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仲冬，湘乡县洪塘村长塘老宅里，一个被父亲寄予厚望取名为俊杰的男婴降生了：20年后，这位改名叫李卓然的热血青年留学法国、苏联，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回国后勇敢忠诚地转战各地，成为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李卓然的女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秘书局原局长李延风，李卓然的儿子、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纪念李卓然的座谈会上满怀深情地谈起父亲的生平事迹，回忆着父亲在他们心中的美好形象。
李延风在讲话中盛赞父亲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红军长征过湘江时，红五军团十三师和三十四师殿后，红三十四师在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江时大部分英勇牺牲了。这个时候，红五军团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但撤退的命令并没有下达。没有命令，很多人说不能撤。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看情况紧急，果断地说：“撤!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将来如果怪罪下来，无非是砍我的脑袋。”于是带领部队撤退，红十三师的兵力得以保全。
李若谷回忆说，父亲是那种绝不单纯依靠书本理论和领导的指示去工作，也不完全靠经验去指导工作的人。遇到问题，他首先是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去了解实情，然后再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延安整风时期，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工作中。当时负责抢救运动“甄别”工作的康生分了两位自己认为是特务的知识青年给父亲和另外一位负责同志“甄别”，要求严格审讯。让他们坦白承认是国民党特务。那位负责同志连续几晚突击审讯，甚至用了一些其他办法，那个年青知识分子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而我父亲负责的那位，就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成为我党著名经济理论学家的于光远。
据于光远后来回忆：“1942年后，这个学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在抢救运动中一度成为专门从事。抢救’后的甄别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西北局来到这个学校接受甄别。那时集中在那儿的人很多很多，并不上课，也不搞运动，只是住在那里等‘结论”就是此时，李卓然负责于光运的“甄别”工作。李卓然和于光远谈话之后，反复思量这个人不像是特务，也没有什么证据，就力排众议作了不是特务的结论。于光远知道此事后，非常感激，后来专门去李卓然家看望。他说，延安整风运动如果把他划为反动分子或特务，那可是要命的。当时延安的气氛是使人觉得前后左右通通有特务。不过，李卓然也因此而得罪了康生等人。
在那种情况下，经历了西路军失利后政治前途受到挫折的李卓然仍能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确实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李卓然，这个元老级的共产党人，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军团政委，建国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至其终时，也只是中宣部顾问，其功勋和职位似乎不相称。李若谷说，父亲总是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他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有时任职时间比较短，一两个月就换职务，以致后来连自己都不记得他担任过多少职务。他自传里也好多没有说。比如说，他担任过红一军团的代政委，但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去世以后，查党史军史才查出来。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他从来不说自己干过什么高级职务，父亲去世后，筹备追悼会时。有一个领导专门打电话问我哥，他说你父亲不可能是五军团的政委，刘伯承才是参谋长。他怎么可能是政委呢?你们一定是搞错了。当时我在美国工作，没办法赶回来，后来哥哥打电话过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要他去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战争序列表》，上面写着父亲担任的是政治委员。你想，建国后刘伯承是元帅，父亲就当一个中宣部的副部长，怎么可能?就是这位领导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中央任命李卓然担任五军团政委。当时李卓然在三军团任政委，为什么要派他到五军团呢?李若谷和李延风谈及此事，算是道出了其中缘由。原来五军团长征时作为殿后部队拦截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的追击，因为五军团在红军里是唯一能打阵地战的部队。它是宁都暴动时以国民党原二十六路军为主力成立的军队，战斗力很强。而当时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相处不是很好，周恩来找到李卓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去五军团吧!”因为他知道李卓然是一个非常能够顾大局、讲团结的人，就这样李卓然受命于危难之时，去五军团当政委了。
李若谷说，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很排挤从中央红军过来的同志，他给我父亲安排的职务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现在很多人会想，你李卓然早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到现在当前敌政治部副主任，你不是降了吗?父亲却不以为然。
对于父亲和西路军一事，李延风回忆说，回延安后，毛主席对李卓然说，你写个检讨吧!实际上西路军的失败跟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但主席让他写，他就写了，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而这个检讨一直放在他的档案里，最后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攻击污蔑他的一个“罪证”。
对于西路军西征一事，李若谷也说，西路军回到延安，毛主席找父亲谈话，毛主席说：“因为西路军这个事，你不能职务太高，高了怕大家有意见。”我父亲说，担任什么都可以。最后安排父亲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我父亲当时是西路军党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从那么高的职位降到宣传科长的位置，没有任何怨言，仍然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工作。解放以后评级，父亲自请降一级，评衔，他给中央写信，请免于授衔。50年来，我们作子女的，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直到他去世，西路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祁连山，就是表明要和西路军牺牲的将士在一起。博学睿智平易近人
在湘乡籍的共和国元勋里，李卓然是一位博学睿智的人。他18岁从洪塘山冲走出，就读湘乡县立中学，20岁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加入了共产党，还得到了工程师证书。离开法国经德国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春回国，李卓然主持翻译了苏联红葺的条例和条令，这是供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李延风回忆说，听家乡人讲过，父亲十几岁时曾代表村民去打官司，跟法官对簿公堂，为了村民的利益据理力争，结果打赢了。父亲在东北任职时，面对苏联专家作报告全部用俄语。他古今中外的知识非常渊博。
对父亲的学问和谦虚美德，李若谷记忆深刻，他说，在党内，有这样教育学历的干部也不是很多，父亲精通法语、俄语，懂英语。80年代初期，我问他英 语现在怎么样?他说：“马马虎虎”。我问他在哪学的英语。他说在长沙学的。当时父亲在长沙念完中学，毕业后他报考武昌高师，考试要考英文。我又问英文考了些什么内容?他说要考作文，记得题目是：“Why are you ateacher?”(你为什么想要当一名老师)。父亲精通英文、法文，而且略通德文和日文。他查百科全书，都是查俄文版。党的高级干部能懂5种外语的，恐怕不多，但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水平，也不讲自己的教育背景，在家里也不说。我知道他懂这些语言，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诗也写的很好，我看过几首，但非常遗憾，他的诗后来遗失了。有些老同志回忆，说是埋在后山上，可怎么也找不着了。
父亲不仅博学，还很平易近人。他和什么人都能合作，前面说过因为董振堂和五军团前任政委不能合作，’周恩来调他去五军团任政委，除了父亲顾全大局外，还有就是他心胸宽广、谦虚谨慎。他和老资格的董振堂合作得很好，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称号。
有很多人都知道高岗这个人，是个喜欢弄权和骄傲自大的人，而且脾气也不好。一段时期，父亲跟他合作，但父亲非常谨慎，完成了工作任务，也始终没有陷进去。
80、90后的人也许不会相信，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会这样严格要求子女。李若谷回忆说，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小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没东西吃，许多人认为大官家里的人肯定吃得好些。但我们吃的东西跟老百姓都一样，树皮呀、苞谷面呀等等。父亲自己还主动要求减定粮，要我母亲减工资，要我们减自己的定粮，那时候我读小学六年级，28斤定粮，他要我减掉5斤。家里有车不能用，一次，我发烧42度，还是警卫员拿自行车从学校驮回来的。家里的电话不能用，在学校不能说家里是干什么的，穿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都是保姆纳底子做的鞋。
李延风对父亲的严格体会很深刻。她回忆说，有一次看话剧，这话剧当时在北京来讲也是很难看到，我是学中文的，母亲关心我，要我几点几点到剧院门口等父亲来，然后一块跟进去。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因为开会，就耽误了时间，到剧院时父亲已经进去了，工作人员因为知道我是谁，就让我进去了，还给找了好位置。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你知道你是在搞特殊化吗?平常老百姓能进来吗?于是父亲罚我步行回家，走了20里路。回家后还要我面壁检讨。
李卓然对子女亲属要求严格，但是，他对青年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李卓然去世后，很多人怀念他，说他一生爱护青年、爱护干部，一点也不过分。
李若谷谈起一件父亲和他讲过的事情。在延安，李卓然奉毛主席之命搞调查研究，足足搞了一个月的调查，写成书校对时.一名干事抽烟不小心将整本书全烧了。这个年青干事非常着急，李卓然却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回到窑洞时，李卓然对干事说，我们仔细回忆、重新来写。后来李若谷问及父亲此事，为什么不狠狠批评他。李卓然说，他又不是故意的，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再说骂他打他这书本也回不来了，还不如大家一块再想办法。
李若谷说，父亲从来不把所谓有错误的同志轻易地“整死”。特别是他对西路军的干部有更多的关爱，许多从西路军出来的干部，后来都是部级领导，有的还是中央军委的，他们对我父亲的爱护非常感谢。1957年“反右”，有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干部因为言语不慎和家庭出身问题，有人要把他划“右派”，我父亲找他谈话，觉得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才，为了保护他，就把他调离了中宣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李卓然用他智慧忠诚的心，坚韧顽强的意志谱写了一曲浩然的人生之歌。
(压题照片为：在延安时的李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