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这符合中央要求，符合河南实际，符合发展趋势，应当抓紧落实，其中的几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一、充分认识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河南农业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生产经营规模太小。河南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居住分散，不利于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要靠多数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来解决，而不能靠在农村就地发展非农产业来解决。因为在农村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必然导致非农产业的布局分散，这种布局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不符合非农产业集中、集聚、集群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河南过去在分散发展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吸取。究其原因，就是不按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办事，凭主观愿望想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在农村就地实现富裕。所谓规律和趋势，就是把工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减少农民数量，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其中的主线就是农民向城镇的持续稳定转移，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是农村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从短期内的静止状态看，城乡关系是一种统筹关系；从长远的动态发展趋势看，城乡关系是一种消长关系。除了城中村、城郊村、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村之外，绝大多数农村将随着农民向城镇的持续稳定转移而缩小乃至消亡，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将逐步走上专业化、标准化的规模经营之路，而不是普遍的兼业经营，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创造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二是分散型农业人多地少，比较效益低，种粮收益低，多数小规模种粮农户必然向城镇转移；三是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在非农产业无基础、条件差的农村分散发展，成本高、风险大、速度低、效益差，在非农产业有基础、条件好的城镇规模发展，成本低、风险小、速度高、效益好。村庄的规模小，改善民生的成本就高。相比之下，城镇由于规模较大，非农就业岗位比较多，增加收入比较容易，基础设施比较健全，生产生活的条件比较好，对农民进城的吸引力较强。
从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成正比，即城市化率越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发展水平就越高；城市化率越低，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发展水平就越低。2010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38.8％，比全国平均水平49.68％低10.88个百分点；同期河南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8.6％，比全国平均水平43％低14.4个百分点。这二者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主要是城镇化率低导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从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的要求看，通过让农民进城享受城市生活要比让农民在农村就地改善生活条件成本低、效益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一句口号，更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揭示了发展规律和趋势。
二、把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工业化主导与城镇化引领的关系，必须把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起来，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一方面，城镇是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载体。工业要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与城镇化结合起来，依托城镇集中、集聚、集群发展。建设发展产业集聚区，吸引企业集中、要素集聚，需要城市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金融、商贸、物流等方面的支持。筑巢引风，这个“巢”只有依城而筑，才能有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引得来“凤”。例如富士康人驻河南，首先选择郑州作为落脚点，就是因为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基础设施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比较高，有利于企业发展。在沿海和境外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的大背景下，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是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目前河南有100多个产业集聚区，总体来看，离中心城市越近发展就越快，离中心城市越远发展就越慢。
另一方面，推进城镇化必须注重产业支撑。农民向城镇转移，前提条件是城镇有收入较高的就业岗位。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由于产业支撑乏力、规划建设管理滞后，导致出现较大规模的贫民窟，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也因为失业率高而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的产业发展问题，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产城融合。
三、重点发展各级中心城市
从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区、城市群。首先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然后是中心城市的产业、人口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形成与中心城市密切联系的卫星城、新城区，进而形成都市区。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吸引力、辐射力不断增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最终形成城市群。
推进城市化，首先要在做大做强现有中心城市上下工夫，而不是增加城市的数量。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城市越小，经济效益越低，产业结构层次越低，创新能力越弱。1000只小舢板的战斗力不如一艘航空母舰，一群绵羊斗不过一头狮子，200个5万人口的小城镇，其吸引力、辐射力、影响力远不如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大城市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农村的服务业很不发达，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是大规模集中，农村是小规模分散。一般认为，20万人口规模是第三产业发展的临界规模，就像原子弹的爆炸原理一样，要想使链式反应进行下去，实现核爆炸的目的，核材料的体积必须达到临界体积。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20万以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开始加快，20万人以下的城市第三产业很难有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样。例如很多大城市都在修建地铁，而在农村建地铁的几乎没有。很明显，在规模小、人口分散的农村建地铁很不经济。因为修建地铁每公里成本高达5亿元，运营的盈亏临界点为每小时3万人左右的客流量，中小城市不可能达到这个数量，农村就更不可能了，因此在农村强行建设地铁必然亏损。所以，国务院明确规定人口规模300万人、年GDPl000亿元、年财政收入100亿元、每小时客流量3万人以上的城市才能建设地铁。这不是对农村、农民不公平，而是尊重规律。同理，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等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城市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
据媒体报道，湖北省长阳县上世纪90年代提出“把教育办在贫困农民的家 门口”，让贫困农民的孩子“人人有学上，个个有课桌”。他们多方筹资在县里的贫困村办了73所希望小学，现在已有50多所被废弃，剩下的也因学生少、规模小而生存艰难。与此相反，河南省平舆县集中在城镇兴建寄宿制学校，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如果我们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在郑汴新区建设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中原教育基地，在其周边配套建设教育住宅小区，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学生前来接受教育，吸引相关人员在当地租房、买房，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
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需要看，首先是尽快做大做强龙头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是目前我国的三大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的突出标志就是拥有大而强的龙头城市，长三角有上海，珠三角有香港、深圳、广州，环渤海有北京、天津。武汉之所以被国务院认定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主要原因还是它规模大、实力强。相比之下，中原经济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龙头城市规模小、辐射半径小。中原崛起、河南振兴，郑州首先要崛起、振兴，做大做强。所以，建设中原经济区，当务之急是做大做强龙头城市。如果郑州都市区能够达到2000万人口规模，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其吸引力、辐射力、影响力就会大幅度提高，周边地区的向心力就会相应增强。河南省辖市的平均规模大于湖北，城镇人口也远远多于湖北，但国务院仍然把武汉定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根本原因就是河南的城镇体系不合理，导致省会郑州规模太小、实力太弱。
前不久我带队去贵州、广西学习考察，感受颇深。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倾全省之力建设大贵阳，要把贵阳打造成为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个数字接近贵州全省常住人口的1／3。一个贵阳市规划建设5个新城区，要以贵阳的发展带动黔中经济区乃至贵州全省的发展。贵州省委、省政府每年召开一次支持贵阳发展的工作会议，建设用地指标、环境容量、大项目均向贵阳倾斜。广西高度重视城市的规划建设，南宁、北海城市新区道路红线很宽，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在10米以上，这就为以后的道路拓宽预留了空间，他们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郑州出现堵车等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规模太大了，城市化速度太快了，而是因为城市规划水平太低了，规划思想过于保守，远远滞后于城市化的要求。如果十几年前，我们就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预测河南的发展趋势，预见到郑州将成为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太都市，汽车将大量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从而设置足够宽的道路红线，住宅区、办公区、商业区预留足够的停车场，今天的郑州决不会这么堵。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出现了“城市病”就放弃发展大都市，而是要通过大力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来防治“城市病”，用发展的眼光面对前进中的问题。拉美、南亚等一些国家出现的“城市病”，均与其规划建设管理不力、产业支撑乏力、缺乏城乡科学统筹有关。只要我们重视产业支撑，切实提高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科学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有序持续稳定转移，就能够防治“城市病”。
其次是做大做强其他省辖市，再次是县级市、县城，最后是特色产业乡镇。产业和人口，能够集中到郑州的，不要分散到其他省辖市；能够集中到省辖市的，不要分散到县级市和县城；能够集中到县级市和县城的，不要分散到乡镇。
四、把统筹城乡的着力点放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上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产业集群发展，人口集中居住。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减少农民。引导和帮助农民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促进耕地向留下来的农民集中，逐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通过农业规模化促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放在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上，通过转移让多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尽快增加收入，过上城市生活，以更低的成本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
在农民不断减少的前提下，促进农村土地整治复耕，为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提供条件。要与建设用地规划相适应，制定、落实土地整治复耕规划，制定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复耕宜农土地，使农村耕地增加的面积等于或大于城市周边占用的耕地面积，确保城乡耕地占补平衡。抓住《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出台的机遇，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建设用地周转指标，以化解先复耕后占用的矛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关系。城市郊区、产业集聚区、非农产业发展基础和条件比较好的村镇，农民可以就地就近转移，通过建设新农村社区节约土地。而那些离城镇比较远、非农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比较差的村镇，应当引导、帮助农民异地转移，主要是向郑州都市区、其他省辖市、县级市、县城和特色产业乡镇转移，不宜过度强调就地就近转移。如果不加区别地强调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必然导致非农产业分散发展，这与非农产业集中、集聚、集群发展的趋势相背离，不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结构升级。有个省辖市提出要规划建设1050个新农村社区，给每个远离城市的新农村社区配套建设一个产业集聚区。这个设想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要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分散建设产业集聚区，投资来源、能否持续发展都是问题。
在城市化速度的问题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河南“十一五”期间年均1.7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日本1949年至1959年城市化速度年均2.9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城市化速度最高达到3个百分点，韩国1960年到1990年年均城市化速度为1.8个百分点。韩国崛起的主要经验是大集团带动的工业化和大城市带动的城市化，而不是新村建设，中国学习韩国的新村建设是舍本逐末，学错了地方。
让雷锋精神成为我们恒久的良知
写下这个题目，我突然想起一句有关钻石的广告语：“钻石恒长久，世代永留存。”所谓钻石，应该是石头的一种。那么，为什么钻石能够恒长久，其他的诸多石头不能恒长久呢?其答案尽人皆知，因为钻石坚硬、纯洁、晶莹，有一种灿然锐利的光芒。钻石一般不大，但其品质高贵且不艳丽，可以与人类稀有的精神互映，因此才得以世代永留存。与之相应，在人类诸多精神品质中，也有一些钻石级的精神，雷锋精神，应属其中之一。
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呢?我想会有。
我的这种想法近来得到实际的印证。报载，雷锋的故乡长沙市决定把雷锋精神作为这个城市的精神名片永久传承。这事是做对了，有远见。长沙是人文荟萃之地，有名望有高贵品质的历代人物应该不少，为什么要把雷锋精神作为这个城市的精神名片呢?我想，这与时代的需求有关，但绝对不可能仅仅是因了时代的需求。对此，长沙人是怎么想的，不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沙人肯定想通了雷锋精神的宝贵。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品质中的钻石，也应是人类精神品质中的钻石，可以永久留存。
那么，雷锋精神的哪些品质似钻石一 样纯洁、灿然、晶莹、光芒四射呢?对此，我也上网翻查了一番，看看网友是怎么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位网友认为，雷锋精神在当下的新诠释应是：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爱岗敬业、团队意识和进取心。把这几点翻译成四十年前的话语应是：助人为乐、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集体主义和在学习上要有“钉子精神”。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把这几点的实质和核心精神提取出来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应该说，服务与奉献，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人类精神品质中的高贵品质。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我的这种表述把雷锋精神中的时代属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抽取掉了。其实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我知道雷锋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一个构成元素这一事实，同时也知道雷锋精神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表征这一事实。我做以上的表述，或者说我的上述认识，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一种认知：雷锋精神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钻石，同时也应是我们这个民族恒久的精神钻石；他不仅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良知，也应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恒久的良知。因为，在雷锋精神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中悠久的历史时空，也有着人类文化中阔远博大的精神时空。也许，我们只有把雷锋精神放在民族文化这个经度和人类文化这个纬度做纵横的观照，把雷锋精神放在不论地域、种族、性别、亲疏的人性关爱的层面上来认识，才能真正认识到雷锋精神的可贵和他永不过时的钻石品质。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助人为乐”这个词，但有与之相仿的一个词叫做“乐善好施”。在日常生活中，赠、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逢年关，邻里们给揭不开锅的穷邻居送米面临救年。冬时施衣，荒年施粥，酷暑路口施茶，还有给病人治病施药，给穷人家的产妇筹“产户粮”等，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文化心性与血性。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三字经》的作者在其“经”的开头就来了个“人之初，性本善”。岂不知，他的这个“性本善”的判断并不怎么对头，而他后面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更符合事实一些。正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习”与“俗”，在这个面对着各种灾害，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需要帮扶而不是征服的人类世界上，才更凸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性良知。而雷锋精神，正是我们这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个时代的结晶。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网友提供的一句伊索的话：“应当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不可在事情已经绝望之后再说闲话。”伊索所表述的西方文化“寓言”与我们东方文化精神竟是如此相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雷锋精神不仅应是我们这个民族恒久的良知，也应是人类精神文化寓言中的一个重要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