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上演的“用工荒”，让人们不再怀疑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然而，“用工荒”的大规模持续发生，却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业的快速提升，长期低迷的劳动收入将发生逆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宣告结束，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用工荒”是我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表面上，“用工荒”是通胀背景下薪酬诉求的博弈，实质上，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不得不面对的阵痛。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到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的约束，我国只能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传统制造业上拼血汗、拼廉价资源，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加入国际产业经济大循环。但是，代工经济是没有前途的。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已经把技术上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市场上没有定价权的中国企业利润空间挤压到了最低限度，无论怎样翻转腾挪，也无法弥补日益昂贵的城市生存成本。“用工荒”的延续，再一次提醒我们，过度倚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低附加值路线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合时宜，只有提高产品质量，创新发展，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才是明智之举。
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发展目标。“用工荒”，作为一种市场反向作用力，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助推劳动者收入提升，扭转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民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同步提高。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中国制造”以低价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显赫一时。但这是一种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来维持的经济增长，是以严重透支资源、环境和工人福利为代价取得的低价优势，是不可持续的病态的经济增长。随着资源日趋枯竭、汇率不断攀升以及环保成本日益加重，未来发展趋势必然由依赖国际市场转向仰仗国内需求。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培育中，解决“用工荒”，无疑成为调整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水平，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最佳切入点。
当然，“用工荒”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负担：工资的上涨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一线员工的流失，让脆弱的企业雇佣关系雪上加霜，从而削弱企业竞争能力。但是，如果站在劳动者的角度来看，“用工荒”则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价值回归，有助于劳动者经济福利诉求的最大满足，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以彰显。长期以来，庞大的剩余劳动人口迫使农民工处于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劳动价值长期被低估，劳动者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以至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可以吸引部分劳动力留在中西部地区务工，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实际上，“用工荒”频繁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梯度转移的结果，中低端制造业不断从东南沿海转移出来，然后在中西部地区落地生根，当地落后面貌得以改善，工作的机会和劳动所得日益增多。农民工不必因收入差别而被迫颠沛流离、远在他乡寻求就业机会，不仅结束了背井离乡的生活方式，悉心照顾家人，而且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迎刃而解，民众的幸福指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社会和谐。
农民工留在本地区就业，对于改变二元城乡结构，实现城乡和谐发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的要义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进城农民的充分就业机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进而改变“三农”弱势状态。但是，近年来，城市建设贪大求全，畸形发展，一些大城市饱受交通拥堵、房价飞涨、就医难、就学难等“城市病”的困扰。在这样的城市里，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像普通市民那样真正分享城市公共服务，无法得到企业的雇用保障，年复一年辗转于城乡之间的路上，以亦工亦农的社会身份做着凄惨的人生转换。他们辛辛苦苦打拼了大半辈子，却无法在这个为之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城市安家落户，既无助又无奈。因此，“用工荒”的出现，表面上是工资收入问题，根本上则是生存发展问题。是农民工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他们对不公平的劳动市场和城市发展机会用脚投票，对此，全社会都应给予极大的尊重与重视，在磨合与调整中，抓住机遇更快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用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应该通过升级生产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品牌优势，向高中端制造业迈进。从宏观层面看，东部沿海地区应转换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出低端产业的怪圈。另外，政府应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反对鄙薄职业技能教育，走出盲目追逐高学历的教育误区，营造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社会氛围，提升劳动者的内在素质和劳动力价值，从根本上赋予农民工以真正的权利和尊严，彻底摆脱农民工不利的市场地位，实现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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