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部党章，知之者多，探之者少。1922年中共党章借鉴了俄共哪部党章？它与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有什么关系？这部党章的起草人又是谁？前两个问题已有人论及，但还不够深入细致，第三个问题则尚无人探究。
1922年中共党章借鉴了俄共哪部党章
1922年中共党章借鉴了俄共党章，这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在中共“二大”前，俄共通过了6部党章，1922年中共党章究竟借鉴了俄共哪部党章？
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专攻苏联史与中国史的两位美国教授，曾于1960年讨论中共“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的溯源问题。中国史教授韦慕廷告知苏联法律和共产党政府制度专家哈泽德这样一个信息：英国的德里克.J.R.斯科特于1958年在伦敦出版的《俄国的政治制度》中曾指出，1922年中共“二大”党章“大概”是以1919年俄共“八大”党章为范本。俄共“八大”在一年内召开了两次，容易混淆。第一次叫“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召开，这一次通过了党纲。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苏俄尚处于被外国干涉势力包围的不利局势；第二次叫“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于同年12月2日至4日召开，这一次通过了党章。此时苏俄已取得内战的重大胜利，故在会议名称上加上了显著的“全国”两字。本文所指1919年俄共“八大”党章，乃是指该年12月份通过的党章。对此哈泽德表示怀疑，他指出1919年俄共党章“一本也不存在”。不过韦慕廷并未就此定论，他说：“尽管广泛搜求，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用我能读的语言印行的日期为1922年7月以前的俄国党的党章。因此我必须把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的求本溯源工作留给其他人去做。”1960年正值美苏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也要等到12年后的1972年才解冻，故学术研究受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很大。在此背景下，韦慕廷教授难以弄到需要的俄共党章。因此，他的谨慎很有道理。
俄国民主革命时期（1903―1917），“俄共”分别于1903、1905、1906、1907、1917年共通过5部党章，其共同特点是体例简单，不分章节，只有条目，最多不过14条，译为中文一般只有1000字，最多2000字。显然，1919年俄共党章是存在的，哈泽德教授下结论过于武断。德里克.J.R.斯科特当时身在英国，也无法弄到原始的1919年俄共“八大”党章，他之所以推断“1922年中共党章乃是以1919年俄共党章为范本”，主要依据是时间上俄共“八大”离中共“二大”最近。当然，因缺乏直接的文本证据，德里克.J.R.斯科特下结论时非常严谨，用了“大概”两个字。
现在，笔者有了文献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德里克.J.R.斯科特的推断是正确的。1919年12月2日至4日，俄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六部党章，共12章66条。与之相比，1922年中共党章仅6章9条，不到4000字。显然，1922年中共党章借鉴1919年俄共党章时进行了大幅压缩，最明显的是未细分“党的组织机构、党的中央机关、区域组织、省组织、县组织、乡组织、党支部”，而是笼统地列有“组织”一章。这不难理解，因为中共当时还是一个秘密的小党，没有与行政层级并行的党组织系统。
笔者认为1922年中共党章借鉴了1919年俄共党章，至少有以下3点依据：
1.从党章结构上看。在中共“二大”前，俄共通过了6部党章，前5部一上来就是条目，不分章节，直到第六部即1919年党章才“第一次”划出章节，下列条目。1922年中共党章有清晰的章节，不可能借鉴俄共前5部党章，只可能借鉴1919年俄共党章。
2.从党章内容上看。1919年俄共党章第十章“第一次”对纪律专门作出规定，1922年中共党章第四章即“纪律”。
3.从党章细节上看。1919年俄共党章“首次”规定开除党员的条件之一是连续“三个月”不缴党费，1922年中共党章也作了同样规定。又如，1919年俄共党章“第一次”规定在党外机关和组织中，凡有“三人以上”，就要成立“党团”。1922年中共党章亦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
1922年中共党章摹仿了1919年俄共党章，但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特殊国情与中共自身建设实际。例言之，1919年俄共党章第一章是“党员”，之后又特别专列第二章讲“预备党员”；1922年中共党章则只有第一章为“党员”，没有“预备党员”的章节。1919年俄共党章之所以特别设计“预备党员”章节，是因为俄共通过十月革命取得全国政权后，要求入党人数激增。为保证党员质量，遂设“预备党员”进行考察把关，规定工农的预备期为“两个月”，其他人的预备期则增至“六个月”，并指出这是为了“使预备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预备党员的个人品质”。中共的情况则不同，党员数量在“一大”后虽迅速发展，至“二大”时已增加近4倍，但全国总共也不过195名党员。在此情况下，尽管亦需把好入党质量关，但相比之下扩大党员规模更为重要。基于此，1922年中共党章就未照搬1919年俄共党章的“预备党员”章节，甚至连“一大”规定的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期”也免去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借鉴俄共党章制定本国共产党党章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东欧共产党制定的党章基本是俄共党章的翻版。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摹仿的程度还算比较少些。
1922年中共党章
与1921年党纲有何关系
众所周知，1921年“一大”通过了中共第一个“党纲”，1922年“二大”通过了中共第一部“党章”。但遍读中共“一大”的有关回忆文章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当事人说中共“一大”草拟了“党纲”，但有的亲历者则说草拟的是“党章”。例言之，施复亮（即施存统）回忆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往事时，强调“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李达对这份文件中“生产合作”表示异议，陈独秀答复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陈独秀言下之意，这次起草的乃是党章。陈独秀对濮清泉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中共一大“制定了党的章程”，而且“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
为厘清上述问题，有必要先比较、区别党纲和党章。列宁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章是“党组织的形式和规范的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组织规则”。而由列宁起草、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经张希曼翻译，在1920年已经有了中文版。党章与党纲的区别很明显：纲领规定党在一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章程则从组织上保证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1921年，陈独秀和出席中共“一大”的党员们不可能连党章与党纲的关系都搞不清楚、弄不明白。那么，当事人在回忆中为什么会出现党纲与党章混用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其实是带有党章性质的纲领，具有纲领与章程“二合一”的性质。哈泽德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个党纲确实是一种纲领和组织章程的结合。”韦慕廷教授也认为：“‘第一个纲领’实际上是一个原始的党章，与注明是二大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相比较，它是质朴的。后者尽管简单，但却给依赖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画出了一个组织上有条理的、等级制度和有纪律的党的轮廓。”日本学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作者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实际是党章”。可见，早在1921年，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拟订了党章，只是包含在“党纲”之中，未以“党章”命名。对此，包惠僧指出：“‘党纲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1921年中共党纲的“章程”部分借鉴俄共党章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那么它借鉴的又是哪一部俄共党章？1921年中共党纲中的“章程”部分没有列出章节，只有条目，这与俄共的前5部党章在结构上相似，但后者并非前者的范本。笔者之所以大胆作出这一判断，乃是基于一个重要细节：1921年中共党纲的“章程”部分规定新党员必须接受两个月的“考察期”，而俄共最早规定党员要有“预备期”是在1919年12月。也就是说，无论1921年中共党纲中的“章程”部分，还是1922年的正式党章，均是以1919年俄共“八大”党章为范本。
那么，中共“一大”制定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纲时，为什么没有采取“分章列条”的形式？原因可能可二：其一，与这份文件的性质有关。既然这份文件是纲领与章程的混合体（俄共党纲与党章当时是分开的），故不太方便分章列条。其二，与中共当时的建设实际有很大关系。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不过53名党员。制定党章要符合党员发展实际，否则就是华而不实，繁而无用。同时，中共当时处于初创阶段，无论在思想层次还是实践层面都还处于“幼稚期”，不可能要求当时制定的党章具备成熟时期的样子。
1922年中共党章的
起草人是谁
回答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中共党章的起草不是一次定稿，有一个过程，而且至少有6人参与起草和修订。
第一个起草党章的是戴季陶。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从北京到上海之后，促使陈独秀等人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层面”上升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层面”，这就必然涉及到党章起草问题。据周佛海回忆，中共党章的“最初草案”是由戴季陶起草的。中共这项工作为何交给一个国民党员？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戴季陶是上海对马克思主义最有研究的先行者，在《星期评论》“三驾马车”中排名第一。维经斯基抵达上海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是日本。戴季陶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从日本弄到一些“二手”资料，成为上海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甚至比陈独秀还早。至于戴季陶拟定这份草案的时间，考虑到他于《星期评论》停刊前已离沪赴粤，可以推断应在1920年6月6日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所拟这份党章只是最初的草案，之后还历经多次修订。
第二个修订党章的是李汉俊。因孙中山反对的关系，戴季陶草拟中共党章之后再未参与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活动，继续修订党章的工作遂落到李汉俊身上。据李达回忆：“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利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这里需要辨析的是李达所说的“当时”，也就是李汉俊草拟党章的日期。根据李达回忆，似是他自日返沪之后的1920年8月。但这与施复亮与陈公培的回忆矛盾，他们都说1920年6月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就开始草拟这份文件，但大家意见不统一，第二次才定下来。陈公培于1956年12月接受历史学家王来棣采访时，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细节：其一，草拟该文件时，李达尚在日本；其二，施复亮当晚就去了日本。因施复亮赴日是19日晚上船，20日起程，故李汉俊草拟党章的时间当在1920年6月19日。此外，施复亮的回忆丰富了不少重要细节：“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定出来的，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带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加之维经斯基要求苏俄邮寄有关书籍报刊资料到中国是1920年8月17日之后的事，可见李汉俊修订这份党章尚未直接参照1919年俄共党章。
第三个重新起草党章的是陈独秀。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威基斯克（即维经斯基――笔者注）和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现存中央档案馆原文如此――笔者注），用来统一思想，建立中国共产党。”包惠僧没有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活动，他的回忆只能是通过旁人转述，似有问题。1920年夏拟订党章时，陈独秀并未亲自起草，而是党章由戴季陶和李汉俊起草好后参与了讨论。陈独秀亲自草拟党章是到了广州之后。据李达回忆：“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那么，陈独秀起草的这份党章以何为蓝本？据张国焘1929年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共成立前后的讲稿，中共“一大”借鉴的俄共党章是“独秀从伍廷康得来”（伍廷康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1919年俄共党章有几千字，维经斯基首次来华只是摸摸情况，不大可能把俄共党章专门全部背下来。这份文件传到中国有两种可能，一是维经斯基1920年4月赴华时随身携带，二是由俄国寄到中国。据有关史料，应该是后一种情况。维经斯基曾于1920年8月17日向上级（俄共）写信，要求邮寄“苏俄报刊”到中国，建立定期转寄报刊制度，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那么，来自苏俄的报刊中有没有1919年俄共党章呢？沈雁冰（即茅盾）的回忆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于1957年4月接受王来棣访问时曾回忆：“我记得在嘉兴南湖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这里还有一个问题：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时已经起草了党章，陈独秀也在场，为什么他现在又另外起草一个党章？这可能与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有关。陈独秀在上海时还没有民主集中制思想，故反对党魁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主张委员制。但他赴粤后，通过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思想发生转变，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看到陈独秀从广州寄来的党章草案后颇为不满，他反对集权，主张分权。陈独秀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上海的党员反对他这个正式书记。陈李两人闹得很不愉快，李汉俊干脆辞职不干，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职务交给李达。此外，陈独秀未参加中共“一大”，但写下了4点意见托广州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交会议讨论，成为中共“一大”纲领中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4点意见是：1.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2.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3.纪纲（即注重纪律的要点）；4.慎重进行征服群众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夺权做准备）。
第四个参与修订新党章的是张国焘。他在回忆录中至少两次提到自己是党章起草人，并强调大会在讨论党章草案时，李汉俊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分权；二是纪律不要太严。不过，李汉俊“自由联合”的思想遭到多数与会代表反对。
以上是1920年和1921年党章起草情况。到1922年中共“二大”时，与会代表专门推选了一个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会议文件。该委员会由3人组成，分别是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其中陈独秀是执笔人。因此，陈独秀当是1922年通过的中共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党章的起草人。
综上，基本可以理出中共首部正式党章的形成轮廓：首先，戴季陶和李汉俊根据从书本上了解的有关知识，于1920年夏拟订了最初的党章。其次，陈独秀以沈雁冰翻译的1919年俄共党章为范本，参考维经斯基的意见，在1920年党章的基础上，重新拟订了一部新党章，是为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的章程部分。最后，陈独秀根据一年来中共党员从53人发展到195人的实际，在吸取蔡和森与张国焘意见的基础上，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主笔，对1921年党纲中的章程部分进行了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共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党章。因此，中共首部党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陈独秀贡献最大。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