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价值削平与深度模式消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里，文学被“边缘化”了。倘理性审思这一“边缘化”现象，人们会发现以下三点：“边缘化”中的“中心”窥觑；“多元化”中的“众声”喧哗；“平面化”中的“私意”狂欢。面对这样的精神文化处境，人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需要真正的文学。
[关键词]文学；语言；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
[作者简介]张鹭，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河南周口466000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73－04
关于文学的“边缘化”，学界曾经热热闹闹地争论过。时过境迁，这一热点话题已经渐被冷落了。笔者在此宁愿将这一渐被冷落的话题再次提起，以便对其作出应有的理性分析。
一、“边缘化”中的“中心”窥觑
近年来，文学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各个场域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审美的“政治化”、“产业化”、“日常生活化”。但无论怎样“化”，人们透过这一相互越界的现象所看到的乃是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权利博弈，或日社会转型期文化资本的重新瓜分与争夺。正是在这场权利的角逐中，文学界感到了来自政治与经济场域的双重挤压。并明显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于是，人们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
倘理性审思这一“边缘化”现象，人们不难发现，其实所有这一切最后均落在单一的“权利”维度上。而且，“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没有“中心”，就没有“边缘”；没有“边缘”，也无所谓“中心”。因此言说“边缘化”的一个潜在的前提，乃是已经承认了“中心一边缘”的事实性存在，而在“中心一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言说“边缘化”，其目的在于争取权利层面上的平等；倘一旦局限于某种文学中心论，人们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甚至不无窥觑中心的嫌疑。其实，文学固然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良药，更不是唯一的良药。在人文学科的大家庭里，除了文学，还有哲学、宗教以及文学之外的其它艺术形式。而且，仅以“权利”为绳墨来谈文学的“边缘化”也是有其限度的。从社会学视域内来吁求文学生态环境的优化以及相关的平等权利固然有其合法性，但问题在于，即便这一切外在的权利全部争取到了，人们是否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堪称经典的文学?而一旦把问题追逼到这个分际处，由文学的“边缘化”而带出的“权利”一元化的限度也就自然凸现出来了。
古人有语：“国家不兴诗家兴。”这话乍听起来似有道理，但细品起来颇成问题。文学史已明告我们，国家不兴，诗未必兴；国家兴，诗也未必不兴。当然，国家不兴，诗或而也兴；国家兴，诗或而也不兴。由此断言，文学兴替与国家荣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文学兴替有其自身的法则，国家的荣衰充其量只是一种外部的刺激。对一个贫瘠、孱弱而元自省的心灵来说，无论所处的时代经济是否富强，科技是否发达，政治是否正义，伦理是否和谐，精神空气是否民主，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毫无疑义，其都不可能写出传世的作品。当然，这种人也能迅速地“码”出一堆堆类似文学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在一个精神无根的时代竟也能够源源不断地换来一叠叠厚厚的钞票，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从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层面来看，这种人只是以文学的名义做了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事。或者说，正是这些堆积如山的类似文学的文字，在一片聒躁声中暂时遮掩了历史上曾闪耀于精神天空中那些伟大文学的光芒，并钝化了一个时代的大众的审美心灵。由此可以说，文学成其为文学并不取决于“权利”维度上的平等，而最终取决于文学所不可或缺的审美境界。
其实，对一个以文学安身立命的文学家而言，文学就是文学，而无所谓边缘与不边缘的。文学家关键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至于社会暂时承认不承认，那是其所不能左右的事，而且也是真正的文学家所不屑顾念的事。
二、“多元化”中的“众声”喧哗
文学的“边缘化”自始就有着一层警惕“总体化”的背景，从优化文学外部的生态环境来看，就是要抵制与瓦解政治的寡头化或经济的一元化。由此说来，总体化就是渗入文学肌体的“绝对主义”。从总体化中拯救出失去自由的文学，理应首先摆脱绝对主义所构设的形形色色的“中心”的威慑。于是，20世纪上半叶，带有唯美倾向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以自觉的边缘意识持守一种文学自律的立场，而这自律的立场说到底乃是指向文学自己是自己的理由。换言之，文学成其为文学，其理由并不在文学之外。这种略带守势的文学自律立场或许并无意于干预文学之外的事，但自律的边缘意识本身就是对气势夺人的他由化的“中心”的蔑视，而且捍卫文学自律本身同时就意味着始终与其他外在场域保持着某种必要的张力。
但文学自律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其他场域绝缘。一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由不无真诚的蔑视“总体化”而畸变为一种顾影自怜的审美冷淡。由不无裨益的“文学性”求索畸变为一种“纯形式”的语言操作，尤其当不无自律的唯美诉求在不断生命抽空的坚冰上落入科学主义的冰窟。这一不无悲壮色彩的“为艺术而艺术”就在不断末流化的“纯化”中不幸染上了“洁癖”，并因自己咬断了人文精神的脐带而濒于衰危。在反拨“总体化”的过程中却走向了所谓凝固不变的“本质主义”，其实这在思维方式上与那种“中心一边缘”二元对立模式并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大不幸。而且，文学固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但这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却又不止于语言；文学固然是一种审美形式，但这作为审美形式的文学却始终不能脱开情感；文学固然是一种符号结构，但这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却无法匡束住能动地活动于历史之中的人。
在濒于衰危的绝望之际。文学开始自己“解构”自己，而这解构首先就从剔除所谓“本质主义”开始。于是，本体论的“语言”变成了时空中的“话语”，文学再次回到了“历史”之中。伴随“语言论转向”的“终结”与“新历史转向”的肇始，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形色各异的文化新贵暂时共拥在“去中心”、“反本质”的旗帜下高呼着“越过边界――填平鸿沟”(菲德勒)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向了“众声”喧哗的“广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似乎一下子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一个所谓“多元共生”的时代到来了。
从此，文学似乎获致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但如此自由久了却也总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虚空。譬如，过去写诗，还要顾及格律、声韵、意象等，时下却可任性而为了，似乎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但这缺失了必要匡束的“创造”却怎么看都不再像诗。文学委实是需要自由的，不过，这自己是自己的理由意味上的自由自始就包蕴着两层涵谓：一是因着这不可让度的自由而对外争取自由创作的平等权利，在此种涵谓上来说，文学理应是多元共生的；二是无论这平等的权利是否已经获 得，作家都理应遵循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内在理由，这内在的理由以“范本”立法的方式为文学标示了可堪效法的“典型”，并烛引着文学实践祈向“最高的范本，鉴赏的原型”(康德语)。文学固然没有认知向度上的所谓抽象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缺失体证于心的“典型”和虚灵不滞的“最高的范本”。相较于经验之中的“多”。康德所说的“最高的范本”是“一”。“一”就是充盈，是表率，因而“一”也是终极评判，是“绝对命令”，是“审美理想”，是“鉴赏的原型”。唯有以“一”统摄“多”，经验之中的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出自内在趣求而自觉地听从“最高的范本”的召唤并进而从“实然”趣向“应然”。如果一味地把目光向外投射，或囿于经验事物，把事物偶然化，不承认虚灵的“一”的存在，从而陷入相对论、怀疑论的泥沼；或迷于知性思辨，把事物抽象化，使“一”风干成凝固不变的“本质”，最终沦为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俘虏。
我们看到，反对“绝对主义”意味上的文学“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否定作为“最高的范本，鉴赏的原型”的审美理想，否则人们就会在所谓的“多元共生”中陷于“众声”喧哗的窘境。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症侯。如果人们尚葆有着足够清醒的理性，犹未被这碎片化式的“多元化”时潮所裹挟，而且仍没有放弃自觉的文化反省的话，那么，从一会儿这“死亡”了、一会儿那“终结”了以及眼花缭乱的“新新”、“后后”等现象再往深处探进去，人们就不难发现众声喧哗的“多元化”下所遮掩的相对主义的真面目。因此，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所谓“多元化”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反“本质主义”，而在于它所反的究竟是不是“本质主义”。如果把“典型”当作“类型”、把“审美理想”当作“本质主义”一块反掉了，文学无疑在一个精神无根的时代自己彻底挖了自己的根。
三、“平面化”中的“私意”狂欢
文学固然需要争取权利层面上的平等，但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就要削平境界层面上的等级秩序，更不意味着就该否弃体证于心的审美理想。一旦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打着反拨绝对主义的幌子来放逐审美理想而摆向相对主义，那么，意义消解后的碎片所透出的乃是一任价值“平面化”与“私意”狂欢的文化危机。当一个时代的文学终于亮出了“告别神圣、否弃理想、驱逐崇高”的腰牌，人们就已经透视出了它的意义缺失的全部病灶。
在一个价值平面化的时代，那双曾经因“爱得深沉”而“常含着泪水”的“眼睛”干枯了，那双曾经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也闭上了。于是，文学缘于内在生命的匮乏而日益流于表演化、矫情化、无情化：有的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却失去了直面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的在“戏仿”历史的所谓“新历史”的玩闹中消解着历史意义，有的则在所谓“还原生活”的“零度写作”中展示着“一地鸡毛”的景观。当然，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这般地“玩得就是心跳”的。“伤痕文学”的“伤痕”委实有着心灵深处的伤痕；“反思文学”的“反思”委实不无砭入骨缝的反思：“改革文学”的“改革”委实充满着“改革”的悲壮。同时，文学开始了“你别无选择”的无奈。在经历了一段“形式”的实验后，文学露出了“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漠然。或许是终于耐不住被“边缘化”的冷寂，不免自己闹出点动静来以诱引“大众”侧目，于是便有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有了“我爱美元”的“美元”，有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快感”。文学在商业操纵与欲望窥视的双簧中藉着大众传媒这一掮客似乎走出了“边缘”，但这所谓“私人化”、“肉身化”、“时尚化”、“商业化”、“泛美化”、“视觉化”写作的背后不时散发出“媚美化”、“恶俗化”的腥臭。或许此类“文学”委实该“终结”了，但它在“文学性的蔓延”中却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戏得“如鱼得水”，俨然已成为价值迷乱时代的文化“英雄”。
在一个为“媚美”所充斥的时代，那从不妄自淡薄任何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却被这个欲望过度膨胀的“媚美”时代淡薄了。“媚美是直接对意志的自荐，许以满足而激动意志的东西。”在叔本华看来，文学艺术的目的在于引致人扬弃“意志”，而以纵容乃至于主动撩拨人的意欲为能事的“媚美”“在艺术(的园地)里是到处都应该避免的”。然而，在一个欲望被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语境里，那本来应该避免的“媚美”却是绽放于“艺术园地”内的最为妖艳的“罂粟”。日益膨胀的欲望有足够的肥料滋养这些罂粟，它们那逼人的妖艳与主动的“自荐”反过来又撩逗起更为贪婪的欲望，而“园地”管理人员也乐得在这场养料争夺战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养料分配机制操纵游戏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井然有序、潜移默化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欲望化的“大众”。于是，在“欲望”的燃烧与“媚美”的绽放以及“园地”管理人员不无偏心的有意淡忘中，陶养人的生命的真正的文学被日益疯长的“罂粟”日渐挤到了边缘。
在一再的退守中，美的文学不断凸显着“形式”的力量，但也终于在这“形式”的退守中日渐失去了吞吐万象的大气魄。而同样超越当下功利的伟大的文学未始没有对于“形式”的执着，不过，伟大文学的“形式”更有着与“质料”之间的内在张力。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托尔斯泰的小说、杜甫与李白的诗，无不具有美的形式，但同时又敢于并善于驾驭重大的题材。可以说，伟大的文学正是在卓然地驾驭那些重大题材的过程中焕发出一种包举宇宙、吞吐山河的气魄，至今仍在震撼着人的内心、净化着人的灵魂、滋养着人的生命、影响着人的生存，并促使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转变。故而，伟大的文学虽然并不囿于当下的功利，但也从不讳言大功利。这大功利在某种涵谓上来说就是指人之为人所不可或缺的超越维度。缘此，伟大的文学既关乎政治又超越政治，既关乎经济又超越经济，既关乎现实又超越现实，既关乎历史又超越历史。一言以蔽之，在人文意涵上为在世生存的人们确证价值坐标与精神的等级秩序，这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的托底的秘密。由此，伟大的文学与囿于当下之“私欲”的“媚美”的文学自然有了泾渭之判，同时也与囿于“形式”的“美”的文学彻底区分开来。
因而，伟大的文学(也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注定了是在“形式”与“质料”的张力中戴着“枷锁”的跳舞，只是这内在的枷锁仅出于文学自身的自贞、自爱与自省。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文学”似乎变得“宽宏大量”起来，但无论怎样宽宏大量，它仍是“意识形态”的“文学”，而且那不无强大的政治资本自有其讳莫如深的潜规则：“媚美”的“流行文学”委实也没有任何被“边缘化”的迹象，它反倒藉着“意识形态”的宽容和市场机制的怂恿一帆风顺。如果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委实出现了“边缘化”的话，那么，被边缘化的肯定不是它们，而是被双重遗忘的美的文学尤其是伟大的文学。不过，伟大的文学毕竟是超越时代的。在历史的绵延中，它们终究会逐渐走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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