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朝山水杂文兴盛原因探析 《文心雕龙?时序》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易时移，兴废交替，文学始终遵循其自然规律不断发展变化，南朝山水杂文的兴盛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推究其根本原因，当与文人审美观念的变化、审美意识的增强关系最为密切。
模山范水的文句自古有之，经过较长时间的积淀，至南朝时，成熟的山水文方大幅度涌现。在这一发展演进过程中，文人的撰作观念、审美意趣不断发生变化。周汉时期，诗文如《诗经》、《楚辞》、《庄子?秋水》及众多辞赋、散文中已偶见山水景物的描摹，但由于当时的创作过于注重政教功用，崇尚实用，所以有关山水景致的零章残句充其量只是一种衬景或附属成分，而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故没有引起文人的足够重视。汉魏之际，儒学衰微。政教观念淡化，审美意识有所增强，一时之间，“主爱雕虫，家弃章句”，文人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极力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解放。在这种自我意识觉醒的氛围中，他们标举个性，主于吟咏性情，同时从外界也发现了自然之美，由此在诗文中流露出希企借助山水自然景观达到怡情悦志目的的人生取向。曹操的《观沧海》堪称我国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山水写景诗，其中“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诸句，通过描写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观表现诗人开阔的胸襟，在山水文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另据《文选》著录，繁钦的《与魏文帝笺》、吴质的《在元城与魏太子笺》、曹丕的《与吴质书》、《与朝歌令吴质书》等文中都有一些描写山水景致的语句，言辞中往往流露出欣赏自然山水风光的欢乐。如应璩的《与满公琰书》写漳渠附近的景观日：“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又应氏《与从弟君苗君胄书》述及游赏邙山、黄河之乐云：“闲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案辔清路，周望山野，……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何其乐哉!”仲长统《昌言》则极为向往优游山野、归田隐居之乐：“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魏晋之交，士人热衷于大自然山水景致，终日以肆意遨游为乐。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则自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西晋文士继承了前人的这种传统，对山水自然美加以自觉而深刻的体认，其风气比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晋书?羊祜传》所载，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左思的《招隐诗》以及郭璞的《游仙诗》等都写到山水的清音与美貌。
时至东晋，情况大为改观，除诗歌中常见山水描写外，赋文中山水语句的数量较之以前有明显的增加。孙绰“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曾撰《游天台山赋》，其中描写山中山水景观的篇幅达到全赋的四分之三，赋中佳句迭出，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跨穹窿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等。史载孙绰对此赋颇为自负，曾示之于范启予以称颂，他所倚重的正是赋中大段的山水描写。东晋僧人也多有山水之作，如支遁有《天台山铭》，支县谛有《庐山赋》，慧远亦有《庐山记》等。
除长期以来诗文中山水因子的逐步积累及文人审美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外，南朝山水杂文的兴盛还与江南经济的发展、士人的隐逸风气、玄学的流行及晋宋以后地志著作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自晋室永嘉南渡以后，士族地主阶层大规模经营庄园，这种经济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使南方士族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更为重要的是，士族庄园中多有佳山秀水，这无疑助长了前代士人早已具有的热衷于山水之美的风气，加之晋宋以来文士多向往山林隐逸，因此山水美景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相应地，山水杂文纷纷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宋书?孔季恭传附灵符传》所载，孔灵符在永兴所建的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另据谢灵运《山居赋》载，谢氏庄园规模巨大，包含南、北两山，“北山二园，南山三苑。”孔稚?也是“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机独酌，傍无杂事”。南朝隐士尤喜山水景观，游山赏水常常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史籍所载，宗炳“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沈麟士“闻郡后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吴兴，因古墓为山池也。欲一观之，乃往停数月”。陶弘景“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桓，不能已已”。对山水的喜好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文士好山乐水的情趣不但强化了其审美意识，而且促发了创作欲望，众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文大量出现便是明证。
玄学风气的昌盛也是南朝山水杂文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魏晋交替之际，玄学家如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即主张把儒家提倡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然而由于司马氏标榜虚伪的名教，嵇康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引导士大夫从大自然山水景观中寻求人生的哲理与趣味。东晋时期，玄风弥盛，士人寓玄理于山水之中，借山水感悟玄理，表现出对山水景观的极强的审美意趣。会稽是当时荟萃山水佳景之地，诸多文士的言谈中都表现出对其美景的由衷的赞许，如《世说新语?言语》第88条曰：“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第91条曰：“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可见士人已完全陶醉于山水景致的神韵中，他们往往寓玄理于山水，从对山水的欣赏中发抒玄意。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又《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或由山水感发而悟玄理，或阐发玄意时借山水以譬喻，在这一过程中，士人的审美观念得到强化。此外，刘宋以后的山水画论对山水杂文的繁荣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宗炳的《画山水序》提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主张“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王微也有“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仿佛”。此后，山水景物寄托玄理的功能逐步消减，而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杂文亦随之大量涌现。
晋宋以来，地志著作大量涌现，这对南北朝乃至后世山水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罗含的《湘中山水记》、盛弘之的《荆州记》以后，宋、齐、梁、陈四代地志类著作日趋繁多。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 证》胪陈南朝地志数十种，其较有名者如刘损(也作“桢”)的《京口记》、刘澄之的《江州记》、《豫州记》、《扬州记》、《荆州记》、山谦之的《丹阳记》、《吴兴记》、谢灵运的《永嘉记》、王韶之的《南康记》、《始兴记》、郑缉之的《东阳记》、荀伯之的《临川记》、王僧虔的《吴地记》、任?的《地记》(已佚)、萧绎的《荆南志》等。这些地记类著作多已散佚，今存零星文字则采自《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长期以来，学者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山水描写大为称赏，如明人张岱《跋寓山注二则?其二》日：“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然而，郦氏的山水叙述多征引自地志著述如《宜都山川记》、《荆州记》、《湘中记》等。其实，不仅北朝山水散文受到地志著作的影响，南朝山水杂文更莫能外。换言之，晋宋以来的地志著作对南朝山水杂文的兴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南朝山水杂文撰述考论
南朝文士摆脱了儒家政教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喜好山水，因此笔下多有关于山水景观的真实细腻的描述，有鉴于此，南朝山水杂文的兴盛并非偶然。王钟陵曾说：“形似地、细微地刻画外物，在南朝是一个历时弥久的十分普遍的风尚。”此处的“外物”，无疑包括山水在内。在谈及南朝文学时，王钟陵又提出“自然美的欣赏和表现之成为热潮，以及民族审美心理由此而带来的新建构”的透视点，这一观点应是把握此时文学特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谓新的审美心理，自然也应该包括对山水景物的钟情。“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此说亦指出刘宋以来山水文学的发达状况。南朝山水杂文文体不一，数量颇多，形式上或散或骈，较著名者有谢灵运的《游名山志》、鲍照的《瓜步山揭文》、《石帆铭》、《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刘峻的《东阳金华山栖志》等。
诗文中大幅度写及山水景物，当自东晋。钱钟书曾说：“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南朝山水杂文继承了东晋以来的传统并进一步发展，将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尽情书写，展示出较强的审美意识。
谢灵运好山水，其诗文以此作素材者颇多，《游名山志》一文或许即属于“喻诸心性德行”之作。作者希企通过欣赏山水自然之美达到会心通神、怡情悦性的目的，因此便把游山赏水看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序曰：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激流者，乏于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辔，论储贰则嵩山有绝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愿辞汉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作者认为，衣食与山水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二物，一为物质所需，用于维持日常生活；一为精神所需。用于怡神养性，二者缺一不可，而且流连欣赏山水之美在他心目中所占的份量很大，地位甚至要远高于官场名利。谢灵运本性乐于山水，诚如史传所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当仕途不得意时，于是更沉溺于山水游赏中。他对于自然美景的体悟实发自内心的审美意趣，故不遗余力地推崇山水之乐。文中以陶朱公范蠡、留侯张良辞官返归山林为据，以说明贤士多有游赏之趣。作者的适情山水的心理追求既与当时审美意识的发展有关，也与佛、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晋宋时期，士大夫的山水审美意识已颇有发展。其中最深刻的特点乃是由实入虚，观赏山水时感受到幽远空灵的意趣。这种审美观照又常常与对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对宇宙本体的领悟、对玄学哲理的玩味结合交融在一起。”谢灵运长于佛理，又深通道学，他通过山水文学传达出的正是那种由山水美景而感悟出的超然世外的空灵玄妙之境。
《游名山志》正文残缺不全，今存数条皆采自类书，多写山水的地理位置、相关物产及逸事，真正触及美景处倒不多。文中所写主要有破石溪、石帆山、赤石山、石门涧、神子溪、七里山、华子冈、桂林顶、横山、地肺山、新溪、吹台等，兹录五条以见大概：
破石溪南二百余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
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
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
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
吹台有高桐，皆百围。峄阳孤桐，方此为劣。
作者所叙诸山水的具体位置、山石的形状及质色、涧水流向、山之得名由来、溪水物产等，皆出以质朴自然、通俗易懂之口语。此文不事修饰，不假雕琢，简洁清秀，生动形象，文风迥异于作者的“富艳难踪”的山水诗。
晋宋以来，门阀土族风气益趋兴盛，士、庶区分极严。鲍照出身寒门，虽有高才，却不为世所容。钟嵘叹其“才秀人微”、“取湮当代”，甚为得理。鲍照因献诗受到临川王刘义庆的赏识，遂入府为国侍郎。孝武帝时任中书舍人，世祖雅好文章，高自标置，照为尊者讳，“为文多鄙言累句”，以致招来才尽之讥。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鲍参军集题辞》对鲍照、江淹顾及主上情面而蒙耻之事有过评议：“(鲍照)集中文章，实无鄙言累句，不知当时何以相加?江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史臣无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窃笑后人矣。”鲍照有感于当时门阀士族制度以门第高低选才取士的不合理现象，将内心的愤激之情极力倾吐而出，其《瓜步山揭文》便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此文作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当时鲍照离开始兴王刘溶幕府羁留江北。作者通过写瓜步山景观以抨击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意在讽谕诫世。据《名胜志》载，瓜步山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二十里，东临大江，其实它不过是一座小山，只是因为峙立在江边，倚仗地势，所以才显得雄伟高峻。文章从瓜步山的地势人手大发感慨，讥刺无真才实学却窃居高位的名门贵胄，寄托愤世嫉俗之情，其词日：
信哉，古人有数寸之箭，持千钧之关，非有其才施，处势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而凌清瞰远，檀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仰望穹垂，俯视地域，涕演江河，疣赘丘岳。虽奋风漂石，惊电剖山，地纶维陷，川斗毁宫，豪盈发虚，曾未注言。
瓜步山以地理位置好而出名，登上此山，上可望苍穹，下可视地面，一切江河山岳在其辉映下皆遽然失色，即使自然界发生任何灾难 祸患，于己也不会有丝毫损害。钱钟书说：“居高临下之放眼，而亦越世凌云之旷怀，情景双关。盖此际觉人间得失奚啻‘豪盈发虚’，亦犹视江河丘岳直似‘涕?’、‘疣赘’等归于‘卑安足议’尔。”啡者借山倚仗地势高峻而闻名，影射士族凭门第窃据要津、排挤欺压寒门才学之士，实际上是对门阀制度的无情鞭挞与猛烈抨击，这一手法与西晋左思在《咏史诗》中批判门阀土族制时所言极为相似。刘熙载《艺概?文概》曾谓：“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就此文而言，“居势使之然”一句为全篇主旨，它出现在文章的末尾部分，前已有“处势要”一语作为注脚。作为文眼，主旨句在文章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像《瓜步山揭文》这样的影射讽谕性杂文，它的价值就更为突出，看似轻笔拈出，实则承担着维系全文命意的重任，故刘氏又谓：“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鲍照随临海王刘子顼赴荆州，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石帆铭》一文盖作于此间。石帆，当指石帆山，钱振伦《鲍参军集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云：“武陵舞阳县有石帆山，若数百幅帆。”该文以韵语写石帆山奇特险峻之景观，造境雄奇瑰丽，其词日：
应风剖流，息石横渡，下?地轴，上猎星罗。吐湘引汉，歙蠡吞沱，西历岷、冢，北泻淮河。眇森宏蔼，积广连深，沦天测际，亘海穷阴。云旌未起，风柯不吟，崩涛山坠，郁浪雷沈。
作者以劲健笔力描绘石帆山所处地势之险要高峻，气局壮阔，境界奇崛，措词朴质典雅，稍显艰涩，笔法有似赋之铺采摘文，描摹尽相。因此，孙德谦说：“骈文与赋之别已论辨于前矣，观于六朝文又不尽然。……刘彦和《诠赋》云：‘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是殆风骚而后，汉之文人胥工于赋，而猎其材华者，不能不取赋为规范，故六朝大家宜其文有赋心也。即鲍明远《大雷与妹书》，此乃纪游之作，篇中‘南则积山万状’云云，与‘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此等句法，岂不尽从京都诸赋而来?即《河清颂》亦复如是。余向谓鲍深于赋，至此益信。”除《登大雷岸与妹书》、《河清颂》以外，此篇笔法亦受赋之沾溉。鲍照诗歌造境奇谲，钟嵘称其得自张协，然其文亦有此种倾向。许?评此文曰：“奇突古兀，锤炼异常。昔人论鲍诗谓得景阳之?诡，含茂先之靡嫂，吾于斯铭亦云。”此节四言韵语行文，八句一更韵，不仅节奏明快，而且极具音节之美。
《石帆铭》状物写景之后，似乎又寄寓了一定的诫世之意，文云：
涉川之利，谓易则难；临渊之戒，日危乃安。泊潜轻济，冥表勤言。穆戎遂留，昭御不还。徒悲猿鹤，空驾沧烟。君子彼想，祗心载惕。
作者以充满哲思之语予人以劝勉：涉渡川流，以为容易其实隐藏着危险；面临深渊，如有戒备，说来危险，其实却也安全。文章以周穆王南征而全军覆没、昭王南征而不返的典故寄托警示之意。“君子彼想”一语，本应为“想彼君子”，显然是故意颠倒词句以求新意，这恰恰迎合了刘宋初期文学逐新好奇的作风，虽有“逐奇而失正”之嫌，却也获得“新色”，其时文人多尚此术。曹道衡、沈玉成既指出鲍氏此举有追求新奇之用意，又认为“这种句法的出现可能受佛经翻译的影响”，或亦有理。鲍文喜雕琢，但不刻意求工求巧，正因如此，故不显拘束。谭献云：“不尽巧，故为大方。”总体来看，《石帆铭》语词颇事琢削，造语精工，“无鄙言累句”，善用典事，颇为可读。
真正大幅度描写山水美景的书信文应从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开始，此后则逐渐增多。该文是鲍照于元嘉十六年(439年)赴江州任职途中写给其妹鲍令晖的，辞采、情致俱美。文章采用赋的铺陈手法分别从南、东、北、西、西南方向，对长江、庐山一带的山水胜景加以描绘，不亚于一幅山水美景图画。文曰：
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西则迥江水指，长波天合，……思尽波涛。悲满潭壑。……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仰视大火，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傈矣。……夕景欲沈，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诚足悲忧，不可说也。
辞赋发展到南朝，已高度骈化，形成骈赋。由于骈赋与骈文对辞采、对偶、用典等形式技巧的追求基本一致，而且赋的骈化比散体文的骈化更充分、更突出，因此，许多骈文往往受到骈赋的影响，体现出文体的赋化倾向。“南朝文体的赋化，实质上就是赋体辐射性的明显表现。”鲍照此文即明显地运用了赋的笔法，从而使其呈现出与骈赋相同或相近的风貌。
作者将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以情观物，叙写中遂亦情与景俱”，自“夕景欲沈”至“不可说也”一节，寓羁旅之悲愁于凄怆苍凉之哀景，尤为典型，写景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抒情深沉真挚，感人肺腑。“此一段著名描写，与其说是写所见，不如说是借所见写旅途的飘零寂寞心绪，孤鹤与游鸿，仿佛旅人之跋涉，樵苏未必真一叹，舟子亦未必真再泣，一叹与再泣者，实为游子之心境。《登大雷岸与妹书》可以说是一篇非常情绪化的佳作。”此文语言刻意雕琢，“矫厉奇工”，极富古奥奇崛之气。其中对庐山姿态万千、烟雾缥缈、长江水势汹涌澎湃、巨浪冲天的描写极尽笔势纵横之能事，可谓“跌宕道逸”，生机盎然。许?评曰：“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句句锤炼无渣滓，真是精绝。”“明远骈体高?六代，文通稍后出，差足颉颃，而奇峭幽沽不逮也。”钟嵘称鲍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若移评此文，亦极恰当。《登大雷岸与妹书》一文因其高超的创作技巧受到后代的推重，如钱基博称此文“运意深婉，融情于景，无句不锤炼，无句不俊逸，颇喜巧琢”，钱钟书赞曰：“按鲍文第一，即标为宋文第一，亦无不可也。”
自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后，南朝书信中大幅度写山水景观者屡屡出现，其中成就较著者还有吴均、陶弘景两家。
吴均的山水书信文今存三篇，篇幅较短小，写景清新明丽。《与宋元思书》篇幅稍长，“巧构形似，助以山川”，状景最优，郑振铎认为此文“能以蓓巧之语，状清隽之景”，故赞其为“绝妙好辞”。文云：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作者以轻倩灵动之笔描绘出山水绝佳之景，令人心旷神怡。文章主要以四字句构成，节 奏明快，“笔底有闲韵”，音节圆转流畅，风格清新爽朗，明丽秀美，实为不可多得的山水佳品。许桩称此文“扫除浮艳，澹然无尘”，可谓准确精当。该文虽属骈文，但出语简洁自然，不同于刻意雕饰之篇，就文中描写的山水规模而言，也不具备鲍照文中的宏阔磅礴之势。江山渊赞此文说：“移江山入画图，缩沧海于尺幅。寥寥百余言，有缥碧千丈、沧波万顷之状。可以作宗氏之卧游图，可以作柳子之山水记。”
吴均另外两篇书信文也多有清丽自然的描写山水之句，如《与顾章书》曰：
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
《与施从事书》曰：
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萝被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这些山水书信小文均清澹出尘，秀美超逸，简洁明快，音韵调谐，读后明显感觉到神清气爽，耳目一新。前人评其为“简澹高素，绝去?钉艰涩之习”，实为中肯之论。钱钟书曾把吴均的三篇山水书信文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加以对比，并提出：“吴之三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画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吴少许足比郦多许，才思匹对，尝鼎一脔，无须买菜求益也。”“吴、郦命意铸词，不特抗手，亦每如出一手焉。然郦《注》规模弘远，千山万水，包举一编，吴《书》相形，不过如马远之画一角残山剩水耳。幅广地多，疲于应接，著语不免自相蹈袭，遂使读者每兴数见不鲜之叹，反输只写一丘一壑，匹似阿阏国之一见不再，瞥过耐人思量。”此语将吴均三书与郦氏《水经注》加以对比，比较准确。钱氏提到吴、郦二人命意铸词时曾言及“如出一手”，但没有对其原因加以阐释，谭家健据此发挥，提出二人作品中写景用语相同，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参考了晋宋地记的缘故。
与吴均同时的陶弘景有《答谢中书书》一文。写景清丽，文词简练，亦属山水书信名篇。文云：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聩，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孙德谦曾说：“昔人谓王摩诘诗中有画，以吾观之，六朝骈文能得画理者极多。”该文应为得画理者之一，“观其状写山水，非绝妙一幅图画乎?”陶弘景是隐士兼文人，“托志仙灵，遗世独妙”，其笔下的山水景观，往往充溢着一股超世脱俗、清纯明净之气：山高水清，林青竹翠，日映石壁，五色交织，猿鸟游鱼，朝鸣夕跃，实为隐居之佳境，养生之良所。所谓“演迤澹沱，萧然尘埃之外”、“笔底自具仙气”，都是比较恰当的评价。该文基本采用俪体，缀景明秀自然，清通简要，毫无雕饰芜累之弊。江山渊评此文说：“清气迎人，余辉照座。山川奇景，写来如绘。词笔高欲入云，文思清可见底。”
综合此前所述三家山水书信文可以发现，鲍照之文与吴均、陶弘景之文在写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篇幅长短不同。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篇制最长，约650字；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与施从事书》分别有144、84、69字；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有68字。鲍作稍长，吴、陶之作皆短小精悍。其次，写作手法不同。鲍照采用了赋的铺陈排比手法，按照空间的顺序对山水景观加以全面叙写；而吴均、陶弘景则选取山水的一个角度进行叙写，因此直接描写所取部位的景致，无须展开铺写。再次，语言运用不同。鲍文中的语言带有雕琢刻镂的痕迹，呈现出古奥奇崛之风；而吴、陶之文造语简洁明快，呈现出清新流丽的特点。最后，文章的规模气势不同。鲍文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吴、陶之文规模较小，文气较平稳。谭家健曾分析吴均、陶弘景山水书信文的特点说：“这几篇短文，不同于以往和同时之山水文，写法不依空间顺序，不作全面介绍，而是把视线集中地投向山水的某个最佳处，以类似电影特写镜头般的笔触，刻画其最独具的部位，并且往往把视觉和心灵感受糅合在一起，有效地实现了情景交融。”
刘峻性格孤傲不能随俗，虽怀才却终受梁武帝冷落，自此宦途不达，内心常存愤激之情。天监七年(508年)，为安成王萧秀所汲引，任户曹参军。后以疾告归，隐居扬州东阳金华山(今属浙江金华)，筑室授徒，撰《东阳金华山栖志》，述其归隐山林之乐。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户曹集题辞》曰：“栖学东阳，享年六十，玄靖先生，宁云夭折。”按刘峻笃志好学，隐居后以讲学为业，卒年六十，门人谥其为玄靖先生。《东阳金华山栖志》体现出刘峻对于山水田园生活的钟爱，文章所叙事物范围宽广，但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层次井然，眉目清晰，行文自然流畅，读来毫无繁冗晦涩之感。史称“其文甚美”，当就其文情词俱佳而言。作者在文中先叙自己生于草野之间，性好山水，乐于闲逸，故笃志隐居东阳郡金华山。继之介绍东阳郡的地理状况及相关人文传说(神仙、高士皆曾寓居于此)、金华山得名及山中景观、所居之处的环境及风物、宅东的招提佛寺及寺东南道观、观前修竹等、富有浓郁田园气息的农庄生活场景、与农夫集聚高谈等。文末则归于对隐居田园之间生活的赞美。此文篇幅较长，叙事详尽，骈俪行文却不刻意雕饰，如写所居之地的环境风物云：
所居三面，皆回山周绕，有象郛郭。南则平野萧条，目极通望。东西带二涧，四时飞流。泉清澜微霪，滴沥生响。白波跳沫，汹涌成音。并漕渎通引，交渠绮错。悬溜泻于轩甍，激湍回于阶砌。……至于青春缓谢，萍生泉动，则有都梁含馥，怀香送芬。……芙蕖红照水，皋苏缥叶从风，凭轩永眺，蠲忧亡疾。丘阿陵曲，众药灌丛。地髓抗茎，山筋抽节。……可以养性消病，还年驻色。
作者在文中描写出一方静谧安闲之所：三面环山，一面平原，东西两条溪涧，一年四季水流元息。泉水清澈激石，泠泠作响；白色水波漂动，激荡成音；沟漕河渠交错纷呈，悬溜激湍飞奔而下。与泉水相伴生的浮萍、芙蕖芬芳馥郁，沁人心脾。此情此景此境，无异于世外仙域，足令人心旷神怡。笃志于山野，感受其中特有景致的熏沐，不仅可以除忧去疾，而且还能修养身性，益寿延年，其用可谓大矣。刘峻仕宦不达，寄情于山水之趣，因此对隐居生活充满了极其浓厚的兴致。以简约明净之词写闲适恬淡的心境，这一倾向在此文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文章写作者与农夫亲密交往，聚谈欢饮，载歌载舞，共话桑麻一节，真实生动，有如在眼前之感。词曰：
岁始年季，农隙时间，浊醪初酝，?清新熟，则田家野老，提壶共至。班荆林下，陈尊置酌，酒酣耳热，屡舞?呶。盛论箱庾，高谈毂稼，嗌噱讴歌，举杯相抗。人生乐耳，此欢岂訾?
每当岁初年末闲暇之时，作者总与山居附近的农民聚集共饮，叙谈农事家常。值酒酣兴浓之际，并有歌舞相加，其关系之融洽，其乐趣之浓厚，实令人羡慕。此节所用的笔法与传达出的意趣实同于陶渊明的《饮酒》诗，应该说，刘峻受陶渊明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归隐后与山野农民的热情交往来说，二人实无区别。但若分析陶、刘辞官不仕的原因，则又有所不同。陶渊明为生计所迫，于是出仕为官，后又因憎恨官场的污浊不堪，愤而归隐；刘峻则是空怀高才而不得重用，一怒之下隐居山林，高尚其志。按作者所说，他生性喜好岩穴，乐于山水，此文确实也写出了隐居之趣。除了大篇幅叙写所居之处的山水风物以外，文章末尾则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理想与志趣。他非常欣赏那种“蚕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不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的清静生活，认为人生之乐趣莫过于此。与《辨命论》、《广绝交论》相比，此文语气平和轻盈，虽以骈体为文，却不用典故，亦不重华词丽藻，读来清新疏朗，平易流畅。就句式而言，以四字句为主。间以杂言，灵活而不板滞，对仗也较工整。钱钟书赞刘峻之文“俯视一代”，评价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