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凯特?肖邦的《觉醒》是对男性话语权力的一种颠覆，所以一经问世便惨遭贬抑，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到来，这一经典之作才得以重见天日。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是男性实现对女性“层级监视”的一种手段。本文拟运用该理论，通过分析女主人公埃德娜在思想意识、艺术灵感以及女性欲望等方面的觉醒，以期揭示在男权“全景敞视监狱”式话语监视之下，女性试图实现一种女性原则或女性精神必须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关键词：全景敞视监狱 《觉醒》 颠覆
一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于1899年发表了她的惊世骇俗之作《觉醒》(The Awakening)①,而这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主题上的大胆尝试却具有讽刺意味地使她的创作生涯走向了穷途末路。在该小说出版后几周之内，该作品就遭遇了强烈的抨击。许多评论家毫不客气地称之为一部“病态的”、“令人厌恶的”、“不洁的”小说。尤其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道德取向大加质疑，认为她是典型的“自恋狂”，她的自杀也是想摆脱自己的社会义务，逃避自己为人妻人母的责任，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也有不少评论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肖邦，觉得她对埃德娜两段婚外情所持的“超然，不加任何评论，却热情、宁静、自由的语气”完全是在赞赏与怂恿她的这种不道德行为。甚至她的朋友、作家兼评论家C?L?戴月也认为“它（《觉醒》）既可怜、又疯狂、又堕落。但小说的艺术造诣的确达到了巅峰。”（Culley 1976：149）舆论压力之下的肖邦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动笔。小说《觉醒》惨遭了被从各地图书馆的书架上撤除的命运，甚至她的故乡圣?路易斯市的图书馆也拒绝再收藏这本书，肖邦本人也被圣?路易斯文艺社取消了会员资格。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到来，尤其是风行于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享乐型的个人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反叛成了时尚的标志，这部小说才又得以重见天日，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一直遭到贬抑的肖邦也一跃而成为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因而在评论界广受关注。本文拟运用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通过分析埃德娜在思想意识、艺术灵感以及女性欲望等方面的觉醒，以期揭示在男权“全景敞视监狱”式话语监视之下，女性试图颠覆男权规范从而实现一种女性原则或女性精神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妇女觉醒之后，路又在何方？
二
“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理论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核心部分，旨在建立权力对知识的占有以及知识如何“批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丹纳赫等2002:127）福柯运用了18世纪边沁（Jeremy Bentham）所构想的“全景敞视监狱”为其“层级监视”的实现手段，其结构为：“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望塔。?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福柯2003:224）这样，一种高效的人体监视系统就产生了。此系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望塔中只需一个人，仅仅通过注视就可以监控囚室中所有的犯人；即使?望塔拉上窗帘，里面无人监视，囚室里的犯人也会感到窗帘后有双注视的眼睛，从而将这种压力施加在自己身上，变成自我监视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全景敞视监狱中，?望塔中的监视者不仅是管理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力的执行者，而权力的来源对于囚犯而言是符号即?望塔的存在，也就是男性建构的话语体系。男性自视为?望塔中的那个似在非在的监视者，而女性则被视为囚徒，必须受到来自?望塔的监视，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成为自我监视的一种手段。《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便是在这无形的监视之下而无法遁形，只好游向大海深处……
埃德娜婚后过着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所期待的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丈夫事业有成，对她一往情深，忠诚不渝；两个孩子聪明伶俐，健壮可爱。然而，那个在格兰德岛度假的夏天却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她。那明媚的阳光、和煦的微风、迷人的沙滩以及诱人的海浪，让她回想起了儿时在肯塔基州自由自在的生活，她时时“又感到自己在那绿油油的草原上，很随意地、毫无目的地、心不在焉地、漫无方向地走着”。（20）自然的呼唤，对自由的向往从此便冲击着她的心扉，使她反叛的个性开始慢慢滋生。正如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女性是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的。男女在体验、理解和评价自然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较之男性在社会中确认并树立自我,敏感的女性在面对自然万物时，更容易发现自我的存在。在田野、森林、河流的怀抱中，女性特有的触觉仿佛被唤醒，她们对花的芳香、水的清澈、阳光的温暖、夜空的深邃有着更细腻的感受。在大自然的松弛中，女性仿佛得到了一种解放。也就是说，在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女人发现自己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却是一个人，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性的束缚――成为主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埃德娜正是因为投身于大海的怀抱，在水中自由自在的遨游唤醒了自我意识的苏醒，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感受到了自己的欲望召唤，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追求自我。
埃德娜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和谐指称，是作为一个明确的事实被某一说话群体的惯例所确立，个别的说话主体并不重要。”（林树明2004:167）福柯则进一步指出，语言由“话语”体现，“话语”代表着权力。埃德娜此前一直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她与艾戴尔日渐密切的交往，唤醒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艾戴尔具有典型的克里奥尔人的特点，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具有极强的料理家务、照顾家人的能力，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典型的“房子里的天使”。然而，克里奥尔妇女天生兼备着表达的无拘无束和精神高贵的品质，“她们的无所顾忌”起初使饱受维多利亚道德规范熏陶的埃德娜大为吃惊。比如，当她听到艾戴尔向老法雷瓦尔先生讲述她分娩时的痛苦且披露了最该隐秘的细节时，她大为震惊。渐渐她对这类令她乍舌的表述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她开始反思自己一直沉浸其中的所谓的幸福生活，渐渐觉得丈夫对她的爱无非是一种源于男人对女人的占有。当她兴致勃勃游泳归来时，丈夫看到她被晒黑的皮肤立马满脸不悦，“就像看着自己一份心爱的财产遭到了破坏似的”（4）。丈夫还时不时地责备她对孩子照顾不周，口气强硬且理直气壮。埃德娜感到在丈夫的眼里，她无非就是一件被收藏的艺术品，是家庭的必需品，是生育的工具，是照看孩子的保姆。埃德娜的生存状态足以显露出男权秩序下女性被监视的烙印。当海浪的声音宛如一曲悲伤的催眠曲径直飞向漆黑的夜空时，泪水便从她眼中簌簌淌下来，“似乎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压抑感，从她意识之中的不可抓挠之处滋生出来，使她的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压抑之感就像个影子，像一团迷蒙的雾。掠过了她焦灼的灵魂”（8）。她难以排遣的郁闷，只想痛哭一场的冲动是她朦胧的自我意识在心底的升腾，是他者与自我双重监视下无言的抗拒。“蚊子在头顶上方劲头十足地飞舞着，叮咬着她那结实而滚圆的手臂和赤裸的脚背。幸亏这些叮人的嗡嗡叫的小精灵驱散了她的哀愁”（9）。在她无比忧伤的时刻，象征大自然的呼唤的海浪使她的郁闷得到了宣泄，本来最令人讨厌的蚊子的叮咬倒成了她驱散哀愁的良药。去游泳前她把象征婚姻束缚的戒指交给了丈夫，而这时的她也许只是怕把戒指弄丢了，回来后又把戒指戴进了手指，“戒指在她手指上闪闪耀眼的光亮”表明这时的她并没有完全厌倦婚姻。所以当罗伯特邀请她去游泳时,她仿佛听到了大海的呼唤,“一道从未有过的光亮逐渐开始在她的内心朦胧闪现――成为她的灯塔,同时又制约她这种举动。”（16）她的这种犹豫不决就清楚地表明了她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与个性自由之间的朦胧意识与矛盾抉择。她冲出囚笼的冲动日渐膨胀起来。
其次促成她思想嬗变的是清高而孤傲的莱斯小姐。莱斯那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在她的内心唤起一幅幅画面，激发了她的艺术灵感，她“第一次感受到心灵的振颤，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身心与永远不变的真理融合在一起。”（30）莱斯小姐对埃德娜所说的“你是唯一值得我为之弹奏的人”就足见埃德娜对艺术的深刻体悟。她不再愿意做以前那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开始不由自主地渴望“品尝狂热的生活”。整个夏天不遗余力地在学游泳，向一切人请教。无疑，贯穿文本的游泳行为是性欲望的隐喻。当她学会游泳时，“她面朝大海，极力搜索这空间和孤独给予她的感受。宽广的大海与月光如水的夜空融为一体，激起她如潮水般的幻想。她不停地游着，觉得自己好像是融化在无边无际的水天一色之中了。”（32）在莱斯小姐的激励下，她重操画笔，以绘画来维持生计。她不再愿意成为被欲望的囚徒，而从丈夫豪华舒适的住宅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属于自己的“鸽子房”。绘画使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从她的日常生活的其它事物中所得不到的一种满足。随着她精神和生活上的逐渐独立，“她经常在这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夜色中探寻自我，体味自我。”（60）她拒绝被物化，拒绝做“房子里的天使”，不希望变成男人欲望投射的对象或客体，而坚持要做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她从意识上开始厌恶这单调乏味、味同嚼蜡的婚姻，她“从手指上撸下结婚戒指。丢在地上。然后用脚使劲地蹂踩这枚滚落在地板上的戒指，想把它碾碎。”（60）这一潜意识的“蹂踩戒指”的举动充分表明了她企图砸破婚姻的囚链，极其渴望投身一种全新的激情生活的欲望。她不再愿意以物的形式而存在，渴望成为生活的主体。
当情人罗伯特因惧怕社会压力而不敢接受她的热情而离她远去之后，风流倜傥而多情的艾洛宾可以说是她身体欲望的直接唤起者。虽然“艾洛宾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他的出现，他的举止，他那热情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的嘴唇与她的手指的接触，都像兴奋剂一样，对她产生了作用。”（88）唤醒了她的性意识，使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狂野的性爱和温情，引起了她的一种狂野的肉欲。人性的表面往往挖掘了人性的本质：循规蹈矩太久了，人反而会产生一种出格、叛逆、破坏的冲动与亢奋，这是一种挣脱束缚的天性，正如惯常斯文的人却要借粗鲁的言行来发泄一样。这是人性深处求解脱、求自由的本能。她毫不掩饰地向好友表明她疯狂地爱上了罗伯特，执著而盲目，正如她对莱斯的反诘：“你以为一个女人知道她为什么会恋爱吗？她能做选择吗？……”（92）。而这种盲目的、试图通过自己的两段婚外情来体验性与爱的激情的“觉醒”带给她的是别无选择的扑向大海。当她再一次听到大海的呼唤时，仿佛那“永无休止的窃窃私语，或大声咆哮，不停地向她的灵魂发出信号，指引她走向孤独的深渊。”（130）正如莱斯曾提示她的那样：“翱翔于传统和偏见之上的鸟必须具有强壮的翅膀。看到孱弱者受伤、力竭后拍着翅膀落回地上的是很凄惨的景象”。情人罗伯特的软弱与现实迫使她不得不面对生活。当丈夫和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埃德娜意识到了自己追求自我独立的尝试只能是短暂而无望的结果时，她注定只能像“一只羽翼被伤的鸟在天空中飞翔，盘旋，拍打着翅膀，最终无力跌落下来，融入了浩淼的大海中。”（130）小说结尾时，埃德娜赤裸着身体，缓缓走向大海，向远方游去，直到精疲力竭。
三
笔者认为，《觉醒》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女性身体为据点，是文本脉络紧扣身体律动，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身体语言（西苏）。《觉醒》的魅力就在于肖邦大胆表述了女性的独立、追求及欲望，无视男性权力的规训与惩罚，埃德娜对于自己背叛家庭与道德的行为“既没有羞耻，也没有懊悔，但却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这不是一个使她燃烧着爱情的美酒，也不是使她畅饮人生美酒的爱情。”（95）正如特立独行的英国著名作家戴?赫?劳伦斯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不必定要求幸福，不必定要求伟大，但求知道“生活”，而做个真正的人。埃德娜正是为了做这个真正的人，以飞蛾扑火般的气概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海深处。埃德娜的“自杀”历来都是评论界争执的议题。卡罗林?富里把埃德娜的自杀归因于肖邦在一个没有新女性的社会里，无法为她的女性主人公设想出一条令人满意的新角色。（Forrey1974）乔伊斯?拉德尔?拉登森则把埃德娜自杀视为坚持自己主张的最后行动和对于其文化条件的摒弃。（Ladenson1975）安?古德温?琼斯则认为埃德娜游向大海深处的行为，是她能够找到的感受自我而又不伤害他人的最好方式。(Jones1859-1936：182)而桑德拉?M?吉尔伯特却与大多数评论家观点不同，她提出质疑，在小说的结尾埃德娜仍然在向前游，那么我们如何能知道她是否真正死亡？(Gilbert1983)约瑟夫?L?小坎迪拉则把《觉醒》结尾的模棱两可视为肖邦在埃德娜命运问题上所持有的关于道德的模糊意义。(Candela1870-1910：7)
不难看出，《觉醒》招致严厉批评的原因来自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九世纪末叶的美国依然是一个男性为中心而建构的社会，男性处于伦理价值的中心，是历史的建造者，政治体制的设立者与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在这样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里，家庭被看作是女性价值的最佳场所。男人持有双重的贞洁道德标准，女性正常的性要求以及对性快乐的追求，都被视为淫荡，婚外情更是与女性道德背道而驰。与美国其它州不同的是，埃德娜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还有着特别的伦理习俗和法律制度。仿照法国拿破仑法典而制定的路易斯安那州法典规定，已婚女性是属于她们的丈夫的；男性是家庭财产的绝对所有者。已婚女性与婴幼儿甚至同精神病人划为一类，认定他们无资格签署任何法律合同。因此，埃德娜以追求爱情与个性解放为借口，放弃自己应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显然破坏了业已建立的伦理秩序、道德原则与社会规范。
在男性中心社会的体制下，作为女性的肖邦本身和小说的女主人公埃德娜都是被监视的一员，都处于男性权力的监视与裁判之下。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妻子作为丈夫财产的一部分而存在，埃德娜不过是丈夫一件精美的摆设，应随时满足丈夫的需求。而当大海唤醒了她的身体，也就唤醒了她的自我意识之时，她却感到无处可逃，无时无处不在窥视与监控之中。当丈夫感觉她行为异常而去咨询心理医生时，心理医生平静地劝他任埃德娜去折腾，似乎深知无论如何她是逃不出这监视手段的。更为可悲的是，埃德娜竟然试图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根本无法让她依靠和托付终身的男人身上。这一点和徐坤的小说《厨房》不谋而合地道出了女性的宿命。《厨房》开篇即：“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在男性主体的观念下，“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 女人往往为了摆脱一个男人的厨房而错误地走进另一个男人的厨房，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如果埃德娜嫁给罗伯特，能得到她所期望的自由与幸福吗？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时代，身为女性的肖邦显然也处于男性全景敞视监狱的话语监视之下，因而她根本无法给女性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她能写出宣扬女性个性解放的《觉醒》已实属难能可贵。这得益于她从小就生活在独立坚强的女性所支撑的家庭氛围之中，并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自尊自强的女性的影响很大，几乎未受到男性强权而女性柔顺的思想的侵蚀，所以此书引起的巨大反响与非议是她所始料不及的。她后来也曾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庞蒂利埃夫人（《觉醒》女主人公）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糟，会招来众人的诅咒。我当时若是稍稍能预料到有这般结果，我就不会把她写在小说之中了。”（Martin 1988:9）言辞之中的几多嘲讽、几多痛心与几分无奈由此便可见一斑。同时也折射出女性被囚禁、被监视、被规训的生存状态。《觉醒》对女性生存状态及心理机能的这种透视，为女性摒弃自我的负面因素、挖掘自我的积极潜能提供了参照。因此，我们应该消解男女话语权力的二元对立，如戴?赫?劳伦斯（D.H.Lawrence）所大胆呼吁的那样，要摆脱过去的种种愚民的禁忌，从人的需要出发，用伟大的温情的接触去产生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
注释：
凯特?肖邦：《觉醒》，杨瑛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版本，引用时略去书名，只标注中文译本的页码。
参考文献
[1]Chopin, Kate. The Awakening. New York: Bantam Dell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81.
[2]Culley, Margare ed. The Awakening: An Authoritative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1976, p.149
[3]Forrey, Carolyn .“The New Woman Revised,” Women’s Studies 1 1974.
[4]Ladenson, Joyce Ruddell. “Paths to Suicide: Rebellion Against Victorian Womanhood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Intellect(July) 1975
[5]Jones, Anne Goodwyn. “Kate Chopin, The Life behind the Mask,”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South, 1859-1936,p.182
[6]Gilbert, Sandra M.. “The Second Coming of Aphrodite: Kate Chopin’s Fantasy of Desire,” The Kenyon Review 5.3 (Summer) 1983
[7]Joseph L.Candela, Jr., “The Domestic Orientation of American Novels, 1893-1913,”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1870-1910. 13(Spring )1980,p.7
[8]Martin, Wendy, “Introduction,” New Essays on The Awakening. Ed. Wendy Mart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9
[9]金莉: 《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1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1]刘红卫: “伦理环境与小说《觉醒》的拒绝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75页。
[12]王文惠：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9-124页。
[13]〔英〕路易丝?麦克尼：《 福柯》，贾提（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唐友东：“《蝴蝶君》中全景敞视监狱意象”，《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第106-112页。
[15]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杰夫?丹纳赫等：《理解福柯》， 刘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李利，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教育学院教师，文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