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十月，江淮大地，稻熟穗黄，丹桂飘香。我随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兄弟姐妹组成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寻访团，走进苏北这片热土，追寻那激情似火的岁月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于1940年至1954年留下的战斗、生活足迹。
丹桂飘香的日子，是收获的季节。在这片热土上，随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迅猛发展，父亲母亲在他们的人生之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定而清晰的足迹：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母亲与他们的战友们，经过艰难奋战，收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硕果，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和民族振兴；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母亲收获了属于他们的爱情，构建了温馨的革命家庭。
苏北，盐城――停翅港――千棵柳――黄花塘――徐州，多么值得深刻记忆的地方啊！
盐城，父亲母亲相逢的地方
盐城，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它于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建立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时更名为盐城县，以“环城皆盐场”而得名。盐城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海盐文化，但真正让它青史留名、广为人知的，还因为它是新四军军部重建时的驻地。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完全打开了苏北抗日斗争的局面，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奠定了基础。此时，蒋介石正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日本侵略军也在集结兵力，伺机向苏北进行“扫荡”。为了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部队，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叶挺未到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于1940年11月23日在盐城正式成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新四军新的军部。军部设在江苏盐城泰山庙，在这里驻扎约7个月。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1940年12月在盐城，伟大的抗日战争似一条红线，把我的父亲母亲连在了一起。
我的父亲于1939年6月，离开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到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1940年9月，学校的两个大队由教育长谢祥军叔叔和父亲率领，随同刘少奇同志北上到达盐城，与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合编为11月正式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即新四军抗大总校），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
我的母亲出身于上海一个贫民家庭，13岁就到织布厂当童工。1937年淞沪抗战时，她的家乡宝山县刘行镇正是日军一个主要登陆点，她的外祖父母和舅舅被日本侵略军残杀。国恨家仇，使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38年，她在美商“海宁洋行”参加由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罢工，宣传抗日，与资本家作斗争。1940年12月，经地下党安排，她和吴秀丽、汤翠弟、吴映、王珏、钱玲弟、顾梅芳等7位工友小姐妹，毅然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的第一期学员。
就这样，一个江西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和一个上海工人出身的新战士在抗大五分校这座革命熔炉中相逢了。
进入抗大后，母亲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时事政策、民运工作，军事方面除讲授各种军事知识外还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等。陈毅、刘少奇同志经常为学员们作形势报告和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当时的副校长冯定、训练部主任薛暮桥以及教员江岚、吴蔷(吴强)、朱讯、姚耐、陶白等，对马列主义理论都有一定的造诣。在这样好的教学条件下，母亲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很快，毕业时被评为学习模范，陈毅校长亲自颁奖，并留校担任了第二期女生队排长。其间，父亲给予母亲很多的关心帮助。直至父亲辞世后，母亲仍念念不忘：“毓标是我的革命伴侣，也是我的领导。我们之间有三种关系：一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同志关系，三是夫妇关系。在抗大时听过他上的党课和作的报告，他是我到革命部队后的启蒙老师。我们共同生活56年，我始终尊重他，永远不忘他是我的首长。”
1941年6月11日，父亲调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工作。这是他们相识后第一次离别。父亲向母亲赠送了一份爱情的“信物”――日记簿，并在扉页上题写道：
倩
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与坚强自己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要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为此，必须从理论上去努力学习，从工作中去追求经验，从思想上去检讨自己。
再会吧！！！
毓标
1941.6.11．于盐城抗大离别赠
关于这一天的情景，母亲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6月11日 星期四 雨
今天我正在上课的时候，秀丽她说刘主任送你一本日记簿。我连忙回来看，原来是一本精美的小本子，上面还留着勉励我的字句。我看了真感谢他这样的鼓励我，同时我知道我拿到小本子时，他已离开抗大了，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任务。起先时我总有些想念他，但后来我克服这一点，便不时常想起他，我只希望时常通信好了。
这次苏北寻访，我和恽晓虎（他岳母张西雷阿姨是母亲在女生队时的指导员）来到了位于盐城中学校园内的抗大五分校校部旧址正北楼。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如今已成为抗大五分校校史陈列室。薛暮桥为陈列室题名。陈列室共分三个展厅：序厅内为陈毅半身塑象，两侧是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的题词；第二展厅介绍了抗大五分校的历史；第三展厅介绍了华中抗大总分校及下属四、五、八、九、十分校的历史。抗大五分校在作为新四军抗大总校期间，培养输送了3004名军政干部。这些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共和国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正北楼楼前的草坪上，是刘少奇的半身塑象，底座上镌刻着刘少奇为抗大五分校的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此时此地，我的耳畔仿佛激荡着那昂扬而充满青春朝气的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停翅港，父亲母亲结合的地方
停翅港，位于苏北阜宁县城西南约18公里的一个小村庄。村中有一个方圆120多亩的大水塘，水塘西北侧是长满青草、垂柳和芦苇的小岛，相传凤凰在这个岛上停过翅，因而这岛子被称为凤凰墩，村名也便成了停翅港。这里地形复杂，周围皆芦荡，便于隐蔽；地势虽然偏僻，然而倚阜淮公路，交通还算便捷，是个能攻能守的好地方。
1941年7月，日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扫荡”。20日，日伪军17000余人兵分7路合击盐城，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为避敌锋芒、粉碎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转移至阜宁境内，8月初迁驻陈集镇停翅港村，直至1942年12月25日迁往黄花塘。
2010年，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占地8300多平方米的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核心部分为四合院，主要由16间文图展览室和炮楼等构成。在纪念馆里，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史料，展示了在1年零4个月中停翅港成为华中大战略区政治领导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华中地区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亿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加强武装力量建设，领导军民反“扫荡”、歼日寇、反“摩擦”，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创造性地贯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士绅、文化知识分子、国际友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他们大力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创办了阜宁县卖饭曹的“文化村”，组建了“湖海艺文社”，谱写了抗战文化史上辉耀绚丽的篇章；他们率先垂范，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
从盐城到停翅港，刚刚离开抗大的母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她在日记中写道：
7月2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们队伍整个离盐城。早上二时便动身了，在静静的操场上，黑黢黢的坐着一堆的人，都是我们抗大的同学。抗大你给了伟大的教育，今天我要离开你了，不知何时再到母校！到六时半，我带了介绍信与两个同学，因她们有事，所以也到军部，由我负责。她们因为怀孕，路又不能走，东西又是那么多，只好叫了一个老百姓挑了行李送到西门外再说。但到了西门也不知怎样走法能到军部，只好准备一路走一路问。结果总算还好，出西门不多远，终于看见了几只我们队伍的船，我们就拼命叫他们停下来，后来他们停下来了，原来是联抗的队伍。我们乘着这船走了。
后来得知，母亲她们乘坐的船刚离开，日本鬼子的汽艇就进了盐城。脱险后，母亲随第三师第二十团的部队行动了一个多月。当时，父亲从传闻中听说母亲在反“扫荡”中牺牲，非常痛苦，到处打听母亲的消息。直到9月份，母亲才辗转来到驻在停翅港的军部，见到了父亲。生死重逢，真是悲喜交集。在日记中，母亲记载了重逢的情景：
9月15日 星期一 晴
到军部来后，已有五天了。毓标也来了，当时我看见了他，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总是有感情的，因为我们俩分开了很久，同时，在这次反“扫荡”中，他们猜想我已经死了，所以觉得更不同些。他对我的确很关心的，我也感谢他的。他今天到周门去的，晚上很晚还没有回来，我觉得他不来了，正要准备睡的时候他到来了，我就谈了些工作的问题。因为老百姓要睡了，就送他出门。可是到了外面又不想分开了，谈了很多的话。夜已很深了，但我俩还不想分开。最后，我的理智克服了情感，催他回去，因晚上天气很凉，他身上衣服又穿得很单薄。
不久，经组织批准，父亲母亲在停翅港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父亲任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母亲在军部三科协理处当政治干事，每星期见面一次。他们在停翅港军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经历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环境相对稳定，感情逐渐加深，生活虽苦，但觉得很幸福。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更加残酷的斗争，向淮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军部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父亲调任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政委。当时，母亲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根据组织决定，通过地方组织护送回上海“打埋伏”。在离开停翅港的前夕，母亲在日记中深情地写道：
12月24日 星期三 晴
的确，我在毓标处在我精神上得到了很多安慰，他的体贴我、关心我，是使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满想我能安全生产，谁知天不从人愿，最近的情况天天的紧张起来了，所以我再也不能和他在一块了。我也决定了到上海去，后天便要起程。这次我们的离别，在我俩的内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受。但是，为永远的结合，暂时的离别是必要的。
我参加本军已两年余了。这两年之中，党给我的教育与培养使我得到了很多知识，使我在各方面有了进步，我是永远不会忘了党的。今后我要回上海，暂时离开伟大的党，但我总能站在我党员的立场上来处理一切，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不动摇我的立场，愿为党牺牲一切。
刘毓标同志，他为了完成党给的任务，因此在积极地忘我地工作着，这是使我感到荣耀而安慰。但因久未接到他的来信使我有些思念。我在此祝颂他们早日胜利地结束这次战役，使我们能够愉快的会合。
在去上海的途中，母亲遇到了又一次险情。当时，她和同行的3个女同志分乘两只小木船溯河南下。在经过一个日伪据点时，前面船上的两个女同志被汉奸识破而被捕。护送母亲的地下交通十分机警，母亲也很沉着冷静，巧为周旋，从容应对，方才脱离虎口。
2004年4月，母亲在二哥华明、二嫂明生和弟弟华建的陪同下，时隔62年再回停翅港，重返战地，探望乡亲，会见了她和父亲结婚时的老房东――已98岁高龄的朱志高老人。
千棵柳、黄花塘，父亲母亲住过的地方
千棵柳村，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南约50公里处，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今名长江村)，曾属安徽省天长县汊涧镇，今属盱眙县旧辅镇。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7个月，指挥新四军顺利进行了战略反攻以及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3年4月，父亲调任由留在汊涧的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一个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扩编而成的抗大八分校（隶属新四军第二师）政委。
与此同时，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哥，取名“华申”（上海也称为申城）。夏季的一天，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母亲住处，说她已被捕一月余，由家里保释放出，她在敌人处看到有母亲的名字，因敌人不知地址而没有抓到，要母亲立刻离开上海。母亲当即转移，数天后，在舅舅赵帛（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离沪脱险。
母亲独自抱着华申大哥，历经千难万险，找回解放区，来到千棵柳，与父亲会合。多年后，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境，还有些“耿耿于怀”：“1943年夏，我回到淮南，毓标已调任抗大八分校政委，负责培养抗日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当时，我带着四个月的孩子，通过地下党的关系，送我到天长县的汊涧镇，正巧遇见八分校的两位工作人员，我就跟着他们到了千棵柳八分校校部。毓标正在开会，有人告诉他，我带着孩子回来了，他没有分心，直到会议结束才回来。看到我们母子平安回来，他高兴得抱着孩子亲呀吻呀。看到这个情景，我把对他刚才冷落我们的意见全消除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工作一点不懈怠，我们母子费尽周折，从上海回到解放区，他因开会却不能出来看一看。”
团聚后，父亲母亲同在抗大八分校（后改为第二师教导团）工作，直到1945年。
今日千棵柳，已与附近村庄并无二致。据当地老乡介绍，新四军军部1945年10月北迁后，旧址即被丧心病狂的敌人烧毁，连柳树也未能幸免，“千棵柳”已无柳。在村旁的稻田边，我拍了一张千棵柳的远景，带回去给曾在这里生活的华申大哥，不知能否唤起他童年的记忆。
从千棵柳向北约20公里，即是黄花塘。黄花塘，原名黄昏塘。清乾隆年间，凤阳有个姓孙的人，拖家带眷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植树安家，才有了人气。过了些年，山东来了一批逃荒的，孙家开仓放粮，使难民得以糊口。为了感谢孙家救命之恩，难民挖了一口水塘，挖到第三天傍黑才完工，故称黄昏塘。新四军来后，当地军民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将水塘深挖，增加蓄水量，方便了生产生活。张云逸副军长笑道：“这里是个好地方，春天油菜飘香，秋来稻谷金黄，毛主席还说‘战地黄花分外香’哩。我看，就把黄昏塘改成黄花塘吧！”罗炳辉师长也说：“叫黄花塘好！新四军就要给老百姓带来光明，让黄昏过去，迎来胜利的曙光！”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抵达黄花塘（华中局同时迁此），代号为“黄河大队”，在这里约2年零2个月。在此期间，军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指挥全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领导全军开展了三大运动――整风、大生产、军政整训，为华中军民坚持斗争与争取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新四军文化艺术馆，是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是卞龙馆长在上级支持下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大好事。它系统展示、真实再现了新四军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干革命需要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打天下需要这两杆子，建天下也需要这两杆子。我们不仅要建立一支精通军事和政治的军队，我们还要建立一支有文化素养的军队”。新四军努力建设成为一支既精通军事和政治、又有文化素养的军队。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不仅重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而且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抗日宣传活跃，革命文化普及，文艺创作繁荣，栋梁之材辈出。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华中抗日文化艺术活动，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月新四军组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支持，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目的，华中地区掀起了抗日文化艺术宣传活动的热潮。第二阶段，1938年2月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抗日文化艺术活动，主要以新四军各级战地服务团、火线剧社、大众剧团、抗敌剧团、拂晓剧团、十月剧团的组织形式展开。第三阶段，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至1943年冬。兴办院校培养人才（成立了抗大总分校和各分校、江淮大学、鲁艺华中分院、淮南艺校），组织苏北文联（下辖戏剧、诗歌、木刻、音乐、自然科学等六个协会）繁荣创作，设立文化村和艺文社团结上层文化人士共同抗日。第四阶段，1943年11月至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使文艺更大众化、更贴近斗争生活，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华中解放区还创办了培养建设人才的多学科的华中建设大学。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广，仅次于延安而居于其他根据地之首。它的覆盖面广，无论是城镇、乡村、村头、田间，还是机关、基层、部队、学校，都能深有感受；它的内容丰富，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减租减息、锄奸反特、参军支前、拥军优属、民兵工作等方面，各种题材均有涉猎；它的形式多样，戏剧、音乐、文学、舞蹈、美术无所不有，还有别具特色的墙头诗、秧歌舞以及大量的地方民间文艺。时至今日，那种坚持文艺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斗争第一线的创作道路，颂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启发、鼓舞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伟大实践，依然给人以深刻启迪。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盛名儒将”陈毅同志气势磅礴的诗词，“火中凤凰”叶挺将军的摄影作品，还有叶挺将军先于《囚歌》而写的《囚语》手迹。《囚歌》早已广为知晓，而《囚语》却还鲜为人知。在这写于牢狱之中、3300字的《囚语》中，叶挺将军表达了对皖南事变中牺牲战友的深切痛惜和缅怀，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痛斥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写下了“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的豪迈诗句。这是一篇革命者的正气歌啊！
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我们看到：在那样的年代，新四军指挥员的婚恋史依然是浪漫而感人的，它折射出革命者丰富的感情世界，可谓“烽火情缘”。这里，展示了陈毅和张茜、张云逸和韩碧、赖传珠和孙湘、邓子恢和陈兰、谭震林和葛慧敏、曾山和邓六金、粟裕和楚青、罗炳辉和张明秀、彭雪枫和林颖、张爱萍和李又兰、季方和钱讷仁等11对夫妇的照片。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坚如钢，炽如火，深如海，美如画！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黄花塘军部医院，母亲生下了她和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华明”，迎接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徐州，父亲母亲生养培育我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苏中、苏北解放区即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七战七捷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北移山东前，留下了以管文蔚伯伯为司令员的第七纵队（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孤悬敌后，坚持斗争。
1946年9月23日，以3个地方团组成的第七纵队第三十一旅在苏中东台县成立，父亲由第二师第六旅副政委调任第三十一旅政委。第三十一旅一成立，一系列的大仗、恶仗接踵而至。首先，就是在敌众我寡、装备落后情况下进行的通榆线阻击战。粟裕同志对管文蔚伯伯交待：“你们一定要在东线把敌人牵制住，不让敌人从东侧向两淮进犯。”邓子恢同志也一再叮咛：“陈军长等已决定在北边打一两个大仗，你们一定不能让东面那路敌人过来，千万千万。”根据华野指示和纵队命令，父亲和旅长段焕竞叔叔率部在海安以北、盐城以南公路段，阻击进犯之敌。经节节抗击、反复拼杀，第三十一旅超额完成了作战任务，有力地策应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宿北、涟水地区的作战行动。
1947年5月15日，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二旅在苏中台北县洋岸灶成立，父亲调任该旅政委。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和旅长吴咏湘叔叔率部坚持苏中，积极打击敌人，先后向海安、李堡、?茶、丰利等地国民党军队和土顽据点发起进攻，攻克据点20余处，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清剿”，改变了苏中对敌斗争的形势，打开了南线敌后斗争新局面，配合了山东战场和中原战场的作战，迎接了大决战的到来！
1948年初冬，父亲率部来到了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和商贾云集中心。徐州，也是我们刘家的血脉之源，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刘氏宗祠的家谱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彭城刘氏”！
淮海战役中，彭城刘氏的后裔在故乡参加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决战。当黄百韬兵团被我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合围于碾庄圩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从徐州方向出动，星夜沿陇海路两侧向东驰援。第十一纵队奉命离开东路战场，急赴徐州以东地区，阻击东援之敌。第三十二旅赶到黑山一带，赶筑防御工事，担任阻击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了靠前指挥，旅指挥所就设在战壕后边，借破烂的小草房作指挥所。黑山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和困难的环境，是第三十二旅参加淮海战役中最艰难、最激烈、伤亡最大的阶段。战斗在荒野中，冰天雪地，非常艰苦。经过十天浴血拼杀，第十一纵队和兄弟纵队一起，终于把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部队阻击在离包围中的黄百韬兵团30华里以外，保证了顺利歼灭黄百韬兵团，宣告我军在淮海战场上首战告捷。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第十一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父亲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支苏中子弟兵，跨长江、战上海、克厦门，一直打到祖国的东南边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和组建海军、空军及特种兵的需要，于1950年10月决定撤销第二十九军军部，各师改建其他军兵种。时任军政委的父亲，于当年12月调任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后改称华东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后于1952年9月任政委），折返北上，又回到了徐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有了飞跃的发展。1950年秋，成立了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由原来的1个坦克师，逐渐发展为2个坦克师、2个训练编练基地（师级）、3个独立坦克团、1个水陆坦克教导团，还为十几个步兵师组建、装备、代训了坦克自行火炮团。父亲到任后，克服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知识的困难，虚心学习，和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伯伯、继任司令员刘涌叔叔一起，为建设华东军区装甲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3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2年10月，父亲在徐州迎来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35年后，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0月27日下午，向明、刘涌、华诚一、张光忠和我，一起到徐州北站叉道迎接主席。我们刚到不久，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站台。车停稳后，主席满面笑容地走下火车，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随后下了车。向明向主席介绍道：“这是华东装甲兵司令员刘涌，这是政委刘毓标。他们都当过红军。”主席一边和我们亲切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好。”向明又说：“请主席到装甲兵司令部去休息，那里安全也有暖气，都准备好了。”主席笑着对我们说：“我看就莫去了，去了会给你们添麻烦，搞得鸡犬不宁。就住在火车上好！今天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回去工作吧。明天去看你们。”
第二天8时，主席一行准时来到华东装甲兵外宾招待所（当时用于接待苏军顾问）。主席就座后，点燃了一支烟，问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哪年参加革命的啊？”刘涌说：“我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主席说：“兴国我很熟，在长冈乡我还做过调查哟。”我答道：“我是江西横峰人，赣东北苏区的。1927年参加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暴动，先做地方工作，当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4年转入红军工作。”主席沉吟了一会说：“方志敏是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主席把吸了一半的烟掐灭后又问：“你们现在装备的坦克都是哪国造啊？”刘涌汇报道：“杂得很，有缴获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前年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一个师的T-34坦克。”接着简要汇报了华东装甲兵的主要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
乘着刘涌汇报的工夫，我仔细打量了主席。只见主席穿着一身黄色的中山装，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一双黄皮鞋有好几处磨得发白，右脚的一只袜子上打着补丁。
当刘涌汇报到苏军的一个坦克师连人带装备来交接时，主席问道：“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还好吧。”我们说还好。听完刘涌的汇报，主席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哟。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现在不同了，有了坦克还有飞机、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
主席点燃了不久前掐灭的那半截香烟，又问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主席面前。主席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我们听了，都为主席对历史知识博学而惊叹不已。又谈了一会，我们陪主席去云龙山看了看，尔后去九里山。
出徐州北郊不久，一条新开的沟阻断了道路，我们都下了车。主席遥望着九里山，诙谐地说：“九里山近在咫尺，可是一沟横断马路，看样子是不让我过去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啦！”这时天已近午，我和刘涌走到主席身边，请主席到装司用餐。主席说：“不用麻烦了，今天我请客，你们都到火车上去吃饭。”
随主席回到专列不久就开饭了。因为餐桌小，我们分开就座。主席单独用一张小桌，我和罗瑞卿、刘涌同桌，其他人另用一桌。主席吃的饭菜和我们一样都很简单。主食有米饭、馒头，副食是四菜（红烧鱼、炒野鸡片、炒辣椒和另外一个素菜）一汤，每桌有一瓶通化葡萄酒。开饭后我悄悄问罗部长：“我和刘司令员给主席敬杯酒，好吧？”他摆摆手说：“不要去，主席不喜欢。”我们听了也就作罢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喝到通化葡萄酒，觉得特别的香醇可口，从此养成了爱喝这酒的嗜好。主席吃饭很快，吃完后起身走到我们身边说：“我去休息了，你们慢慢吃。晚上我们就走了，你们都不要来送行。好好把部队带好。”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以战士、贤妻、慈母的三重身份，与父亲牵手走过。在难忘的岁月中，有两地相隔的挂念，有胜利重逢的喜悦，有儿女降生的幸福，更有并肩战斗、相互支撑的坚强。
父亲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兄弟姐妹抚育成人，是她对这个家、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是啊，做母亲不易，做战火中的母亲更不易，做战火中身为军人的母亲太不易！由于怀孕、生育、抚养儿女，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工作。对此，母亲在日记中多次表露了“苦恼”“痛苦”“遗憾”的心情。但同时，她以“带孩子培养革命后代也是革命工作”的认识，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华申大哥深情地回忆道：“战火中的母爱，却更加弥足珍贵。我记得，在一次渡河时，国民党的飞机上下俯冲、投弹扫射，机头涂着红色的飞机尖利地呼啸着，母亲把我俩紧紧地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住在苏中一个临河的小镇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为了保护我们，母亲把几床被褥压在八仙桌上，敌人飞机一来，就让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她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尽一切所能地护卫着我们！”
1951年初，母亲手牵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东东姐姐），离开了南国厦门，一路北上，到了徐州，与父亲会合。在华东军区装甲兵，母亲担任了司令部副政治协理员，组织机关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整风、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
正当母亲投入紧张的工作之时，一个小东西来“捣乱”了。她在1951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爱姆西已超过了半月还不见，这两天似乎有些反应，这问题的确是矛盾，怎么办呢？只有自己去克服生理上的反应，不要因此而妨碍了我的工作与进步！”这次怀孕，反应奇大。母亲在日记中，六次写道：“整天的无精神，总觉得浑身不舒服”，“精神一点都提不起来，总觉得头昏脑涨”，“反应时间已不短了，还没有好，真要命”，等等。11月8月，在徐州西关医院，父亲母亲的第三个儿子，经历了惊险的难产，终于呱呱坠地了，因生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第二天，故取名“华苏”。又过了1年零四个月，在徐州八八医院，父亲母亲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华建”，因为他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1954年，随着父亲进入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我们一家到了南京。一年后降生的刘家老六、我的妹妹，取名“晓宁”。刘家儿女的名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征；刘家的命运，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在离开徐州18年后，1972年年底，父亲母亲把两个儿子又送回了徐州，到坦克第二师当兵。此后，依靠父亲母亲给予的思想品德基础和身体素质，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和华建顺利发展，直至相继走上军职领导岗位。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血脉源自徐州的我们父子三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时，工作单位（华东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指挥学院、某集团军）都在徐州！我和华建出生在徐州，入伍在徐州，授将在徐州，这方热土真是我们的“福地”啊！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文亭街8号，这是清代徐州府道台衙门、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后来成为华东军区装甲兵机关驻地，是父亲母亲生养我的地方。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悼念在那场血战中牺牲的31006位英烈，他们是父亲母亲的战友、我们的前辈。2011年11月5日，我又一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寻访团的兄弟姐妹一起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在??秋雨中，我在塔前代表寻访团作了如下致辞：
1948年的明天――11月6日，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自领导下，在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的组织指挥下，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达临城、南抵淮河的宽大地域内，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创造了以60万击败80万的战争奇迹，歼灭了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奠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实基础。我们的父辈，生逢其时，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战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在淮海战役发起63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前仆后继、英勇捐躯的3万先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而爬冰卧雪、奋勇支前的广大民众。他们的英名，永远与日月同辉，永远与祖国的山河同在！
今天，淮海大地、中华神州已经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依然充满曲折和艰险。我们凭吊先烈、缅怀前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传承他们的未竟事业，为了祖国富强，为了人民幸福，终生不渝地努力奋斗！
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是不朽的，为这个事业献身的人们永垂史册！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父亲母亲！○
题图 与寻访团兄弟姐妹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
(本文作者系开国将军刘毓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原政治委员、少将)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