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有一句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然了，这也是个古老的愿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如今，城市在发展，由于有限的本地人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所以拥有“梦想之城”之称的城市开始吸纳外地人。"城市越发展，吸纳的外地人也就越多。”拿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为例，要是放到十多年前，每6个人当中只有1个是外地人；如今，行走在福州街头的人，4个当中就可能有1个来自外地。而在晋安区、仓山区等区的城乡结合部，这个比例极有可能倒挂。
据一项统计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就业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从事的服务业是城市生产生活必须的，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就极易陷入瘫痪状态。”
卖早餐的陈阿姨
在福州市晋安区某城乡结合部一处低矮的农民自建出租房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外地人，他们有的来自安徽，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四川……由于房租便宜，这里便成了他们的“大本营”。陈阿姨说：“因为这边呢，老乡也多，有个什么事情的话，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2006年，陈阿姨为了减轻儿子儿媳的负担，便只身从河南老家赶来，照顾两个孙女。“刚来的时候，孩子们比较小，我不放心，都不离开她俩身边。”可是这几年，两个孙女渐渐长大，开始上学，不再需要陈阿姨一直跟着，所以，“就腾出来大把的空余时间”。
刚从繁忙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时，陈阿姨有些许的不适应。“在老家的话，你至少有个地可以种种，可这里，能干啥呢？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就这样干闲着吧？”
想了想，陈阿姨决定卖煎饼和小笼包。当陈阿姨把这个想法跟儿子儿媳说了之后，他们都很赞同。所以，从2011年9月开始，陈阿姨便开始经营起了自己的小生意。
离陈阿姨住处不远，就有一片刚建好的住宅区。由于周边的设施还不完善，已经搬进来住的人连买个早餐的地方都没有。所以陈阿姨的出现可谓是及时雨。
陈阿姨每天都早早地起床，将东西弄好，然后把车子推到住宅区。在早高峰期，陈阿姨的早点车会被上班的人流围得水泄不通。一个早上，陈阿姨能卖出五十多个煎饼和三十多笼小笼包，如此的“业绩”让陈阿姨很得意。“在家种地，比这还辛苦，挣得却没有在这里的三分之一。”
一个月辛苦下来，陈阿姨就可以赚三千多元，这相当于在老家好几个月的收入。
在采访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位小区的客人。问及陈阿姨的生意，该客人有点羡慕地说：“应该很好吧。阿姨在这边摆摊，解决了我们的早餐问题，我们挺感激她的。再说，我经常过来，看到她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弄得我都想摆一个了。”
虽然这一年多来，小区旁的小贩开始增多，什么油饼车、烤串车、灌饼车、豆浆车，还有政府组织的早点车，同质化竞争变得有些严重，但是陈阿姨并不担心。“我呢，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户，而且做得也挺好吃的，不用担心的。除非我自己不想干了。”
建筑工张师傅、李师傅
2月底的夜晚，在福州市闽侯县一个还未开工的工地上，62岁的张师傅在塑料布搭建的“帐篷”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任务是负责照看工地上的一台挖掘机，由于现在工地上还没开工，没有其他人来，春风中的老人看上去有些萧瑟。
张师傅说：“我呢，是因为年纪大了，干不了其他的活，只能照看一下这工地和机器。”因为还没有搭建住处，塑料布一到下雨天就会漏雨。工地上的泥地湿气又很重，上了年纪的张师傅常常觉得不舒服，“腰酸背痛那是家常便饭”。
张师傅说：“原先我都在浙江那片，还好一些。可是福州这边，春天雨特多，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些冷，有点吃不消。”
通过张师傅的牵线，记者采访到了李师傅，现在的他正在修建福州三环线路。
李师傅说：“我现在是住在桥下用帆布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条件比张师傅要好很多。”
对于这样的居住环境，李师傅没有太多抱怨。“我们的要求不高，有灯有水就行了。”
和李师傅一样，其他人也在桥洞下搭建了这样的住处。“虽然条件跟家里没法比，但是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吃过苦。都住习惯了。现在坚持一下，多存点钱，好回老家盖房子，还要给小儿子赚大学学费。”
听李师傅说，以前出来打工也曾遭遇过拖欠工资的情况，但现在没有了。他说，现在工地上每天有20元的伙食，每顿都有肉吃，挺好的。平时，工友们也会相互往来，我们常常会在晚上聚在一起喝上两盅。
曾经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经常握铲子，手被磨出了老茧，汗水不断地从脸颊落到了土地上……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们住在桥下的洞子里，他们住在工地旁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他们住在尚未开通的隧道里……当桥通了，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掩盖了这些住所时，他们重又收拾起行囊，转战下一个城市――他们的名字叫农民工。在这个城市里，为自己筑梦，却不能安家。”
然而，像李师傅那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虽然住在桥洞下，但是那里还有幸福，还有希望。
环卫工人米雅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20世纪90年代初流传于内地这首民谣，开启了新移民对南方的美丽想象。南方大都市对于农村人来说，就如同纽约之于北京人王起明和阿春。在“异乡人”的想象中，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是发财、梦想和光明的代名词，这是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最初想象。但是，当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逐年走高之时，很多人便想到了福州这样的二线城市。他们也靠着自己的勤奋、吃苦，在陌生的异乡打拼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小片天空。
虽说外地人就是外地人，一点也不了解福州本地的文化，本地人也有些排外，但是，外地人身上有一种本地人无法拥有的独特“气质”――当本地人羞于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外地人会用自己的双手，为这座伟大城市带来清洁明净，为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
说起“米雅”这个名字，米雅脸红道：“这是俺妈给俺起的。小时候觉得挺不错的，觉得挺洋气。可是我现在都四十多了，再被别人这么叫来叫去，有点不好意思。所以，现在大家都叫我米姐。”
自2008年来到福州后，米雅一直都供职于福州市某环卫公司，负责一个片区的卫生清理。说起这活，米雅有点感慨道：“很累，真的。每天很早就得起床打扫卫生。一天还要打扫好多次。碰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比方说过年过节，放鞭炮的很多，炮皮炮屑非常多，很难扫。”
但是，即便有诸多抱怨，一旦工作起来，米雅便顾不上这些了。因为，在她的观念里，“既然拿了工资，就得认真打扫，不然对不起领导，更对不起纳税人”。米雅说，“换成我是附近的居民，看到每天必经的道路又脏又乱，我也会不舒服的。”
说起公司的同事，米雅道：“我们公司的员工大多是外地人，河南的居多，而且多是老乡。福州本地的也有，但是很少，也都是街道啊、社区劳动部门安置的‘4050’下岗人员。”
……
他们到底为城市带来了什么？
虽然很多外地人在城市里过着“忍者”般的生活，但是由于资源过分集中到大城市，加之县域经济发展培育不够，使得整个广大的中西部城市发展严重不足，无法容纳这么多劳动力。因此，“北上广深”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不容小觑的流动人口规模使得很多城市的生命线疲于应付。可是，即使日益上升的不幸福感愈加困扰着各个城市，它们依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那么，流动中的他们又为城市带来了什么呢？
以北京市为例。根据相关公开数据统计，北京本市外来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而这项指标极有可能超过20%，因为公开统计中流动劳动力往往比实际数量要少，因此将真实流动劳动力的数量考虑在内，份额更高。
流动人口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多个区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外来人口倒挂现象严重，倒挂比例最高的达到1:20。
比如旧宫的一个村，常住人口三千多人，外来人口3万多人。有八十多家小加工、小餐饮、小洗浴、小修理等行业，专门为外地人口服务。这样就引发了一些无照经营、非法办学等问题。只是，与人口集聚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流动人口本身也以自己的力量为北京做着贡献。
在记者统计的调查样本中，外地人的就业率高达90%以上。其中，多数人从事着卖菜、家政、理发、装修等城市生活必须的服务工种。“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也认为，城市人口的集聚是按照多种就业需求和创业渠道进入的。低端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永远成为城市人群的合理组成部分。
一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的调查统计，也证实了外来人口的贡献力。根据相关公开数据统计，本市外来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
另外，以辩证的角度来考虑，人口流入造成城乡接合部地区混乱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增加了超过2/3的经济收入。
有人曾在一篇帖子里写道：“外地人让我可以便宜地装修我的家，更加便宜地做各种我做不来也懒得做的活；而各种高层次的外地人的到来，对我是一个竞争，让我不再悠哉游哉，刺激我不学习就要被淘汰……这就是外地人，他们的到来给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不一样的思维，而不仅只是不同的乡音和模样；他们的到来促进了竞争，用无形的鞭子抽赶着原住民往前奔；他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商品，土产，润滑着流通；他们的存在又吸引了为他们的服务的吃喝住行；城市就是在这样滚雪球的方式壮大，才有了城里人所欣赏自豪的一切；正是在外地人的不断刺激下才能蒸蒸日上；纽约正是有了全世界的移民才成长为纽约；纽约的精彩就在于唐人街，韩国街，小意大利这样的生机勃勃。”
然而需要改变的仍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均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