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莫理循(1862―1920)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他于1897-1912年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1912-1920年先后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四任总统的政治顾问，尤其以袁世凯的顾问而闻名于世。莫理循在华二十多年，与袁世凯的交往就长达十几年，对袁世凯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本文试以时间为经，从三个角度阐释和反映莫理循眼中袁世凯的形象。
一、忠君爱国的改革家
莫理循曾在1894年对中国西南四省湖北、四川、云南、贵州进行过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考察。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是个腐败的国度，急需改革。也有实行改革的官吏。对那些“做好事”的官吏，他大加吹捧。他于1897年在北京担任驻华记者之后，奉行的即是这样的思路，最明显的是对袁世凯的推崇。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不负众望，声誉渐起。义和团运动中，他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使南方没有出现华北地区那样的动荡，也保护了列强的在华利益，开始得到列强的信任。1902年起，清政府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袁世凯在总督任内锐意革新，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提倡工商实业，开办新式学堂。1905年后，他与张之洞等推动清政府实施政治改革，主张改革官职，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进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一时间，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两人成为中国引人注目的封疆大吏。而袁世凯在积极推行改革的同时，注意树立自己在列强，特别是英美两国中的形象，因而得到外国记者，尤其是莫理循的特别关注。义和团运动之后，莫理循曾在一封信中说：“袁世凯多年来比其他任何官员与我们的联系更密切。他跟我们商议之频繁、请教之谦恭，是暴动前不曾有过的。”
早在1898年1月，莫理循已经注意到袁世凯，1902年，更是亲往保定采访他，对袁世凯的作为深表钦佩，认为他是中国的希望。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只有42岁，是帝国最年轻的高官。他言谈率直，充满自信。”“说话铿锵有力，直截了当地要求接收被八国联军控制的天津督统衙门和各国分管的八个地区。”甚至提出“即使有所牺牲也要办到。因为《辛丑条约》并未规定中国失去天津的控制权。这个城市是直隶省的门户，本应是总督衙门的所在地，但现在却为列强所占领，在中国人眼中是丢脸的事。”
莫理循征询对英日两国刚刚签订的同盟协定的看法，袁世凯坦率地说，他对于协定保持中国的完整只能表示感谢，但中国的地位已降到如此低下的地步，需要别人来保护，他深感耻辱。同时，他再次急切地向莫理循表示，希望外国政府支持他收回天津。
莫理循结束采访时，对袁世凯充满了同情之心。此后，二人交往日多，直至1916年袁世凯逝世。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年3岁的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载沣摄政，欲杀袁世凯，但由于奕?、张之洞等大臣的反对和担心引起兵变等原因，最终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被罢职的第二天，莫理循就发出电文，对袁世凯的“新政”功绩予以肯定，对清政府的上谕中只字不提他的贡献感到忿忿不平。最后他写道：“未来令人心焦。袁世凯是满族特权和太监们的对手。他被罢职对其他人，包括总督等各级官员，特别是唐绍仪，都是影响。”他还在之后的电文中宣称，“国家迫切需要他”。1911年4月，他请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给他提供一份袁世凯的生平，甚至向袁的儿子袁克定打听袁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情况，希望有机会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蔡于6月提供了一份袁的介绍，莫理循整理成长篇备忘录。在莫理循文件中，保存了两份袁世凯的生平，一份为1906年《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所写，另一份即为蔡廷干所提供，说明莫理循对袁世凯关注之深。莫理循在1911年备忘录的结尾写道：“不时地，会有一些传闻，说他可能要复职……袁世凯当然会恢复自己的权力。”
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天，莫理循向《泰晤士报》发去名为“中国新军”的长篇电文，强调“袁世凯是中国新军的缔造者。”“他告诉我们，这个军队若假以适当的训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袁世凯以一支胜任其事、训练精良的军队，代替了过去营养不良、衣破衫烂、抽鸦片烟的老式兵勇……在他的管理之下，当兵成了一项荣誉，不再受人轻视。”
莫理循不仅对袁世凯的改革实践推崇备至，广为宣传，而且对袁世凯本人忠于君主的行为表示钦佩，并寻找时机为他宣扬。辛亥革命爆发后，莫理循主动向《泰晤士报》建议登载袁世凯的生平，他称之为袁的“自辩书”。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上，除了袁、莫二人关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交锋，大部分篇幅登载了袁世凯叙述其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活动，尤其是谭嗣同夜访他的寓所以及他回天津后的作为，中心一点就是，袁世凯对光绪皇帝忠心耿耿，一直都在维护清室，并非不忠之人。在莫理循眼里，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忠君爱国、锐意革新的实干家，满心希望袁能重返政坛。他在报道中宣称：“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
二、共和国的希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中国大部分省份起而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莫理循首先想到袁世凯的复出有了可能。他认为，袁是皇室唯一的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11月1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对袁世凯被起用充满了信心。首先一再强调袁世凯将起到安定局面的作用。如11月14日，他在以“袁世凯在北京”为题的电文中申明：“簇拥的人群从车站到袁世凯的住处，一路上列队欢迎――与三年前他离京时只有几个朋友相送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他来京的消息已经起到了安定作用。”16日，他又一次强调：“袁世凯的到来，对中外双方起到了惊人的安定效果，使不安定的局面得以缓和，恢复了人们的信心，驱散了京城内毫无根据的谣言。”
其次，他大力宣传袁世凯是新的共和国领袖的合适人选，是中国的希望。在对中国南北局势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莫理循认为，“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他还认为，中国无论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实行共和制，都需要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只能是袁世凯。到1911年11月中旬莫理循亲自南下说服革命党人时，又不失时机地发表革命党人也推崇袁世凯的报道，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凯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满汉人中均有势力，掌握着国家最精良的部队，受到外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在1912年1月19日的报道中，莫理循认为，有理由表明，皇帝逊位，袁世凯当总统，才是和平的希望，是对当前困境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推崇和宣传极大地影响了《泰晤士 报》的领导层。1912年1月16日的社论对于中国尚未变成现实的事件持谨慎的态度，但一再说明，通过驻京记者的报道，相信一切将有秩序与合法地进行，同时也是根据莫理循的报道，社论对袁世凯的能力进行了长篇的宣传，给人们一种暗示，只有袁世凯才是新的共和国首领的最佳人选。社论指出，“在结果尚未明朗之际，新政府的首领应当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应是迄今为止赢得列强信任的有才能之人”。随后提到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说“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党派之上，放在强烈的个人意愿之上，他已经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也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同时，对朝廷所作的妥帖安排中，表明了他娴熟的外交经验。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能力。正如我们的驻京记者暗示的那样，他有权要求更大的权力”。
1912年3月10日，莫理循参加了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典礼。他写道：“典礼很是庄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载入史册。”4月29日，他参加了参议院的会议。袁世凯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袁给莫理循的印象是“袁世凯的公开演讲睿智且字斟句酌。他回顾了当前的局势，概述了国家在民生方面进行改革的紧迫性，说明了中国的债务情况和没能偿还的中外合同规定的还款压力。袁世凯总统呼吁加强与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说明了改革土地税和更改矿章的必要性，以及改革金融、教育、诉讼程序和交通工具的必要性。他提议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中国改革金融、农林，谈到需要与外国列强签订协议以增加关税，还谈到需要减少出口税，废除厘金。”
莫理循在最后特别说明：“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听众。中国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为国家作这样的演讲。”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推崇之情跃然纸上。
三、想穿龙袍的野心毁了自己和国家
1912年8月1日，已经辞去《泰晤士报》记者职务的莫理循，与中国政府签约，同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一般人称其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受到中国政府和袁世凯本人的尊重，他踌躇满志地投入到为中国政府的服务之中。当从站在相对公正立场的记者转变成秉承总统意愿办事的雇员时，莫理循对袁世凯的看法变得更加切实和清楚了。
在袁世凯1916年称帝前，莫理循通过与袁世凯本人及其政府各部门的总长等要员接触，感受到中国及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也感受到中国政府在财政、教育、交通、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实行的改革与发展措施。他看到纷繁的政事背后隐藏的经济、教育等活动内容，把袁世凯对权力的追逐与这些改革、发展的内容相对应。有鉴于此，他竭尽全力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认为中国政府在袁世凯的领导下，根据他这个外国顾问的建议来建设国家，中国就会一步步走向强大，甚至有可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为达此目的，莫理循为中国的财政、外交、边境、新闻宣传等撰写了大量的备忘录，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并先后于1912年8、9月间和1914年6至9月，两次返回英伦，接受采访、进行演讲，为袁世凯政府得到外国的财政支持而摇旗呐喊。但满怀信心的莫理循收获的大多是失望。他说：“我渴望工作，但又无事可做，没人把工作交托给我……我的顾问一职形同虚设。”，他给友人写信，称：“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15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1915年8月17日，袁世凯接见了莫理循。袁给莫理循的印象是：“这次会见毫无实效，十分令人不快。他的讲话空洞无物，令我沮丧，一直抱怨宪法极大地束缚了他。”这一描述与13年前他在保定采访的那个袁世凯简直是天壤之别。而最使莫理循感到羞辱的，是他极力维护的中华民国总统却要当皇帝!
莫理循在帝制运动初期，对帝制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他在筹安会组织起来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帝制运动的恶劣后果，也没有认识到筹安会与袁世凯的关系，而是把两者截然分开，认为袁世凯不会支持，他相信可以通过自己对袁世凯的影响阻止事态的发展。而且起初他并未完全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反对袁在当时的条件下称帝。他曾表示，如果袁世凯干了几年，是有权得到支持的，主张袁把帝制运动推迟到一战结束之后。但当袁世凯大张旗鼓地准备做皇帝，特别是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起事之后，莫理循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转而把精力全部用在劝说袁世凯放弃帝制的努力上。
1915年12月25日，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在云南爆发，贵州、四川等省相继响应。此时袁世凯已进入了利令智昏的状态。1916年1月5日，袁世凯正式颁布讨伐令，对云南护国军用兵，准备一举歼灭起义部队。尽管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的中坚力量采取称病等手段抵制袁世凯的命令，但袁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当他向莫理循问计时，莫理循答道：“立即建立立宪政府。”他竟然问道：“什么立宪?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而莫理循向他谈起国内的水灾、人民的苦难，谴责一些官员没有做好铁路工作时，袁世凯竟发表了大段空洞的谈话，莫理循斥之为“无稽之谈”。
莫理循于1916年1月先后在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考察，20天内，与中国方面的军队将领冯国璋、杨晟，外国领事法磊斯、泰勒等进行交谈，了解事态的发展情况。2月初回京后，他面见袁世凯，直率地告诉袁，所有的人都反对帝制，冯国璋不赞成帝制运动。但此时的袁世凯仍然做着皇帝梦。当莫理循谈起冯国璋的态度时，袁世凯竟问道：“他反对加冕还是帝制本身?”莫理循清楚地告诉他：“我认为他反对帝制。”当莫理循讲到国内普遍同情蔡锷，并且护国运动声势扩大，会出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局面时，袁世凯却不相信，而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还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已经深深地陷入当皇帝的梦里了。对此，莫理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
4月底，袁世凯在怀仁堂召见了莫理循。他见到的袁世凯“变了许多，体重下降，脸也变长了。”袁世凯一心想着自己的位置不保，已处于极端的惊恐之中。他问莫理循，日本人会不会以武力把他赶下台，南方领袖是否要他下野。莫理循离开时，深信袁世凯正准备放弃权力，但不是因为他不受欢迎，而是因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在袁世凯处于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撤销“承认帝制案”的前一天，莫理循再次晋见袁世凯，敦促他立即发布一道“有力的、明确的命令，放弃帝制”。莫理循对于袁世凯自云南起义以来一直试图拖延的做法十分不满：“继最近宣布延期建立帝制，并拒不接受主张帝制的新条陈之后，又紧接着发生颁布许多新命令，设立勋贵品级，继续筹备帝制，不断使用皇帝仪式和尊号的事。这一切使目前危险的局势严重恶化。这种缺乏诚意的做法，为人们深恶痛绝。”
但是，袁世凯一意孤行，终至身败名裂。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无奈和愤恨中死去，此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动乱之中。对此，莫理循痛心疾首，因而对袁世凯这一致命的行为评价甚低。他认为：“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而袁世凯帝制自为对莫理循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在民国初期的四年里，他全力支持袁世凯，为他辩护，为他掩饰，为他出谋划策，结局却是如此具有讽刺性和悲剧性，迫使他开始反省自己：“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尽管莫理循如此地不能原谅自己，但他毕竟与袁世凯有过十几年的交往，因此，他从个人角度对袁世凯仍表示怀念，他的慷慨、仁慈，对朋友的忠诚、对他人的体贴，在困难之中表现出来的幽默和勇气，仍使他记忆犹新。但同时，莫理循也对袁世凯四年的总统生涯一个突出特点进行了总结：谨慎，从不愿意给予全部信任，总是不肯透露实情。因此他不会得到公允的评价。“在我与之交往的四年里……从未得到过一次完整的消息……这一直使我难于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是对外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