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和高考语文训练，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著有《望未央》一书，现居西安。 从集贤殿到集灵台
君主集权的突出特征，就是所有政令都由皇上一人说了算,而作为一国之主，他的精神状态，就自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追求取向，甚至还直接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如果上天有眼，委派了一个体恤民情、仁爱贤德的天子来主事，那么百姓有幸，可以安享盛世。如果一不留神看走了眼，弄了一个暴虐贪婪的主子理政，倒霉的也将是百姓。无论如何，百姓都会是最为直接的承受着。然而，到底是由谁来领导，他们却又永远都不可能会有选择的权利。百姓们只能把那些对于仁德的期望，寄托在天子的自我修炼和操行的坚守上，但是，没有制约的权利，更加容易滋长膨胀的欲望，使得他的修炼和坚守又往往是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被动摇了。
唐玄宗即位前曾经历过多次皇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因而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能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就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轻者丧失皇权,或者遭致杀身之祸，重者重燃战火，百姓又将流离失所。到那时，江山是否还能姓李可能都是小事，令人期待的大唐陷入新的战乱，刚刚崛起的帝国再次分崩离析，初尝幸福滋味的盛世戛然而止、胎死腹中，重蹈生灵涂炭的悲剧，可能才是最为可怕的后果。也正基于此,玄宗即位之初,便颇有励精图治的志向,并且大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个时代的作为，就表现在它的人才观上。能够为天下贤士提供展示的舞台，使所有人拥有自己的梦想，这个社会就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而当阶层固化，忠勇贤能报国无门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很难再有什么发展的潜力了。唐玄宗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甚至也知道，江山靠的绝不是什么神仙，完全靠的是大唐的国民们自己，为了表明他对人才的重视，首先从宫殿的名称做起，第一件事就是把“集仙殿”改为了“集贤殿”。一字之差而含义迥异，反映了唐玄宗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思想，而让国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求贤若渴的态度。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渐稳定和繁荣,唐玄宗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励精图治的关键在于“励”，励是奋勉和进发，而且要求是把所有的精力都要贯注在“治”上，是一个很累人的活，要想始终如一地做好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天宝以后，唐玄宗一直紧绷着的那根抓革命促生产的弦终于松动了。第一件带有苗头性的事件就是在骊山上建造了一座长生殿，追求长生的意愿已经显露了出来，而更为重要的，也恰恰集中在了它的命名上。事物有轮回，思想也不可能都是定数，这次的命名则完全改变了玄宗最初的追求方向，而是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一个标志着崇道尚仙的“集灵台”随之粉墨登场。从先前废弃“集仙殿”，到后来重建“集灵台”，反映的是价值标准的变化，看似回退了一小步，但却真真切切是倒退了一大步。这时的玄宗皇帝已在位多年，奢欲渐肆，怠于政事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愿纳谏，听不进忠言。以忠直著称的大唐名相张九龄，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一有什么不对，就会直言相告，常常给他提意见、谈观点。但是提归提，唐玄宗沉浸在盛世的风光里，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不同意见已经越来越不爱听了。对于学高德重的老臣，他开始还不得不耐着性子，可是慢慢地，一句话都听不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一纸圣谕就免了这位朝堂上难得的忠直良相。
开元宰相中除了张说、苏?，另一个文学家便是张九龄。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谓独步诗坛，冠绝古今。有人甚至将他的诗歌称为“唐之离骚”，而他的经历又和屈原的确有些相像。首先是同居高位，一心报国，而后遭到奸人陷害，命途坎坷。再而目睹国家由盛而衰，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实在是自然之理。
张九龄可谓开元贤相中最后压轴的一位。其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当国，一片大好的盛世就这么给葬送了。李林甫在德能方面几与张九龄无可比拟，所以对张九龄就心怀芥蒂，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孤立他。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由于处理边事有功，李隆基想让他为相。牛仙客担任节度使可以，但是却不是做宰相的料，张九龄看得很准，就一直力劝。李林甫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考虑的是，他就需要这么一个啥都不懂的人，如果有了这样的搭档，不仅可以排挤张九龄，而且也便于控制，所以他便极力赞成这么做。李隆基也真是昏了头了，不仅把牛仙客安排到了相位上，还责备张九龄妒贤嫉能。没过多久，张九龄就被免了职，回家休养了。中枢彻底成了李林甫的天下，开元政治的黄金时期由此终结。
不幸的是，张九龄看人真的很准。他说牛仙客不足大用，后来果然成了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凡事都听李林甫的，在其位享其利而不谋其政，成为李林甫弄权误国的不作为帮凶。对于安禄山的看法，张九龄更是警惕有加，直言将来如有为乱一方的，肯定出不了这个人。后来的事情，竟完全如他之所料。
张九龄估计是开元宰相中最具悲情色彩的人物了。他明明已经觉察到了危机逼近的响声，然而却又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奸佞当道，好端端的大唐每况愈下。好在，长安城陷落的时候，他已经入土为安了，没有再经历那种分崩离析的疼痛。一语成谶是判断，而不是遗愿，凝聚了一生心血的事业一旦坍塌，是谁都会难过。让这位已经尽职了的老臣，回避开盛世谢幕时的凄哀尾声，难说不是上天给他的一次眷顾。
小人当道的后果
李林甫也算是皇室的宗亲，他的曾祖李叔良是李渊的叔伯兄弟，论辈分，玄宗还应该把他叫叔叔。但是他却能放下身价，很会讨这位远房侄皇帝的欢心。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探听宫内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圣上找他商量事情的时候，他就能提前做好准备，完全按照玄宗的心思拿出自己的方案。李林甫每每都能想到玄宗的心里，玄宗自然就很满意。李林甫用着顺手，办事也放心，玄宗觉着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能为他分忧的人，这下好了，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用不着自己亲自多管朝政，终于可以颐享天年了。
李林甫当上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把唐玄宗和文武百官给隔离开，不许大家在朝堂上当面提意见。有一次，他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旨意办好就行了，用不着七嘴八舌地乱显能。你们没看到殿前的立仗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要被拉出去废了。谁要是跟它一样，到了那个时候，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从此皇上就真的成为了孤家寡人，再也听不到大臣们的真话了。
有一个谏官不信邪，硬是给玄宗上了一道奏折，结果，第二天就被交流离京，外派远任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种事，李林甫说得出做得到，所以以后谁也不敢再多嘴进什么谏了。李林甫把持朝政妒贤嫉能，谁要越是能干，他就越是跟谁过不去，总是会想方设法给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排挤出去。而要收拾谁的时候，他在表面上还不露声色，当面笑脸相待，背地里暗箭伤人。在这一点上，所有小人的做法都出奇的一致。他们把专权当作了智慧，把谋术看成了文化，把私利奉为了至尊，而且，以为这样才叫成功。这种从自己出发又回到自己的玩世哲学，还经常装扮成占据舆论优势的道德卫士，有时还确实能迷惑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慰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大，最后只能由自闭走向自萎。
有一次兵部侍郎卢绚从勤政楼下经过，正巧，唐玄宗在楼上望街景，刚好给看见了。玄宗随口赞赏了几句，说卢绚骑着马的样子很有风度。第二天，李林甫一听说，就把卢绚降职贬走了。贬了不说，还又极尽谗言，说他身体不好，工作也不称职，又降了职。
严挺之在外地当刺史的时候，一直都勤勤恳恳。时间长了，玄宗就慢慢发现了他，觉着这个人兢兢业业的还不错，就问李林甫，让他观察一下，说这个人还有点能力，需要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李林甫当面应承了一下，退了朝就把严挺之的弟弟找了来。严挺之早就有回城的想法，但是一直没走李林甫的路子，所以这样的好事肯定是不会这么便宜了他的。李林甫对他弟弟说：“你哥不是想回来吗？我倒有一个办法。”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就连忙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只要叫你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来看病就行，其他的就交给我了。”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后，还以为遇到了贵人，便果真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看病。这下可好，正中了李林甫的奸计，他拿着奏章就进了宫，见着玄宗就说，这人确实还行，很有才，但是可惜了，他现在已经得了重病，干不了什么大事了。听了这话，玄宗也很惋惜，身体是本钱，没本钱再能干也白搭，所以只能叹上一口气，摆摆手，算了吧。
像严挺之这样上当受骗的有不少，尽管李林甫自己觉着做得都天衣无缝，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高明的骗术都会有被人识破的时候。时间长了，大家就对他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嘴上说得好，事情做得绝。成语中的“口蜜腹剑”一词就来源于此。
李林甫在官场上很有两手。一手对上，一手对下。对下，他身为宰相，把持着选人、用人的大权，可他用干部不看德能勤绩，只看是否忠心不贰、死心蹋地地跟着他走。李林甫的府上有一个月堂，每当调整干部的时候，他就住在里面闭门不出，按照亲疏贵贱一个一个对号排队，等他酝酿成熟了，这才喜滋滋地出来。而每当这个时候，都将会有一个好人得祸、小人得福的惊人结果。对上。李林甫深知，要想一手遮天，必须举好玄宗这把大伞，所以时刻留心揣摩圣上的心思，哪里痒痒就给挠哪里，这样以来，受宠的阳光就总是会照耀到他的身上。
李林甫当了十九年宰相，一个个正直有为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善于钻营的无德小人都得到了重用，使得社会风气开始败坏，价值观念滑向了粗卑。
李林甫为相期间，大唐虽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上却急剧下滑，虽然社会还未发生动乱，但政治上由治趋乱的先兆已很明显。治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上的清明，而李林甫祸害的就是大唐赖以兴盛的治道，尤其是选人用人的机制。好制度使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坏制度让好人欲从善而不得。当好人动摇了自己坚守的处世观，而投机钻营的人却能游刃有余的时候，社会的普世价值必然沦落，最终造成的就只能是国家的遗患。
我们所怀念的盛唐气象，是一种进取向上的精神气质，是一种轩昂的处世风范，内心清爽利落，外表大度方正，没有猥琐，没有怯懦。而在这个时候的大唐，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各种智慧心向往之的魅力，丧失了张扬高贵由衷而生的崇敬之感，盛世之兴也就走到了终点。
都是裙带惹的祸
罢免了张九龄这样的一批忠直良臣的直接后果，就是唐玄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可以不计后果了，而利令智昏的选择带给他的，又必然会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没有了那些整天盯着他挑刺的谏臣后，玄宗皇帝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身上的懒虫也开始疯狂地滋生了起来。终于，英明一世的唐明皇倒在了女人的香怀里，开始盘算着要安享晚年了，而这个让他从此沉湎于后宫的女人，就是号称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
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既为盛唐气象增添了文学色彩，又使大唐由盛而衰充满了悬疑。他们的风流韵事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其实并不在于他们是不是真的荒淫到了无度，而在于爱屋及乌的裙带关系最终殃及了大唐。按理说，荒废朝政是从李林甫时期就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但是重用杨国忠却是宠幸杨玉环的最大恶果。
杨国忠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哥哥，原名叫杨钊。杨钊从小就很放荡，喜欢喝酒赌钱，邻里都很瞧不起他。由于生的魁梧健硕，从军后才有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见他仪表堂堂，又伶牙俐齿，满心喜欢，遂即任他为采访支使。因为章仇兼琼当时正担心没靠上李林甫，唯恐禄位难保。有了杨钊就像是中了原始股，就凭他跟当宠贵妃的亲戚关系，日后肯定大有用处。章仇兼琼如获至宝，他就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钊到京城去走动走动。到了长安后，在杨家姐妹花的引荐下，杨钊又得到了在都城为官的差事。杨钊治国的本事不大，但是官场的周旋能力却十分突出，很快就得到了皇上的青睐，从此他便平步青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了身兼十五余职的朝廷重臣。为了表示忠诚讨得玄宗的欢心，杨钊上奏说“钊”字含有“金刀”，杀气重，冲锋陷阵可以，服侍主子多有不妥，请求皇上给改个名字。杨贵妃又在耳边一吹，心里美滋滋的玄宗就金口一开，给赐了个“国忠”的名字。人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枕边煽风的效果就更是不用说了。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杨贵妃之外，开始也是想借以牵制一下李林甫，当然，李林甫年岁也不小了，培养培养，等他退下去的时候也好有个人能接上。当李林甫死了以后，杨国忠如愿受到重用，终于升任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并且身兼四十余职，权倾一时。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愚，完全论资排队，有了空位就按工龄递补。按惯例，选官规定的程序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来了一个大变革，把原来的选任办法全都放到了一边，先叫属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再把左相及给事中、诸司长官叫到尚书都堂，读―名定一名，一天之内全部搞定。门下省的复核也简化了，因为唱注的时候左相和给事中也都在场，杨国忠就不让他们再专门走程序，实行一条龙作业，一气呵成。表面上看好像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其实是人事任免被完全掌控在了他一人的手里。
杨国忠入相之初，天宝政治一度出现了三驾马车的局面。一是相国李林甫，二是有后宫撑腰的杨国忠，再就是拥兵河朔的安禄山。三人中，李林甫差不多已经是西山落日，而后两人都是初露峥嵘的新贵。李林甫开始以为杨国忠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极力拉拢。但是他太低估杨国忠了，有了杨玉环的裙带关系，杨国忠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垂暮之人放在眼里。再说安禄山，天宝十镇之中，安禄山一人据有三镇，可谓兵雄天下。所有的朝臣，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见了李林甫，他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李林甫在位之时，他的形势原是一片大好。国舅爷是李林甫的人，兵头头也是李林甫的人，地位确实是很稳。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玩弄权术的人对权力都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已经慢慢感觉到了杨国忠的威胁，于是又开始耍起了他惯用的伎俩。但是他却忘了，有道是其老不欺小，最终还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败在了比他更为年轻的杨国忠手下，还落得了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而安禄山既然拥兵一方，又怎能甘心长期受制于人。当杨国忠参劾已经去世的李林甫勾结突厥时，安禄山马上跑过去落井下石，总算是发泄了一下多年积累的怨气。
安禄山虽然配合了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打击，并且成了贵妃的干儿子，但是这些绝不能成为阻止安禄山和杨国忠破裂的理由。杨国忠入相后，看到安禄山逐渐做强、做大，已经完全可以跟他分庭抗礼了，他跟李林甫一样，最怕的就是对他的权威有所挑战，因此时常向李隆基进谏，说安禄山要反。如果要说证据，恐怕他也拿不出多少实在的东西。安禄山终于被激怒了，从此他们二人也势同水火，从相互勾结、互相利用转而反目成仇，只是都没有绝对的实力能够扳倒对方，但是又都在等待着决斗的机会。
而这个时候，曾经英明果敢、雷厉风行的唐玄宗，却已明显现出了老迈之态，每日里只知道拥着上苍赐予的天使琴瑟和弦、连理并蒂，任由杨国忠跟安禄山较力，只是一门心思地安度着舞一曲而酒一杯的混沌晚年。谁曾想，当年在大唐历代帝王手中运转自如的多重风险设计，一夜之间竟纷纷失效，党祸危机、藩祸危机，正在张着血盆大口，向着这个刚刚在开元盛世里发展到极至的国度，贪婪地扑将过来。
天宝年的乱局
安禄山看着生得五大三粗，但却并非野莽，他对京城的一举一动都百般留心，见朝廷纲纪渐乱，早就在内心深处萌发了“异志”。他先是以“御寇”为借口，修筑雄武城，然后大搞实战演练，强兵备战。这些都是明显的谋逆之举，但是玄宗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本来玄宗还是很听信杨国忠的，可偏偏就这一点，杨国忠再说他都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杨国忠也走了一步险棋。他先是除掉了安禄山在京城安插的耳目，并安排线人加紧了对安禄山的监视，然后又找借口抄了安禄山在京城的官邸，并捕杀了他的几个门客，想逼迫安禄山露出原形。然而他又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当安禄山果真起兵的时候，沿途各地猝不及防，只能仓促应战。面对有备而来的叛军，守军一时之间难以招架，大唐顿时就被战火冲了个七零八落。
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唐玄宗正在骊山脚下的华清宫里与杨贵妃对酒当歌。骊山曾经上演过真实版的狼来了的故事，因为周幽王用烽火戏弄了诸侯，当犬戎真的大兵压境的时候，烽火便失去了它的号召力，狼烟不在是救命的信号，而是成为了超度那位昏君灵魂的香烛。如今听多了狼来了叫声的唐玄宗，怎么也不能相信他的干儿子真的是反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快马奔向长安后，这位大唐的主子，除了震惊再就是无法按捺的愤怒了。然而急迫的军情根本就不给他捶胸顿足的时间，大骂过后，更重要的是，他还得赶紧拿出迎敌的招数。
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完后杨国忠又乱政了三年，满朝的文武都已经养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惯，早就没有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没事时也无关紧要，事来了就都傻了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本，大唐无论怎么说都有盛世的实力为保障，只要应对得当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当朝中无人能当大任的时候，再好的牌都难打赢。显然，一错再错的临阵决策，才是天朝陷落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可以说有三个不该：
一不该盲目自大。安禄山谋反已经蓄谋已久，期间经过了近十年的筹划，从战斗力和战略、战术以及后勤保障等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况且他身兼三镇节度使，拥兵二十万，占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朝廷尽管掌握的作战部队仍有三十几万，但是点多面广，直接面对叛军的却都处于相对的劣势，一时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对抗，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尽快调兵遣将，设立一个防御纵深，一是应解燃眉之急，二是消耗叛军初始的锐气。然而不幸的是第一招就出错了拳。安禄山要反是发展的必然，但是之所以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造反，那完全都是在杨国忠的逼迫下促成的。因为杨国忠知道他肯定会反，所以他并不觉得意外，他说反的是安禄山，其他叛军将士多是受蒙蔽被裹挟的，只要是大家知道了他是在倒行逆施，那么用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杀了他来投降的。让圣上只需发个号召，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了。
玄宗也确实老了，连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大话都会相信，也许是大唐的强势已经在他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一个心理定势，所以想当然地就认为人人都会心向着朝廷，江山固若金汤。但是大错而特错了，安禄山蓄谋已久，训练出的虎狼之师，配有铁甲战车、精骑利刃，光是那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的阵势，就已经让久疏战阵的唐军魂飞魄散，招架不住了。叛军所过州县，官军望风而逃，没用多少功夫，反倒是安禄山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山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我们经常讲起的一句老话，但是“养虎为患”也是一句伴生的忠告。不过在君权体制下仅凭几句处世的格言，是很难把用与不用把握到最佳的。唐玄宗从不信安禄山会反，到轻信杨国忠能平乱的摇摆态度，就说明了脱离制度保证的不可靠性。用人靠的是机制，不是信任。最大的信任往往造成的也会是最大的灾难，历代内戚乱整和宦官专权都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一样，一定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只有在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不可靠，才能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
二不该贸然出击。叛军进入河南以后，仍然是屡战屡胜，士气很旺。连克陈留、荥阳和洛阳后，潼关告急。为了保存实力，镇守陕郡的高仙芝决定弃守陕县，退守潼关。但是由于组织不力，有计划的撤退却变成了慌乱的溃败，一次常规的转移就成为了一场亡命的奔逃。丢盔卸甲，弃尸遍野，未战而自损。幸好潼关险要，易守难攻，高仙芝退回关内后立刻紧闭关门，叛军不得而入。
安禄山攻陷洛阳，是他兵锋最盛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是他锐气消减的开始。关中四塞以为固，要想一举拿下长安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情，所以开始他也并没敢往那想。既然已经占领了洛阳，完全可以先立个国号，穿上龙袍过个瘾再说。就这样，东都的金銮宝殿就暂时粘附住了他攻城拔寨的脚步。尽管未尽全功便立国称制的作法，有点农民起义的草莽意识，但它毕竟给了唐玄宗一时的喘息之机。郭子仪、李光弼的部队迅速经过井陉插入恒州将反军分割，颜真卿兄弟据于德州的内线作战也给了反军一定的压力。本来假以时日，四处合围后，收复失地平息叛乱将指日可待。但是急功近利的冒进做法，又给了安禄山造成更大破坏的空间。
高仙芝固守潼关本是一个高明之举，叛军很难轻易得手，大唐就有了时间征调援军，加强守备。然而玄宗见河南河北战局一度好转，又错误估计了敌我实力，认为叛军本不足惧，认定洛阳失守是由于高仙芝、封常清畏敌怯战造成的。于是在一怒之下，将二人处死。后再命哥舒翰为统领，镇守潼关。按照当时的军情态势，守是上计，哥舒翰也一样紧闭关门，坚守不出。一段时间后，河北河南又接连取得了一些大的胜利，玄宗急切地希望能够赶快进入全面反攻，尽早挫败叛乱，然后就又开始催促哥舒翰出关进攻。为了调动哥舒翰的积极性，还特意加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战时重将才天经地义，但是因为有一个嫉贤妒能的杨国忠，所以正常的激励手段却让他感觉到了威胁。杨国忠一是挑拨玄宗要留心防止哥舒翰反叛，二是催促哥舒翰赶快出击。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安禄山的教训，听了杨国忠的话，他也怕哥舒翰变心，因此下了死命令，逼迫哥舒翰出兵决战。君命难违，战则又必败，哥舒翰在无可奈何中引兵出关，结果大败，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终告失守。
三不该不战而逃。潼关失守，京城虽然危机，但是长安毕竟城高人多粮草充裕，并不一定就守不住。如果君民一心决死抵抗，无论如何也能够守上一段时间。太原方面还有大唐的主力部队，河北河南还有敌后坚持的抗战力量，而叛军毕竟都是一群乱臣贼子，属于失道者寡助的一类，没有持久能力，如遇顽强抵抗，鹿死谁手也未可知。然而，这位大唐天子却偏偏选择了弃国逃跑的下策，致使叛军未到，京城却已自乱阵脚。顷刻之间，原本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的强大帝国，甚至省略了常规的挣扎，便如大厦坍塌一般分崩离析了。
谁知都是谁的错
公元756年的夏天，曾经得到李隆基“夫妇”无限恩宠的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嗷嗷叫着向着长安杀来。一曲响遏行云、绕梁三日的《霓裳羽衣曲》还没有奏罢，玄宗便抛弃了这座宗庙所系的王城而去，开元盛世经此而走向了衰败，强大的唐王朝开始江河日下，一蹶不振。
管子说“任非誉则国乱”，讲得就是用人一定要服众的道理。李林甫口蜜腹剑，杨国忠专权误国，虽多有非议，但玄宗却就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结果，前者败坏了朝政，为最后的乱政埋下了伏笔。后者虽然终成积怨，被乱刀砍死，落得了一个罪有应得的下场，却也促成了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从李林甫“养成其乱”，到杨国忠“终成其乱”，既概括了天宝弊政的全过程，也说明了用人观对于盛衰发展的必然关系。
誉毁赏罚，官失其道。不察实绩而用人，不辨过错而责罚，偏听偏信，是为政的大忌。把一切都推给舆论，大家说好就好，大家说不好就不好，最大的坏处就是很容易被奸邪利用。一旦他们控制了舆论，导向就会错位，怒杀喜赏的事情就会发生。默默无闻就是无功，拉拉扯扯就是能行，谁还会兢兢业业的做事？谁还不赶快去攀权附势？如此下去，当一些守诚之人难以坚持的时候，当奸佞之徒大行其道的时候，社会还怎么不会有被败坏的道理。这一点，在离开长安的那个夜晚，玄宗肯定是想到了，但是显然，他已经失去了痛改前非的机会。不过愤怒也罢，懊恼也罢，总算是身边还有一个贴心的贵妃，当江山与美人不能兼得的时候，只要拥有其一也是一种安慰。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点最后的安慰都成了他绝无可能的奢望。当这个时代华丽的乐章结尾的时候，它就需要它的舞娘为之谢幕。当一个伟岸的身影远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有一位与之等量的绝色女人，去为它的辉煌做祭、送行。
逃亡的路上，惊恐而又凄伤的唐玄宗已经很难料理政事，平息了马嵬之变后，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便匆匆对天下江山作了一个简单地分派：指令儿子李亨守卫黄河流域，指令另一个儿子李?守卫长江流域。
身后的长安已不再设防，正孤零零的矗立在刀光剑影之中。叛军就宛如贞观时期的颉利骑兵，喊声压城，杀声闭月。然而只身单骑就能退兵的太宗已经作古，安禄山也绝不会再像颉利那样见好就收了。赫赫王朝的兵器，都对付不了边将的动乱，那四面洞开的京城门禁，还怎么能够阻挡得了叛军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