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十月》2011年第6期 丛治辰 小说和故事是不同的，所有小说理论都这么说。据说小说的情节是以因果链贯穿，而故事则简单地以时间为序。在我看来，这差别的根本在于，小说比故事更关注情节编排之外的东西。很多作家――尤其是经过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洗礼的作家――都在强调“小说是一个手艺活”，但我相信，如果小说仅仅是技巧、情节、悬念，而缺乏更超越的追求和最由衷的情怀，如果小说仅仅沦落为电视剧本的草稿或纯粹技术的演练，那么小说的生命早就终结了。那样的小说，根本就不该称为小说。更何况，就经验来看，一个对小说没有更高追求的小说家，很难寄望他在技术上有多么精熟的表现。或许我们可以说，对小说的认识高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技术高度，甚至就是其技术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单纯演练技术的小说保留意见，对粗制滥造的谍报小说和情感故事毫无兴趣。也是为什么，在《十月》2011年第6期当中，何大草的中篇小说《两才女》令我眼前一亮。通过史贞芬和党小米这一对闺密，通过她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与内心隐秘，通过她们不可遏止的欲望、渴念和不能面对的脆弱、怯懦，何大草想要追问的是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问题。党小米出身干部家庭，她桀骜、任性，同时又期盼关怀，对人依赖。――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她霸占了史贞芬的上铺，入夜后却又摸到下铺，向史示好呢喃，在两人友谊开始的时候，党小米性格的复杂其实已经表现出来。所以她看似叛逆，实则是无可皈依；看似放荡，实则无可依靠。她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在追求的道路上，驱动她的是原始的情欲和逾矩的渴望，因此她经历丰富，同时伤痕累累，她想要停下来也已不可能。出身农民家庭的史贞芬显然比党小米现实得多――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家庭出身，很容易发现两闺密的性格和人生轨迹莫不决定于此，如果不是依恃家庭，党小米哪里任性得起――在党小米跟着诗人、艺术家鬼混的时候，史贞芬老老实实上课，她不读诗，只读课堂笔记，因为那是“吃饭的家伙”。所以她嫁人、留校、照顾孩子、写学术专著，规规矩矩。但是她终究不是丈夫心目当中的“好女人”，她的心里一直长草，渴望平淡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激情，类似党小米的那种激情――当然，最好不要那么危险。经过梳理，这篇小说其实非常简单，何大草就像是做高中的修辞练习一样，以对比的手法处处对应地设计了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甚至连她们的性格复杂性都可以一一比对，一个看似强悍实则脆弱，一个看似贤淑实则狂野。这样意图明确的设计，以至于这两人简直单纯得有些漫画化了，不能不说有那么一点做作。但是正因为极端，我们很容易从这两面典型性的镜子当中清晰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自会在心里衡量，我们自己是百分之多少的史贞芬，又是百分之多少的党小米。如此比对永远难分胜负优劣，正如史贞芬和党小米无论怎么选择总要为己为人带来伤痛与烦恼。但是好在小说不是数学题，不需要标准答案，只是透过纸上人的悲欢离合，想一想人生若是如此将会如何，又何妨呢？
李进祥的三个短篇同样让人眼前一亮，他以朴素淡雅的风格写出了一个回族村落亘古绵延的文化情调，较之实验人生可能的小说，他描述的是众多人生历经几十代积淀下来的整体性的精神图景。《换骨》和《乏痨》都以病为题材，杨木匠媳妇的换骨症和达吾嫂子的乏痨症都来得莫名，去得也莫名，但在病与治病的过程中，这个回族村庄的传统与人情弥漫其中，给这两场跳脱因果链条之外的怪病，赋予了淡而深远的意义。杨木匠媳妇并非村中人，乃杨木匠不知从哪里带回来的，甚至未必是回民，于是这个故事本身就隐藏着一段并不同于惯常的爱情故事，因此小说最初的张力并不在于病，而在于这个相对封闭的村庄该如何接受这个外来者。恰恰是她的怪病，以及整个村落默契地配合传统疗法为她“医治”的过程，使她进入到古老乡村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我更愿意将治病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文明对外来者的包容的过程。这或许正是治病方法之古怪的原因：换骨症患者的家人，必须偷偷盗取村人养的鸡，被丢鸡人不指名地辱骂，病人才能痊愈。而一个外来人，本来就需要被原乡人多少次的腹诽、指责、羞辱才能得到认同啊。但是李进祥选择了用病来讲述故事，而没有在情节上用力，把戏剧冲突做得张牙舞爪，反而让人感动于村人的温情：和给达吾嫂子治病一样，村里人都那么不遗余力而心照不宣地帮忙，那是一种不用宣告的善良，从长久的传统中浸透出来。但长久的传统也会遭遇危机，《黄鼠》没有讲怪病，讲的是天灾。天灾将生命和传统置于不可妥协的对立当中，物质上的匮乏和生理上的饥饿容易使人丧失信仰，是捕食信仰不允许捕食的黄鼠求得生存呢，还是坚守信仰，接受饿死的命运？苏莱曼阿訇显然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但他终究不是一个残忍的原教旨主义者――他的选择不是符合信仰的，但我想一定符合这个村庄千百年来的人情逻辑，因为没有任何生存能够依靠极端的反生命的教条存在，必须首先尊重生命，才能谈论信仰。李进祥的小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情的回民群体，和西北很多回民作家一样，他用小说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而非观念的穆斯林世界，精英主义的信仰在他笔下的村庄当中化入土壤当中，成为充满人间关怀的风俗与人情。因此他的故事虽然奇特，但是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同情和理解。这位被列入“小说新干线”的作家已经四十四岁了，他所讲述的故事比他的年龄更加成熟，他所传达的精神气息比他的人生境界更为开阔深厚。就此三篇作品看，他显然是被低估的一位小说家。
同样令人感到温暖的是高剑的短篇小说《扣子棋和山影拳》，这篇同样不以复杂情节取胜的小说，因为投注了饱满的忆旧情怀和沧桑感慨，而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童年时代寄宿在北京胡同姑姑家的岁月，随着胡同拆迁而如似水流年一去不回。童年时候一起玩的表哥已经长大，因为职业和阶层的差异彼此难以理解沟通，正像是鲁迅和闰土一样的故事，只是“我”对逝去的往昔并不批判，只有怀恋。毕竟较之高楼大厦互不来往的新城市，所有人大概都更怀恋那个随意去邻居家串门过夜的大杂院时代吧？作者的叙事贯穿于“文革”前的童年时代、“文革”中的青年时代以及当下的中年时代，城市的气质和人的年龄一样都在变化，但是回头望去似乎什么大事都没有，有的只是淡淡几个影子，好像老照片一样。我想，真正的好情节未必要跌宕起伏，正如好照片未必要奇观异景，只要光影微妙，便是佳作。
较之跌宕起伏，微妙隽永恐怕更难吧，何况连跌宕起伏都没有呢。
《十月》2011年第6期推荐篇目：李进祥《换骨》、《乏痨》、《黄鼠》（短篇）
看《人民文学》2011年第11-12期
魏冬峰
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为“新锐”专辑，其中，蒋峰的《花园酒店》（中篇）虽然是一部长篇的局部，有着情节背景缺失的遗憾，但它依然相对独立地讲述了一个“活着”的故事。六十多岁、患了癌症的老许，妻子早逝，“女儿”智障，“外孙”幼小，他有生之年活着的意义就是如何让女儿和外孙在自己离世后活下去。他费尽心机地为女儿安排相亲，不顾安危地为外孙赚取活下去的费用，甚至还要以自己的病弱之躯满足外孙爬上36层高楼的梦想。老许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活着”面临的物质和道德底线（女儿并非老许的）。这一命题，虽不新鲜，每每读及，依然唏嘘。
《通俗爱情》(中篇，独眼) 读来更像一篇好一点的网络小说，其最大特点是淳朴，虽然借了在读博士、出国留学生等校园爱情和跨国夫妻的壳，却没有郎才女貌、花前月下、一见钟情、歇斯底里等与爱情有关的浪漫、传奇噱头，拉开架子就是寻常琐碎的小温暖、小甜蜜、小烦恼、小误会，及至小误会繁衍到了婚姻的尽头，方以一个卡通式的结尾重新把它拉回到原有的温情轨道上。
送儿子去精神病院的母亲，玩气球的两个孩子，过街的一对恋人，因为骤风的来去，而有了对悲喜的不同感受，亲情、友情、爱情呈现了新的意义。在短短的篇幅里，《骤风》（短篇，甫跃辉）不仅细致描摹了骤风起落间的街头风景，更为我们呈现了人间的悲喜片段。作者虽为新人，却值得期待。
阿丁的两个短篇都太像新手之作：《晚安，秦舞阳》以历史人物秦舞阳为主角试图重新阐释“懦夫之死”与“英雄之死”，《不可触碰之秘》假借死亡的可知性探索人性的“本我”。朱个的两个短篇中，《不倒翁》写工作、生活稳定却乏味的中年女性丧子之后面对美发店的洗头技师时内心的杯水风波，尚有可读之处，《像奔跑那样美好的事》却表现一般。
第12期的头条《刘万福案件》（中篇，邵丽）以作者的挂职锻炼为表，导出农民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故事。与此前的“挂职系列”相比，除了以全职叙述者“我”讲述的刘万福故事外，小说又多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和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丈夫、“后现代主义”女儿以及当地县委书记对农村、农民乃至刘万福的看法和相关观点，在结构设置上，似乎多了个“超验”的视角，也为多角度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依据，但在最直接的阅读体验上，却未必有“1+1≥2”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三死三生”虽貌似传奇，相关的语言和细节却真正是有生活底蕴的。
《一家之主》（中篇，王棵）隐隐有些《金锁记》的味道。《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昧于金钱禁锢了自己和亲人的爱情、亲情，《一家之主》则围绕着同名主题塑造了宏玉这个形象。聪明强势、少时丧父的长女宏玉为了自己的家庭辍学、工作、给家里买房、供弟弟们读书，既全力为家庭付出，又不自觉地以亲情的名义在家里处处树“敌”，干涉着家庭成员的自由和选择，导致母亲与感情不坏的继父离了婚并止步于一次忘年恋，一个弟弟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机会，另一个弟弟离开繁忙的工作现场回家照顾母亲，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而在宏玉眼里，家和亲人更是她的全部，小说结尾，当老年痴呆的母亲不慎落水，陪在母亲身边、多少视之为负担的弟弟踌躇之际，宏玉已从远处飞奔而来……显而易见，宏玉这个人物形象有其复杂性，比如爱与宽容、坚强与脆弱等，就整体而言，小说更倾向于从外部事件的描述中呈现这种复杂，如若多些场景、细节描摹，或许会多些留白，小说也会更加精致。
《快餐剧》（中篇，王秀梅）以对话的方式设置了同在快餐店就餐的离婚“夫妇”、新婚夫妇和单身男子等三幕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探讨，读来倒也像一出“快餐”剧。《活色》（中篇，姬中宪）的第一、二、三部分写公共汽车和“水上世界”游乐园“活色”却不“生香”的人满为患现象，结尾部分却有些探讨环境保护的意味，虽然前后有些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但如此跳脱的表达反倒有些让小说的主题和情节都有些游离。
《挂在墙上的自行车》（短篇，映川）探讨的是爱情与记忆能否共存的话题。简之同把自己的每段感情经历都视为一段记忆，并保留其最美好的物品作为凭证，这又每每成为他下一段感情的致命障碍。
《金石》（短篇，黄咏梅）也与记忆有关。年轻时的一次违规开采事故，不仅影响了地质队员老蔡的事业发展，更让他心有余悸，在自己心里种了块“石头”，在此后做矿产检测师傅的日子里，“又臭又硬，怎样都不受腐蚀”，不近人情得令老婆女儿多有怨言。已经如此谨小慎微的老蔡，在面对地摊上一块可能来自地质之家收藏的“金石”时，却出手阔绰地买下了它……能令老蔡如此轻易上当的，也许是常人眼里的那点贪心，更大的可能则是对自己年轻岁月的留恋。黄咏梅一向擅长举轻若重、剑走奇锋，这篇《金石》却从头到尾保持了一种叙述上的均衡感，虽无出众之处，倒也形象丰满。
《边塞纪事》（短篇，董夏青青）通过几幅速写式的人物描写让我们管窥到边疆的风貌和人情世故，比之李娟的《羊道》系列，《边塞纪事》的状态显然还有些拘谨。
《Q老爷不在的日子》（短篇，刘丽朵）是一篇有都市感的小说：逛街、购物、吃饭、聊天、唱歌、读书、考博……看似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却让人感到一种很文艺的“颓”，既无法餍足，又不能止步，好似一团大且白的棉花糖，很快会化掉，黏在手上，难看又难受。这样的小说几乎难以情节取胜，好在作者笔力不错，尚能在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中呈现出类似群体的个中冷暖。
《人民文学》2011年第11-12期推荐篇目：空缺
标签：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