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人创作的传统诗词被拒之于经院学派划定的现代文学(史)之外，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但是，大量的传统诗词创作是一个现实存在，犹如充满着生命活力的人民大众，不容忽视更不允许轻视。对当今旧体诗词创作视而不见是一种失职。任何偏见和自以为是都将造成现代文学史的残缺。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曾撰文认为， “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中不乏优秀的诗人诗作，他们与从事现代新诗创作的人一样，都在诗歌的内容、形式、技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创新，为古典诗词的‘现代化’而努力，对推动文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星汉“西域诗”的艺术特色》)。
杜甫曾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赵翼也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诚如斯言。春华秋实，各为一时之秀。作为学术研究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厚此薄彼、厚古薄今。我们应该对各种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现当代的传统诗词创作也应如此。
提及当代的传统诗词创作，就不能不提及星汉先生。有些学者认为，星汉先生是当今优秀诗人中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词风格独特，成就突出，在西北边塞“天山诗派”中堪称翘楚。他扎根边疆，关注社会，纵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传统诗词，对拓展诗词表现领域、推动诗词发展前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写作手法上，他体物察情，不落窠臼，不拘一格，推动诗韵革新，融俗语新词入诗，以雄浑的边塞风格异军突起于中国诗坛，引起了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评论。
一、跃马天山若等闲――星汉先生诗词之雄豪
《隋书?文学传序》在论南北文学之差异时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地域不同，文化差异，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风格。新疆民俗风情与内地大不相同，加之地域广袤，苍凉荒阔，雄奇壮丽之景象迥异于内地。按刘勰的说法，“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到了这里难免会胸怀逸兴而壮思飞腾，发言为雄豪之作。另外，由于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新疆少数民族的豪放不羁和粗犷尚勇也会对诗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星汉先生12岁随父母进疆，至今在边疆工作、生活已经5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新疆是养育我的地方，我热爱新疆”(《天山韵语?后记》)。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必然是“家居边塞，自有豪雄态”(《清平乐?春日将小女剑歌登妖魔山》)。登石河子北湖观鱼亭，他说“景自豪雄心自壮，何须出语比江南”(《石河子北湖观鱼亭二首》其一)；流连山水本是逸兴满怀，他却“豪兴终无尽”(《水调歌头?游天池》)；即便为诗词学会成立写的贺词，他依然“豪情万里”(《行香子?贺宁夏诗词学会成立》)、“天山上，豪吟云载，四海传邮”(《满庭芳?贺新疆诗词学会成立》)；向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打鼾是“粗豪依旧气凌云”(《京师会议，与邱瑞中学兄同室小住，鼾声惊驾，赋此自陈》)。与当年的工友相聚，当然是“又与良朋较酒豪”(《丰润晤铁一局诸工友》)；在哈萨克人叼羊比赛中，诗人看得“胸中豪气开张”(《西江月?伊犁河南岸观叼羊》)；登临铁门关，他看到的是“满河豪气，荡开大漠流泄”(《念奴娇?登铁门关楼》)；到克孜尔水库，他“豪吟起石根”(《克孜尔水库游艇上作》)；在中哈国界，他说：“黄芦一阵边风起，吹送豪情过界河”(《登哈巴河鸣沙山》)；宿西天山白石峰下，他说“尽把粗豪放胆行”(《夜雨宿西天山白石峰下》)；登普陀山，他“极目白云外，豪情万里征”(《普陀山望海》)；在银川承天寺塔，诗人“登临豪兴起”(《登银川承天寺塔》)；就连比喻写诗也是大气磅礴： “塞外豪吟大笔粗，堤开灌砚水将枯”(《诗会期间与马来西亚黄玉奎吟兄游石河子北湖戏作》)；到了黄山天都峰上，这种豪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私囊已饱尽云烟，只用豪情不用权。四顾无人高过我，一声长啸胆包天”(《黄山天都峰上作》)。就连小小的马兰花在他眼里也是“情豪不惯小篱笆，西过天山弄晚霞”(《过达板城见马兰花作》)。境由心生，物我合
一，由此可见诗人雄豪之本色。
诗人在作品中还曾多次以“粗豪”自嘲，如《过阿尔泰山》说：“粗豪如我两难分”，《谒杜甫草堂》道是：“已惯粗豪西域客”，称自己到南洋是“又带粗豪到碧霄”(《沙巴诗词讲演后示诸吟友》)，给朋友回短信说自己“未减粗豪似去年”(《鹧鸪天?2003年元旦穗城熊东邀吟兄以手机发一词致余，喜甚，恭步原韵奉和》)。后来，诗人再至南昌，作《水龙吟?丁亥秋重上滕王阁，叠前韵以手机柬天山诸诗友》，回首往昔，自嘲“廿年未改粗豪”，字面似有愧意；但在笔者看来，这自嘲实际上包含着更多的自许。
辛弃疾词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试想，如果所见青山不是“多妩媚”，而是多雄壮呢?星汉先生在《天山南北好风光?自序》中说，新疆的雪山大漠和草原乡村“有说不尽的雄奇和壮丽，这里面也有我说不尽的情思。”《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星汉先生“豪气储胸力万钧”(《打鼾自嘲》)，这种壮怀和豪情发而为言， “豪吟大漠骋狂才”(《与新疆诗词学会同仁由沙漠公路之和田》)，就必定是雄豪之诗词。
另外，从星汉先生诗词用语中也大略可以看出他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以他的《天山东望集》为例，经过笔者细细检数，带有豪放色彩的“豪”字共出现了55次，“放”字有58处，“雄”字出现了71次，“壮”字有36处，“狂”字有44处，“啸”字有38处，“剑”字有42处；而表示婉约色彩的“娇”字只有11处，“柔”字有17处，“嫩”字有3处，“媚”字有3处，“约”字有7处，“婉”字则没有出现。通过与以豪放著称的辛弃疾相比较，辛词中出现的“豪”字有7处，“放”字有30处，“雄”字有19处，“壮”字有7处，“狂”字有16处，“啸”字有2处，“剑”字有20处；而表示婉约的“娇”字却有47处，“柔”字有15处，“嫩”字有10处，“媚”字有8处，“约”字有29处，“婉”字有1处，这当然与辛弃疾写作了较多的婉约词有关。《文心雕龙?练字》中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诗人的感情必然会影响到对字词的选择，喜时多用明朗欢快之词，悲处则易为哀伤凄怆之语。以上用例分析虽然可能会有些偏颇，但大体上还是能反映出星汉先生诗词创作风格的。
二、变通俗雅标风骨――星汉先生诗词之雅健
星汉先生的夫人文字心教授经常在别人面前更正一件事情：“星汉的身份首先是学者，是大学教师，然后才是诗人。”(《百张素叶虽收裹，一点丹心未闭箝――记文学院星汉教授》)从学术成就上看，这的确是不争之论。星汉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学术上，对历代西域诗的发掘有 拓疆之功，《清代西域诗辑注》是其中较大的一个成果。2005年―2008年，他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会项目“清代西域诗研究”，出版了50余万字的同名学术专著，国家社科规划办评定他的研究成果为“优秀”。2010年，他又以首席专家的身份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基会重大招标项目――“《全西域诗》编纂整理与研究”。这样的身份和专业背景，必然会影响到星汉先生的诗词创作，使他的诗词底蕴更加厚重，创作技艺和手法更加多样，使他对诗美的追求也更加自觉，从而臻于更高的境界。
星汉先生在接受《东坡赤壁诗词》主编采访时曾说：“时代变了，我们诗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这是他创作的一个指导思想。综观他的诗词，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无不可写。但这种写作须是“灵眼觑见，灵手捉住”(金圣叹语)，言他人所不能言，言他人所未曾言，于平中见奇，点铁成金，化俗为雅，方是好诗。例如，乘坐电梯本是现代都市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星汉先生却生发出独特的感受，他说：“但使胸中群众在，高低上下又何妨!”《咏电梯》)虽为咏物，实乃抒怀。一提河中的卵石，人们总以圆滑讽之，但星汉先生却不以为然，说道：“人言‘圆滑’总无由，自有坚心如旧”(《西江月?河卵石》)，在咏物之时注满了深情，是对自己历经风雨沧桑而兀自坚守本色的传神写照。足球本是寻常之物，诗人却能别具只眼，说：“终生受气气填胸，踢去踢来无定踪。已是双方脚下物，却教何去又何从?”(《足球》)语虽平易，内蕴却极丰富。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登东方明珠电视塔》：“爬上高层又一层，晴空红同尽光明。双眸下望苍茫里，不见人间有不平”，以及《吐鲁番过火焰山作》：“因在人间最低处，便将窝火怒冲天”，既有即景写实，又能折射出某种社会现状，笔力沉雄，发人深思。
老杜作《戏为六绝句》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句诗用在星汉先生身上也恰如其分。星汉先生近年来的许多诗词作品不仅境界更为阔大，笔力也更雄健，用苏东坡的话来形容，就是“不减唐人高处”。举例如“星斗敲杯月正高，耳边长涌大江潮”(《赤壁酒肆与凌朝祥先生对饮》)，“老去金风一梦长，蓝天黄叶染秋凉”(《尉犁老胡杨树》)，“敲石马蹄冲寂静，破云鹰翅掠苍凉。清愁都阻穹庐外，一片残阳抹大荒”(《过巴音布鲁克草原》)，“雪山影淡风吹树，遥听穹庐犬一声”(《宿青河查干郭楞，无寐，踏月赋此》)，“鞭指乱云飞渡时，银须已染天山雪”(《察布查尔草原逢牧人》)，“芦花都作羊毫笔，正写辽东万里秋”(《参观辽河碑林》)，“心情瞻马首，诗句挂鹰翎”(《再过荒漠》)，“意绪长如夜，松声不许眠”(《下西山宿戒台寺》)，“长竿收落日，诗句满鱼钩”(《博斯腾湖垂钓》)等等。
星汉先生虽然诗风豪放，但用语却力求平易，很少用典，偶有化用，也往往是学养深蕴之后的自然流露，如《西江月?喀纳斯湖听潮尔笛》上阕：“短笛风低荒草，大杯酒映新秋。牛羊下矣夕阳收，犹剩雪峰清瘦”，即是化用《敕勒歌》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和《诗经?君子于役》中的“日之夕矣，牛羊下来”。
细读星汉先生的诗词，可以发现以雅求俗和化俗为雅是他的一种艺术追求。在他的诗词中，化用口语、俗语及现代新词处甚多。如《骆驼刺》后二句：“寂寞千年堪自慰，老来依旧楞头青”，前雅后俗，以雅与俗的这种不和谐的对比，突出了不谙世故、洁身自好的形象特征，而拟人的修辞手法和嘲谑自我的语调则暗示出诗人壮心不改、坚守自我的决心。再如《丁亥春节余突发耳聋，经治向愈，四海诗人识与不识，多寄诗相慰，(中镇诗词?千里联吟)栏日专发一期，感赋》的尾联：“苍天不许书生懒，从此又听风雨声”，是用寻常语承接前三联，再用富于张力的“风雨”二字双关暗喻世事，俗雅共生，结句含蕴深长，言有尽而意无穷。其他再如“平民骨头硬，耐得万年磨”(《汶川地震后端阳节，东遨约赋五律》)，“告诉身体胖，叮咛生日期。歪斜数行字，久读日光移”(《塔城接小女剑歌信》)，“升降总难知，缘有长绳，牵在他人手”(《醉花阴?风筝》)、“相机收尽天然画，谓我贪心总不惭”(《赛里木湖》)，“树荫碧染络腮胡”(《吐鲁番圩孜书所见》)，“大会常宽收日月，中山陵峻望东南”(《连战宋楚瑜大陆访问团归去后作》)等等，吸收俗语、口语及新词人诗，雅俗共赏，既是对传统诗词内容的革新，也体现了诗人的时代使命感。
“诗如其人。”星汉先生有真性情，为人襟怀坦荡，其诗作也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略无滞碍。要而言之，其诗词风格当用“雄豪雅健”四个字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