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部地区诸多惠农政策及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就业环境的双重影响，部分早年外出务工并积累了一定技术、经验、人脉及资金的农民工相继返乡创业――或投资办厂、或从事商贸、或发展旅游服务业、或经营农业产业化生产等，打破了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单向流动的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本文以皖北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为蓝本，剖析其创业特点、布局及制约“瓶颈”，立足创业环境、创业政策制定、创业政策实施三方面多视角建构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公共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简介：孙富安（1965―），男，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1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39-04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中西部地区及其它欠发达地域数千万农民鉴于就业维艰的“推力”与经济增收的“拉力”，纷纷从落后的乡村涌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渐渐形成远离故土的“打工潮”；时至9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促使劳动力回流显性化，沿海发达地区与城市就业环境的恶化，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双重影响，部分农民工逆潮而归，他们利用在城市务工过程中积累的资金、技术、人脉、信息资源、管理经验等入主建筑业、旅游业、服务业、制造业、商业贸易等第二、第三产业，农民工“创业潮”迭起；步入21世纪，党和政府多种惠民政策相继实施，中西部投资环境日趋改善，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日甚，新一轮农民工返乡创业蓬勃兴起，这极大地推动着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一、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时代效应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及偏远地区数额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异地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与城市，结果造成广大乡村是留守儿童与年迈老人的“天下”，是谁来建设新农村，中坚力量如何培养，带头人怎样筛选演绎成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严峻问题。近年来，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都高度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发展与稳定的大局着眼，社会主流意识普遍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市场资源、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三大层面上产生出资源重组后的时代效应，已成为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草根”力量。
1、有力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
长存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着我国城乡之间巨大的资源配置落差及工农业“剪刀差”，造成人力资本、资金流等生产要素向城镇单一流动的总趋势，“三农问题”嬗变为“三农难题”。农民工返乡创业极大地推动着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由城镇向农村流动，对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域经济实力、促进城乡一体化作用巨大。
2、易于用市场经济理念革新小农意识
经历了一番乡村――城市――乡村身份的转换和心理的调适，自身心理特征、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均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成为都市文化返哺乡村文化的“传播者”；市场竞争意识和进取观念增强，有了积蓄不再是单纯的存起来备用，而是将其作为资本“以钱引钱”式的兴办实体，呈现出“挣了票子，换了脑子，回乡办起了厂子，带富了一个村子”的“归雁经济”态势；外出打工历程中，熟知与掌握了多种交往方式和交际手法，返乡创业者社会层面交际圈的不断放大以及交际技巧的不断提升，势必增强城乡间商务活动、休闲活动、交友活动等互通有无的诸多资源对流，拉动农村城镇化发展；长期在外艰苦的打工洗礼，增长了见识，磨练了意志，培养了顽强拼搏的精神与敢冒风险的韧性，这些都是创业者必备的品质要素，返乡创业者的可贵禀赋自然成为革新小农意识的灵丹妙药。
3、创业群体中涌现出一批引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
从传统耕作的农民阶层到发达地区和城市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外出就业、拼搏的履历使之见多识广，回乡创业，一部分颇具领导才干的人担任村干部或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领军人物及管理人才缺乏的困境；一部分交友甚广的创业者成为当地农村了解外界的重要渠道，往往以农民经纪人的身份把农副产品适时销往城镇，减缓了大量交易费用而提高了农民收入；一部分颇具商业头脑的人除农业开发外，还从事工业商贸及服务业，成为引领农民发家致富的“领头雁”。
4、以积极创业姿态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农民工返乡所创办的企业相当大一部分已突破单纯农业种植养殖业范畴，这对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渐调整和升级效用巨大。所从事的轻工制造及加工行业填补了本地工业空白；或将当地优势资源转化为可控资源，发展壮大成带动当地该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进而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或合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植被及资源禀赋拓展旅游服务业，既延缓了乡村就业压力，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种“人熟、地熟、资源熟、环境熟”――低成本革新原有单一种植养殖生态体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捷径。
5、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改善功不可没
“打工经济”使得数额巨大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与繁荣增添了“苦、脏、累、险”行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城市用电、供水、住房、用工、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环境污染等压力，“城市病”在蔓延。这些曾经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抽身返乡，弱化了日益加剧的城市资源供需矛盾和冲突。通过返乡创业方式在城市经济社会运行遭遇瓶颈之时，给城市后续发展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改善功不可没。
二、相关文献综述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劳动群体。国外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专门研究微乎其微；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大层面：
1、解析原因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基于城市对乡里人歧视排斥的外因和农民工转换职业与自身发展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西玉、崔传义，2003）。[1]以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193个个案调研为基础，实证分析―般规律，从创业动机、投入资本、可用资源等多视角揭示了外出打工与回乡创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林斐，2004）。[2]农民工自身素质所致其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差，加之金融危机、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多因素影响，引发“返乡潮”现象，如适当引导与培训，也可带来创业契机（杨运忠，2010）。[3]立足创业条件改善与政策保障，一些地方政府为全面推进农民创业出台了相应政策激励措施，改善了创业环境，增加了预期收入，使农民在进城打工与回乡创业之间选择了后者（杨家栋，2010）。[4]
2、创业意义
解决农村的充分就业需要有一大批既适合开发当地资源又能够吸纳大量当地农村居民就业的乡土型企业与乡土型企业家。返乡农民工作为乡土型企业家主体，他们以创业带动就业，不仅是农民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而且为敢冒风险、勇于进取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创业提供示范。（郑英隆，2008）。[5]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农民的节节增收及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贺喜灿，2008）。[6]农民工回乡创业，其实质是从受雇者到雇主的转型，它从企业创建精神层面渗透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更可贵的是对农户家庭收入和消费产生深远的影响（黄振荣、郑英隆，2009）。[7]
3、障碍分析
农民创业培训机制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创业素质的提升，严重制约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李岭梅、赵鹏程，2005）。[8]从农民工自身和所处外部环境两大方面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障碍因素，同时提出应从资金资助、政策扶持、环境改善、人员培训、信息发布等环节来排除这些创业“拦路虎”（费杰，2008）。[9]基于对湖南省的实证分析，指出政策、环境因素是影响和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征用土地困难、负担税费过重、基础设施薄弱、生活环境较差、创业初期融资困难等（阳立高、廖进中，2008）。[10]
4、对策研究
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也要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要进一步破除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经社言，2008）。[11]百县调查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整体势头是健康向上的，但所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需采取明确的扶持政策，为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韩俊、崔传义，2008）。[12]政府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尽可能多的有利条件，筑好“巢”，使之“回得来”；全力支持，使之“留得住”；精心呵护，使之“长得大”（贺喜灿，2008）。[13]国家在扶持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应突出做好各方面服务，免费创业培训以提高创业能力，创新金融服务以改善创业资本，降低创业门槛以开辟绿色通道，搞好创业规划以增强组织化程度（辜胜阻，2009）。[14]
总体梳理，国内研究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归类清晰，并从政府、社会、农民工自身多角度透视，但现有的理论成果还较为散乱且缺乏地方特色，对策与建议过于宏观。本文拟从社会支持体系建构视角予以探析。
三、皖北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实证分析
皖北地区辖阜阳、蚌埠、淮南、淮北、亳州、宿州六市，占安徽省人口44.6%、面积28%，以阜阳为中心带的劳务输出在安徽省整体劳务输出中业已起到“龙头”作用。皖北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第一产业就业份额偏高，第一产业的结构偏差值最大，其整体落后问题已成为“安徽崛起”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瓶颈。鉴于经济或社会环境等多边因素影响，相当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携带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经验回归故里务农、经商或创办实体，这蕴涵着新型农民创业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巨大空间与可能。
基于剖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深层次原因，探寻其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寻求建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之目的，2011年暑假期间课题组精心运筹，组织淮北师范大学经管类专业部分学生重点对皖北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所在六个市――淮北、阜阳、淮南、亳州、蚌埠、宿州予以实地调研，并有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创业群体采用问卷形式进行研判，其中问卷分布为：淮北145份、阜阳260份、淮南120份、亳州95份、蚌埠110份、宿州65份，总计问卷795份，收回符合研究目的要求的问卷计735份，有效回收率为92.5%，涉及回乡农民工创业者1284人。问卷调查表明，创业行业集中在服装加工、玩具加工的轻工业类，以及建筑业、饮食服务和旅游服务业、农产品加工、养殖业、批发零售业等；80%以上的受调查者认定筹集资金难度大是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关键因素，只有少数人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50%以上的企业贷款在2万元以下，78.2%的企业贷款在5万元以下，9.4%的企业贷款在10万元以下；其它不利因素依次是征用土地难、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信息不畅、技术型人才不足、配套产业不衔接、当地购买力低等。依托抽样调查数据，现将皖北6市返乡农民工创业整体状况按照行业分布、企业产权形式、企业规模、创业者文化层次、创业者打工履历等模块整理列示如下：
表1 皖北6市回乡农民工创业行业分布状况 （单位：%）
表2 皖北6市回乡农民工创业的企业产权形式（单位：%）
表3 皖北6市回乡农民工创业的企业规模结构 （单位：%）
表4 皖北6市回乡农民工创业者的文化程度及外出打工年限分布
注：以上表1―4，调查样本为回乡农民工创业者1284人，依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根据实地调查相关数据综合分析，皖北区域内返乡农民工创业对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以下促进意义：①劳动密集型产业突显，可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延缓就业压力。②少部分出现租赁及股份制等经营模式，利于培植农村经济活动中理性人群扩充，加快城镇化建设。③极少部分出现公司化营运特性，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源结构的不断优化。④几乎一半的创业者有着5年以上的城市打工履历，易于将先进的思想观念、经营理念及生活方式播撒至故里，革新“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但也呈现如下制约因素：①行业分布广泛，但集中在传统部门，以轻工业类、建筑业、服务业、商业、农产品加工、养殖业居多，科技含量较低。②创业投资趋向于居住地附近的小城镇，整体较为分散，个体、私营居多，创业的组织形式多是家庭组织的形式，产业集聚和市场集聚程度低，不利于形成规模效应。③从就业人数、产值及纳税情况综合看，企业规模整体性偏小，抗市场风险能力单薄。④创业者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系初中及以下层次，不利于现代化经营方式的传播与实施。⑤创业资本金多系自有资金或通过亲朋好友四处筹集，日常周转资金绝大部分靠业务经营的自我积累，严重制约创业实体的规模扩展。⑥部分返乡创业者缺乏对市场信息的深度分析，没能把握好当地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环境，投资存在一定的盲从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1、营造生机勃勃的创业环境
创业环境是一个多重层面的社会大系统，既包含企业文化氛围、团队协作等微观因素，又包括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等宏观形态。良好的创业环境可推动创业的活跃程度与成功几率逐渐攀升，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成就机会。
（1）凝聚宽松的返乡创业氛围。农民工创业往往在许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至关重要。一是加大返乡创业政策的宣传力度，贯穿“我投资，我致富，我创业，我光荣”的市场效益理念；二是集聚先进的人文氛围，融入“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积弱成强，奋力拼搏”的创业文化，不以暂时的“成败”论英雄；三是大力弘扬返乡创业的先进典型与成功经验，树立榜样，辐射周边，以核心农民层级带动创业、拉动就业；四是真抓实干，办好事，办实事，不断强化与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相关的通讯、道路、水利、用电、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2）妥善解决创业运营场地。有计划地引领返乡创业者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合理利用村镇边角地、乡村撤并遗留的中小学校舍、闲置厂房、闲置荒滩等场地进行创业。允许以村镇整合等方式在符合镇（村）规划、环保、消防、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在宅基地内建设生产用房，或以租借商业用房及临时商业用房作为创业经营场地。以长远发展目光立足全局，“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多方筹资，专门辟地，开设各类返乡创业园区、专业批发市场、商贸城、商业街，解决返乡创业场地问题。
（3）开辟返乡创业人员办事“绿色通道”。遵循“非禁即入”之法理，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一则放宽农民工创业的限制，享受与其他性质企业同等国民待遇；二则设立返乡创业基金，帮扶那些底子薄而确有发展前景的返乡创业企业度过创立阶段的艰难期；三则建立返乡创业综合服务中心，帮助协调、督促解决返乡创业者筹办、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及问题。四则设立一整套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合法权益维护、政策法规运用等方面咨询、投诉的受理和处理工作程序，提高其办事效率。
（4）培植亲商的人文情结。在我国农耕生态数千年延续下，国人“重农轻商”意识十分浓厚，使得创造财富动力不足，技法笨拙。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逐渐淡化，农民工承城启乡，走南闯北，历经市场化“洗脑”、城镇化“融入”、工业化“见习”，学到了许多市场运行规则及商品经营技能，提升了素质，转变了观念，积累财富与建功立业的愿望倍加强烈。发展商业文化、活跃商业氛围，实现区域风俗变迁，即要营造重视返乡创业人才、向其学习取经的良好气氛，强化创业者个体间相互学习的能力与习惯，培植亲商的人文情结。
2、构筑灵活实效的创业政策
地方政府多倾向于把招商引资作为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有效路径，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种种优惠条件，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其创业规模小、税利少而不太重视。因此，构筑“鼓励、引领、帮扶、维权”为导向的创业政策体系，使当地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外地客商享受同样的政策护佑至关重要，这样既能为乡村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又能促进农民工创办企业做大做强。
（1）放宽准入条件，鼓励创业。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应以有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宗旨，清理和取消一切有碍创业的陈规陋习。凡属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限制和禁止的行业或领域，都应全力鼓励返乡创业者进入，不可设置限制条款。返乡农民工完全可平等参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组改制和参股入股以及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社会公益项目投资与建设。
（2）精心完善布局，科学引领。目前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举措整体上与实际需要仍存在较大缺口，鉴于农民工创业者自身条件所限特别需要科学的引领与指导。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可着手从信息收集与发布、项目选择与推荐、技术革新与推广、创业选址或搬迁、规模经济链条打造等方面予以引导。
（3）微观融于宏观，全面帮扶。对农民工创业的帮扶不仅在于资金、信息、服务、培训等微观层面，还应该从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态度、创业感知、创业愿景及创业精神等宏观层面上扶助这一具有特殊性的劳动群体。
（4）法律法规导航，维护权益。乡村社会久而久之的封闭、闭塞历史延续，农民层级较多养成了“人情圈子”生存方式，往往将情与法混淆一起，维权意识淡薄。用法律法规维护返乡创业者合法权益，一则以教育、宣传、培植等方法唤起他们的法律意念，习惯于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手段处置业务关系及日常生活；二则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擎起法律大旗，以常规化运行态势，从一点一滴做起为其保驾护航。
3、建立因地制宜的扶持平台
（1）构建适度竞争，投资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农村信用社服务载体，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青年创业贷款”专职窗口，简化环节，优化程序，合理增大授信额度；激励商业银行到乡镇设立业务网点，重点支持农村产业化升级和支柱产业发展，为农民工创业奠定根基；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积极作用，可设立农民经营合作协会、农民经营合作小额信贷公司、农民经营小额担保公司等，拓展融资渠道。
（2）设立分担成本，减少损失的创业风险基金。鉴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缺失相应抵押及有效担保、贷款机构面临较大风险的实情，政府职能部门应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基金之形式予以扶持。一则对金融支持其创业贷款所形成的风险损失区分具体情况给予一定补偿；二则对其创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头3年可全额免除，以后实行减半征税，以“放水养鱼”方式促其壮大。
（3）加强创业辅导，围绕产业延伸服务。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由于受自身条件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多种条件制约，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闭塞、不及时、准确性差、价值有限之窘况，建立公共服务性的创业信息发布平台十分必要。一则公开区域发展规划、区域资源状况、能源供求状况、产业结构布局等信息，以便创业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准拓宽产业深入融合的最佳切入点；二则筹建与完善项目库，通过项目预测、分类、评析、供需情况发布以解决盲目性；三则根据资源优势和区位境况，妥善安排农业、制造业、加工业、商贸业等产业布局，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四则不断加强返乡创业者综合素质的提高，重在化解其文化素质与技术更新之“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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