近代报刊文学不中、不西的异质文明。
综上所述，近代报刊中的主要特色诗话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传统诗学的强烈影响。从总体来看，不同时期的不同诗话作品都有自己特定的阅读和批评对象，其背后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功利性因素在支撑。如《闻鸡轩诗话》自云：“非为一二朋好作，实为当代诸诗人而作也。”实乃为维新派诸诗人写生：《磨剑室拉杂话》所谓“一代有一代之风气，即一代有一代之诗派”乃是革命派为民国诗坛树先声的用心所在；《绿蘼芜馆诗话》曰：“有句皆香，无字不妍。”乃是“窗问拈笔写蛮笺”之闲情使然。不同功利因素和审美倾向共同作用于诗话的创作，并与报刊自身的特点相结合，从而造就了近代报刊诗话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不论是传统型诗话，还是革命派诗话、闺秀诗话、滑稽诗话等不同类型的特色诗话作品，都是在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近代报刊文学中得以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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