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香港有一所精致的洋房，门口有巡弋的警卫 香港浅水湾是一处依山傍海、环境幽雅的地方，在海湾散落的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别墅中，有一座红砖洋房十分醒目。不时在门口巡弋的警卫，让人感觉到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这座别墅的主人，就是当年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长、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
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胡汉民，寓居香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与蒋介石的“约法之争”――一场导致国民党内讧的风波，仍让他胸愤难平。
1927年至1931年的中国政坛，可谓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在此背景下的国民党内部斗争也错综复杂。虽然此时胡汉民与蒋介石在反共和消灭北洋军阀上形成一致并联手合作，但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上升，领袖统治欲望的增强以及出现的独裁端倪，胡、蒋原本脆弱的联合便出现了危机。
蒋介石认为，中国多年来之所以陷于支离破碎的地步，根源在于“醉心于民主政治”，必须实行“强有力的政治独裁”。而身居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则不以为然，他极力宣传“以党治国”。当然这与他在军事上没有实力而在党内却有一定影响力有关。
既要支持蒋介石打败其他军阀，又要限制蒋向党务、政务伸手，这是胡汉民的如意算盘；既要胡汉民等政客支撑门面，稳定后方，又不能使他们成为最终攫取政权的强大障碍，这是蒋介石的良苦用心。两人同床异梦，各有所思。
胡汉民刻板苛求的性格，使他在国民党内几乎没有什么可信任的朋友，大多数人都对他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的个性十分鲜明，褒之者曰：秉性耿直、刚正不阿，有书生本色；贬之者则称：心胸狭窄、盛气凌人、刻薄冷漠等。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蒋军胜利在望。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称：“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议会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日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胡汉民并没有附和蒋介石，他把制定约法同违背总理遗嘱联系在一起，提出孙中山遗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根本法，为任何人所不能违悖的，如有人违悖，那只有讨伐，更不容有异议了。”
对于胡汉民的咄咄逼人，蒋介石自然是不甘心的。他要通过一部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约法。而胡把反对制定约法当成制止蒋介石攫取更多权力的关卡，拼力相争。由此，“约法之争”的内涵已被扩大。
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则采取了先发制人的非常手段。
1931年2月28日，在接到蒋介石晚宴的邀请后，胡汉民乘车准时抵达总司令部。但等待他的不是美味佳肴，而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首都警察厅长向他宣读了早已罗列好的罪名：反对政府、破坏行政、运动军队、抵制约法。胡汉民如五雷轰顶，没想到蒋介石敢这样对自己下手，并且动作如此之快，之后遂被软禁于汤山，并被迫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
蒋介石原以为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即可高枕无忧了，却不料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胡被扣的消息传出，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海外党部、华侨团体纷纷来电询问真相，表示不满。亲胡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率先辞职，并联合邓泽如、萧佛成、林森在广州以四监委的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
四监委的通电揭开了反蒋的序幕。继之，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数人亦联名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限令蒋介石48小时内下野，并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月，反蒋派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另外成立“国民政府”，自立门户，同南京对垒。民国史上的“宁粤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随着广东方面对蒋介石的施压，胡汉民的处境也出现了变化。国民党中常会敦劝胡出席国民会议。蒋介石也被迫“屈尊”探望，并表示“大江东南、山明水秀，处处可由胡自择”。
胡汉民由此获得有限的自由。他随即离开汤山暂住南京双龙巷。不久，在孔祥熙的劝说下，他又搬进了香铺营孔寓。
宁粤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早已垂涎中国东北的日本似觉有机可趁，遂悍然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敌当前，宁粤双方均示和意。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回到南京，派戴季陶、吴稚晖、邵元冲“敦促胡汉民视事”。此时被软禁的胡汉民已成了蒋介石手中一块欲弃不能的“烫山芋”。他急于想让胡在公开场合露面以了结此事。但胡则坚持不出。
宁粤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粤方代表提出先释放胡汉民到上海，粤方代表才启程北上。宁方赴广州代表陈铭枢携带粤方给胡汉民的信由广州返宁，他对胡汉民说：“介石已有意送先生到上海了，我看先生要快些走，一迟怕又要变卦。”
南京城郊的中山陵，傍山而建，气势雄伟。10月的一天，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前往中山陵见蒋。蒋、胡选择中山陵见面是颇费苦心的，双方都不失面子。更重要的是含有在先总理面前尽弃前嫌、同舟共济之意。当然，见面后双方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次日，胡汉民结束了9个半月的监禁生活，乘铁路局专备车离宁赴沪。不久，粤方代表汪精卫等一行100多人到达上海。继之，蒋介石从南京飞往上海。被称为国民党“三驾马车”的蒋、胡、汪自1925年胡汉民因涉嫌廖仲恺被刺案出访苏联后，6年来首次相聚。当然，彼此的握手依然不能改变他们的貌合神离。
蒋介石试图做出一些姿态，他称“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但胡汉民对蒋已有很大戒心，他私下与汪精卫结成联盟，约定寻找有利时机逼蒋下野，合力改造国民党。
然而，突然变化的形势打破了胡汉民的计划。原来，按照上海和会的协议，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四全大会”。而在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却后院起火，临时凑合在广州的各官僚、政客和地方军阀将会场视为权力角逐场，终因文争武斗导致休会。广州方面一致电促胡汉民、汪精卫回粤主持。胡不愿卷入粤方内讧，他电复粤方“四全大会”：“宿病未愈，难遽离沪”，并表示“汉民虽未到会，然精神意志无时不与诸同志一致。”
粤方“四全大会”内讧愈演愈烈，导致孙科等负气出走。眼见分裂在即，马超俊等受命赴上海请胡汉民回广州，以便愈合广州内部此时日深的裂痕。胡汉民实在不愿介入，经极力推辞无效，最后他表态，只能赴香港，不去广州，若两派不能一致，他即去欧洲养病。
11月25日，胡汉民与同行的伍朝枢、马超俊等人匆匆告别了上海，登上南下香港的客轮。这匆忙间决定的行程，在胡汉民的政治生涯中画下了一条长长的分界线。
与汪精卫联手倒蒋，汪却甩开他捷足先登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与政治制度，在当时客观上成为国内重大矛盾的缓冲地。
抵达香港，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胡汉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但毕竟不能摆脱矛盾的旋涡。粤方“四全大会”的现状无时不在缠绕着他。于是，他即在香港与孙科、陈济棠的代表等商谈弥合分裂的办法。最终胡汉民经不住众人的怂恿，决定亲赴广州。
胡汉民的到来，给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粤方“四全大会”带来了希望。在他的左右协调、苦撑维持下，会议勉强继续下去。胡汉民在会议闭幕时有所指地称：“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随后，胡汉民领衔率粤方“四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虽怒不可遏，但面对粤方咄咄逼人的情形，只有采取拖期延宕的办法，试图从静观中寻找机会。
胡汉民则一鼓作气，不容蒋有喘息的余地。他率众发出最后通牒：如蒋到12月20日下午还不下野，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在蒋、胡对立中，胡汉民借助广州势力，逐步掌握了主动权。眼见逼蒋下野的计划在稳步实施，胡汉民以一种操纵全盘而自乐的心情返回香港。
回港不久，即传来了令他兴奋的消息。蒋介石于12月15日发表了下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本兼各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了蒋的辞呈，决定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胡汉民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本可与汪精卫合作掌控政事，但在关键时候他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胡汉民推出孙科出面组织责任内阁，而他自己则在幕后策划。这时的他既不愿出面负责，却仍对国事指手划脚，这就难免令很多人讨厌他、疏远他、指责他，原来对其处境的同情者也渐渐改变了态度。他在与蒋对立中的微弱优势亦已不再。
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在香港，汪精卫在上海，南京国民党中枢出现权力真空，吁请胡汉民同蒋、汪同时入宁主持的电报纷至沓来。而胡汉民是方针既定，千呼万唤不出来。当时他给国民政府代主席林森的电报颇能反映他这时的思想：
“出席大会（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义无可辞，惟日来血压转高，尚在百七十度以上，思虑固所不宜，旅行尤为戒忌。至对党政改革大计，日前曾电精卫、哲生（孙科）两兄，藉贡所见，今后仍当以在野之身献摅一切。”
胡汉民过去权力欲极强，但自汤山被囚后，即视官场为险途，每每谨小慎微，百般推诿，情愿以在野身份作旁观、挑剔、指责，而不愿身体力行去负责。
12月24日，酝酿已久却一直难产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终于在南京开幕。颇具意味的是蒋、胡、汪均未出席，却均被推选为三人常委。这是一种政治平衡的结果。此后，促蒋、胡、汪入京视事的呼声日高。为此，国民党中央特派元老人物于右任专程赴港迎胡汉民入京。胡汉民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饭店宴请于右任，虚以周旋，每每谈及主题则言他。于右任无奈直言告知此行使命，盼胡汉民以大局为重，不负同志信任。然胡汉民坚辞不为所动。于右任不便勉强，无果而返。
胡汉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以自己的不入阁来阻止蒋、汪入阁，而由新任行政院长孙科负实际责任，这样他仍然可遥控指挥，而实际驾驭政局。
与胡汉民坚辞不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片“敦请”声中，身居上海的汪精卫开始动摇了。他暗中与蒋介石沟通，准备联合入京主持。蒋介石也开始“抛彩球”给汪精卫，意欲拆散胡、汪联盟。他托顾孟余带信给汪，希望会面共商一切。汪一拍即合，同时致电胡汉民邀其共同参加。胡汉民即刻复电称：
“弟以为时局既经更新，则必使政府负实行政策之全责，而不宜陷之于无所适从的环境……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展开一新局势。”
胡汉民一厢情愿地希望以“在野之身”的绳索来套住汪精卫。但汪精卫此时已不受羁绊，他毫无顾虑地挣脱了没有约束力的框框，从“在野”向“当朝”运动。
在名闻遐迩的杭州烟霞洞，蒋介石、汪精卫进行了密谈，达成蒋主军、汪主政的默契。他们虽然也联名电邀胡汉民北上“共支危局”，但仅仅是冠冕堂皇的虚伪之言。蒋、汪联袂入京，迫使孙科辞职，汪继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胡汉民被抛弃、被愚弄了。他怒斥汪不守信用，没有道义。然而除了发牢骚外，他已无力控制局面，客观上他已被排挤出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圈。胡汉民被自己的绳索束缚住了，造成了如此悲哀的局面。
迫于无奈，胡汉民只有起而与蒋、汪决裂，他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
胡汉民真正成了国民党内的“在野派”。
土肥原拉拢未果，悻悻而回
“在野”的胡汉民没有消极遁世，眼见外患侵迫、东北沉沦、沪战继起，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怎能默然而息。此时他有诗云：
“……忍辱为廷议，开情致崩迫。
词客且哀时，将军谁活国？
我舟维自南，我马嘶向北……”
“我马嘶向北”，既是胡汉民在国难日深时的内心独白，又是一种强烈呼号。从此，他虽偏居香港岛，但却积极宣传抗日，此举给胡汉民的晚年增加了亮色。
胡汉民高度关注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的情况，当闻知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十九路军被迫放弃阵地奉命撤离后，他痛心疾首，立刻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大声疾呼“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同时呼吁“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胡汉民“集中民力抗战”的主张，在国民党要人中实在难得，但却受到蒋、汪的反对。汪精卫在徐州发表谈话，含沙射影地说：“在野不唱高调，在朝不讲软话。”表示依然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之后，蒋介石又在南昌称：“在匪未肃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为他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了具体注脚。
胡汉民仍然“在野唱高调”，他在香港创办的《三民主义月刊》成了这种“高调”的重要宣传阵地。胡汉民痛快淋漓地直抒胸意，毫不在乎蒋、汪之流是否入耳：
“今日之事如何？曰‘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在抗战问题上，胡汉民可谓旗帜鲜明。
胡汉民过去是个坚定的反共派，他把剿共与抗日、倒蒋并列为其晚年的三项政治主张。
然而这时却有了微妙的变化，胡的剿共论调明显少于抗日、倒蒋的论调。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他主张“抗日重于剿共”，甚至说“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
胡汉民滔滔不绝，句句都令蒋介石如芒刺在背。“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号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我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胡汉民与南京政府的不合拍，很快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尽管胡汉民力主抗战，但是日本人还是希望在胡汉民身上做点文章。日军侵华元凶土肥原衔命专抵香港会见胡汉民。胡汉民与土肥原的见面本来就很勉强，因不知其葫芦里卖什么药，故亦不妨一见。但当土肥原表示愿由日本政府帮助胡“出面组织健全政府”，以同南京政府对抗时，胡断然拒绝。他不卑不亢地说：“本人与蒋先生之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任凭土肥原怎样劝诱拉拢，胡汉民始终不为所动。土肥原无奈，只好悻悻而回。
土肥原的香港之行虽然拉拢胡汉民未果，但却给胡汉民造成了负面影响。胡汉民欲在香港另组政府之说一时颇为流行。许多人不辨真伪，将信将疑。胡汉民不得不为此发表谈话：“余努力革命四十年，从未借一地方某一部分之力量，期以贯彻余之主张，故余不效他人做占据地盘制造民众之事。”此番讲话，胡汉民虽然未明说，但目的还是很清楚的，借此冲洗土肥原给他带来的“腥味”。
但日本人并未因此放弃对胡的拉拢。之后侵华政策的策划者之一、日本大将松井石根又拜访胡汉民，怂恿其抗拒中央，并且保证在抗拒中央的情形之下，日本可供给款械。胡汉民态度肃然，厉声拒绝，丝毫未给这位骄横狂妄的日军大将留一点面子。
邹鲁充当说客，胡汉民无奈出洋
正当胡汉民在香港起劲地宣传抗日、反蒋时，出现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那就是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
然而，胡汉民又一次被自身的局限性束缚，这时的他已不是过去那个叱咤风云、自信自负、敢作敢为的胡汉民了，当真正需要他振臂一呼、勇负其责时，他却表现得怯于任事、忧柔寡断、畏首畏尾。
“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胡汉民均有较密切的私人关系。当他们在福州公开亮出“反蒋、抗日”大旗时，应该说与胡汉民有许多共鸣。事变前他们意识到，福建地处沿海，易攻难守，若要起事，必须与粤桂结盟，始能解除后顾之忧，另外考虑到胡汉民在抗日、反蒋上的号召力，故而将实行粤桂闽大联合、共同倒蒋、推胡汉民出面组织独立政府定为上策。
为此，蒋光鼐派人将《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带赴香港请胡汉民与李济深过目。之后陈铭枢、蔡廷锴又专程赴香港与胡汉民密谈。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胡汉民的冷淡与他们的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胡不愿出头露面，虽然他亦曾提出抗日、倒蒋主张，却不敢为实现这一主张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其时，掌有两广实权的陈济棠亦对联合反蒋持消极态度。他是既得利益者，控制两广已很满足，不愿在武力反蒋中失掉自己的势力范围。十九路军在无奈中转而与红军联合，酝酿发动事变。
关键时刻，与胡汉民同在香港的李济深毅然离港赴闽，并邀胡汉民同行，却遭胡拒绝。事变前一天，陈铭枢、李济深等仍给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发了电报，言辞恳切：
“今民族存亡，迫于眉捷，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主发动，嬴秦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定国安邦，沛公继起于后。今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
他们寄希望于胡汉民能像沛公刘邦一样，后起反秦而安邦。然而，等来的却是以胡汉民领衔，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邹鲁等联名的言辞激烈的指责电。除对福建方面“期申正义于天下”的行为表示同情外，指责他们“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焰，为患无穷”。要求陈铭枢等幡然改图，“以免尽入歧途”。
南京方面其时对胡汉民与福建的关系并不知底，见他们主张相近，且来往频繁，加之外间又有一些传闻，故显得比较紧张。蒋介石惟恐胡汉民与福建联手，将形成一股难以遏制的势力，故令吴稚晖给胡汉民发电：“谣传先生亦与有联（指“福建事变”），弟想事之荒谬，必不至此，务宜严绝，且加声讨，才不愧为总理信徒也。”胡汉民即刻反唇相讥：“弟生平行事，予天下人以共见，无劳注及。”
“福建事变”的发生，使得差不多已被南京方面遗忘了的胡汉民顿时身价大增。此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迎胡汉民入京，共负艰危”。何应钦也专电胡汉民“先生党国硕彦，群流敬仰，值此国难严重之秋，定生风雨同舟之感，务请克日命驾入京，共策国是。”
胡汉民对南京的拉拢同样给予冷遇。他在给何应钦的复电中，对宁闽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真如（陈铭枢）、任潮（李济深）等可责可罪，而南京政府则非其人。”他声明在这场争执中的态度是“以燕伐燕，吾为何劝，不直不见，舍我何伤”。胡汉民身在香港，对宁闽双方表现出了“超然”的第三者立场。他说：“余对宁闽抱绝对反对之政策，如宁方不能放弃其独裁卖国之政策，闽方不能痛改其叛党联共之谬举，则无言宁闽，不仅为本党之叛徒，亦为国人之公敌。”
胡汉民固执的第三者立场，令宁闽双方均瞠目结舌。
胡汉民由此开始孤立。他原赖以为基础的“南粤王”陈济棠也与他貌合神离。胡、陈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关系，如果没有胡汉民以“党统”作招牌，陈济棠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阀，极易被扫平；如果没有陈济棠的实力作后盾，胡汉民也不过是一个流亡的失意政客。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并不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胡汉民要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行诸全国，希望西南势力能为之驱使，充当马前卒。陈济棠则不愿为胡汉民“火中取栗”。
托庇于一个地方军阀才能安身，经济上要仰其鼻息，这对心志颇高的胡汉民是一个不小的嘲弄。
当时胡汉民在香港主要靠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邹鲁、萧佛成、邓泽如等与陈济棠接洽，以施加影响。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在武力倒蒋、出兵抗日、西南联合等问题上，陈济棠或公开阻挠，或暗中设障，导致胡汉民虽有激烈的抗日、反蒋主张，却一事无成。难怪胡汉民感叹“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
对陈济棠失去了信心的邹鲁等人开始转而同南京拉关系，以摆脱困境。邹鲁为此专门到香港与胡汉民讨论与南京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胡汉民心境颇为矛盾，犹豫不决。
这时蒋、汪操纵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央与地方彻底树立互信共信之基础，推诚互掖，同循政治正轨，实为达到和平统一之惟一途径。”为此，孙科、王宠惠带着蒋、汪致胡的信抵达香港，向胡汉民转达南京方面的“感情”，劝胡入京。
继之，汪精卫又在上海发表言论：“中央同人对胡态度3年来始终未变，即：1.盼望胡先生能来南京，共同负责；2.胡先生在港批评可以接受，如有误会则予解释，若激于意气，远于事实，亦不计较；3.如胡先生有意出洋，中央同人必乐于赞助，但此属于胡先生之自动。”汪精卫讲话的核心在于暗示，如胡不入京即出洋。
胡汉民既不入京，又不出洋，仍然住在香港，评论国是。胡汉民不出洋，蒋介石终究不放心，于是邹鲁便充当了说客。邹鲁再次赴港与胡汉民会面，力劝胡暂时出洋，既可摆脱陈济棠的羁绊，又可为改善与南京关系留有余地。邹鲁最终说服了胡汉民同意出国。
1935年6月9日，胡汉民与医生、秘书、女儿一行9人乘意大利“康特华第”号轮船赴欧洲。行前胡汉民发表讲话，称此行纯为养病，别无他图。
胡汉民离开了香港。此举成为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重要决策和重大转折。他以此向多年来始终不与为伍的南京政府做出了妥协的姿态。
口授遗嘱，概括晚年基本主张
胡汉民出国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威尼斯，随后他又前往瑞士、德国和法国。身在异国的胡汉民无时不在关注国内政局的走向。这年的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胡汉民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之，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他竟然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副主席。当然，这一结果是蒋介石为了拉拢胡汉民而做出的姿态。事实上，蒋介石还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控制军权。不久，蒋又取代遇刺受伤的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由此不难看出胡汉民的主席仅仅是一个被架空的虚职。
胡汉民很快便收到国内发来的特急电报，通报五届一中全会结果并促其立即回国就职。
这一次胡汉民没有犹豫，因为他已经预感到国内有一种有利于他回国的氛围。他随即由法国启程，踏上回归之路。这一天是12月27日，胡汉民半年的国外生活由此画上了句号。
胡汉民回国很快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上海《新闻报》、《申报》专门辟有迎接胡汉民的特刊，广州、南京还同时摆下了隆重迎胡的架势。
1936年1月19日，胡汉民乘坐的“维多利亚”号邮轮抵达香港。受命前往香港迎接的国民党要人有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以及叶楚伧、陈策和两广方面的代表等。香港欢迎气氛热烈，还拍有专门的纪录片。数日后，胡汉民又从香港抵广州。广州方面的陈济棠、萧佛成等组织了3000多人前往码头迎接。面对沸腾的人群，胡汉民激动地说：
“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其详未易尽言。简言之，党应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力除过去灭裂涣散之错误，期赓续本党未竟之伟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余对国内现实之态度，即以上述两者为衡断。”
回国后的胡汉民踌躇满志，意在恢复“国民党的精神”。然而，这时的政坛形势异常微妙。蒋介石之所以拉拢胡汉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瓦解西南势力。陈济棠与李宗仁等对蒋介石拉胡的意图非常清楚，特别是这时的胡汉民已是中常委主席，身份非同一般。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欲将胡留在广州而阻其北上。南京与广州之间暗中较劲，胡汉民则成了双方的政治筹码。
这时的胡汉民确实也面临着选择。历经“汤山事件”后，他对蒋介石始终不敢轻信；而陈济棠与他又长期貌合神离，心殊隔膜。胡汉民是进退两难，无法决断。但胡汉民毕竟身在广州，经不住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实力派的轮番“轰炸”与“刻意”挽留，他最终作出抉择，宣布“暂不北上”。
这样的结果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制造一种舆论氛围，迫胡北上，南京方面宣传胡滞留广州是由于身体不适，“一待春暖，即可成行”。但胡汉民没有让蒋介石粉饰太平的阴谋得逞，他公开宣称不北上非健康原因，而是与蒋在救亡问题上的分歧。
胡汉民虽然表现出不与之为伍的态势，但蒋介石依然显得“豁达”与“宽容”，他令戴季陶给胡汉民写信，婉言相劝。戴在信中称：“介石之望先生来，乃如望岁。弟愚以为百事之平平，但到京后自然云开日出。”之后，王宠惠亦对外界说：“蒋院长对胡氏北来，盼望至为殷切。”虽然南京一再渲染天气转暖胡即北上，但从冰雪消融到草长莺飞，胡仍滞留南国，一无北行之意。
由于南京方面对胡汉民提出的抗日主张始终不予回应，胡汉民整理党务的夙愿与抗日的主张均成泡影。他滞留广州一事无成，心情郁闷。更令胡汉民气愤的是陈济棠目的达到即表现出对他的疏离，甚至不尊重。加上北上的路已被自己堵死，胡汉民是既恼怒又无奈。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中，心绪恶劣。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他的不幸。
1936年5月9日下午，胡汉民应邀赴妻兄家晚宴。饭后，胡与妻兄家教书先生下棋。本来下棋为休闲之举，聊以调养心志，但胡汉民争强好胜，将输赢看得很重，以致在棋处劣势时陷入苦思长考，久久难以自拔，竟致脑血管破裂，晕厥倒地。胡汉民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总算苏醒过来。但他自觉病情严重，遂急唤萧佛成、陈济棠、邹鲁等西南党政军要人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至病榻前，口授遗嘱。一旁的萧佛成负责记录：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惟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遗嘱可以说是概括了他晚年的基本主张，即抗日、倒蒋、反共。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这种复杂的政治主张可谓独特性和惟一性。它既反映了胡汉民的爱国、正义，也体现了他的局限。
胡汉民在医院勉强坚持了两天，终于12日因心力衰竭病逝。
胡汉民病逝得很突然，南京方面闻知后特派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赴广州致祭，并为胡汉民举行国葬。国民政府特别发表“胡汉明褒扬令”，称其“翊赞总理，倡导革命，丰功伟烈，中外同钦”。各地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褒扬胡汉民一生。
胡汉民随后被葬于广州东郊狮山。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修葺，专辟“胡汉民墓园”供人凭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