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典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激动人心的仪式，只是“开国”这一决定性历史阶段的序幕，中国崛起之路上最初的砖石，将由无数中国人的肩扛起，再经无数中国人的手，奠基在天安门广场之外无数个五星红旗猎猎飘扬的地方。
历史不是某个定格的时刻，而是无数瞬间交错所进发出巨大的力量。几十年来，很多画家都参与到这一题材的创作中来，把闪光的瞬间熔铸成永恒。他们创造出开国大典、维护祖国统一、各民族大团结等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经典视觉文本。这些艺术化的形象，几乎代替历史场景本身，塑造出人们对于那个历史时期的记忆和印象。真实的题材契合大众所看到的革命历史面貌，艺术家的提炼与升华使作品更抒情、更富戏剧性，抑或体现出丰碑一样的凝重气质，这些美术作品往往具备超乎一般期待的满足社会需求的魅力。
在百废待兴的“开国”阶段，艺术家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创作热情毫不例外地被组织到一定时段内集中爆发。博物馆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组织者和最佳归宿。1949年以来，伴随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设需要，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被提到美术家的工作日程。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将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了青年画家董希文。1953年，作品一经发表就迅速获得了广泛肯定与关注，仅在当年以《开国大典》为蓝本翻印发行的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就达到100多万份。1955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革命历史画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开国大典》是参展作品之一。这幅作品色彩饱满、装饰感强烈，画面的舞台感和现场感俱佳。作品中湛蓝的天空、高大的领袖和鲜艳的旗帜，以民族化的视觉建构方式完成了对“开国大典”这个重要历史符号的叙述。毛主席被定格在画面中最显眼的位置，心潮澎湃的观众将目光聚焦在伟人身上，耳边似乎依稀响起他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可以说，这句震动山河的宣言和这幅油画作品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开国大典。
艾中信谈到这幅作品时曾说过：“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对于它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与价值，艾先生的评价也非常独特：“《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种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它既有利于油画的普及，又是油画朝着民族化方向的提高。”专家的评价与画家董希文的想法十分接近，他在介绍这幅作品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开始创作《开国大典》这幅画时，就企图把它画成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一个总的意图是为了整幅画面能够更充分地传达这个伟大主题的气派出来。我认为这种意境的追求，在我们民族绘画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毛泽东主席十分欣赏这幅作品，他看过之后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群众、专家甚至领袖的赞扬与肯定一再证明，油画《开国大典》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大题材的一幅经典巨作。不过，也正是因为它太重要、太引人注目，人们对这件作品的要求已经不止于艺术价值了。它同画家董希文不得不在各个时期对历史和社会负责，所经历特殊的考验、坎坷甚至折磨投射到艺术领域和沉默的油画作品身上。
在不同时期，油画《开国大典》几经风雨，“开国大典”这一题材也几度春秋，直接反映这一盛况的美术创作一直在持续。马泉于1983年创作了现藏于北京画院的国画作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选择以工笔重彩这一民族风格更强的方式展现历史节点。赵力中于200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日出东方?1949?10?1?天安门》，表现出了不同于油画《开国大典》的精神诉求。唐勇力于2009年创作的国画作品《新中国诞生》，则选取了正面角度描绘开国大典场面，东方风格的现代感从国画技法中传达出来，耐人品味。为“开国大典”而生的美术作品汇集到一起，反映出新中国的美术家对这一题材的创作热情以及认识、理解和关注方式的变化。精心打造效果各异的画面，绵延出不同时期中国人对开国大典那一历史时刻始终不变的感情和特殊感受。
我们对于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的那句宣言印象极为深刻，朱德总司令当时也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维护祖国统一和团结各民族人民，是开国大典所要昭示的意义之一，也是开国阶段的首要工作。邓乃荣于1979年创作的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画面人物喜悦而又专注的表情，传达出开国阶段党和军队的成就感与使命感。
“解放西藏”是一件十分振奋人心的大事，许多知名画家都愿意围绕这一题材进行美术创作。
牛文和李少言于1953年创作的版画《当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直接表现了藏族同胞闻听喜讯奔走相告的场景。虽然解放军这一角色并不在场，但藏族同胞朴实而真诚的笑容已经肯定了他们的功绩。詹建俊于1959年创作的油画《进军西藏》，记录的似乎是解放军入藏漫漫长路上一个平凡的瞬间，与汉藏同胞的近距离接触和互相尊重。美丽的藏族姑娘在河边劳动，远处的雪山勾勒着天空的轮廓。解放军的马悄悄地行进，没有一兵一卒破坏高原的祥和宁静。宁静的画面告诉人们，部队的目标是解放西藏，让不幸的变成幸福，让美好的不受打扰。而当陈丹青和黄素宁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创作同名油画《进军西藏》时，熔铸在画面中的则是另外一种精神。汉藏同胞在这幅油画中不仅近距离而且是密切合作的关系。画家表现了入藏的人民军队艰难行进的场面。大雪漫卷，一些藏族群众在部队中充当向导并与士兵相互搀扶。
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同年，叶浅予便创作了新年画《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创作技法，为新年和民族大团结献礼。画面中间是毛主席，身边是周总理，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欢歌起舞、举杯庆祝。这种表现领袖与人民关系的构图和色彩关系几乎开创了一种范式――“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理念由此直观地表现出来，并随着这幅年画的广泛发行深入人心。
体现对人民政权的信任与热爱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表达对党和国家领袖的敬仰与感激。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都成为了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古元的版画《天安门的早晨》、黄均于1951年创作的年画《庆祝国庆》和费声福于1953年创作的《和平万岁》等作品都运用了这一符号。而表达祝福国家和平这一心愿时，画家也往往选用更为民族化的象征符号，齐白石在1955年创作的中国画《祖国万岁》和陈之佛的同名中国画作品，都选用了欣欣向荣的红色花朵和苍翠的松柏等，它们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代表繁荣和长寿的含义。呼吁大家珍惜和平幸福的作品中，可爱的小孩子是最佳表现对象之一。墨浪于1950年创作的年画《幸福的童年》和吴青霞于1957年创作的中国画《新中国幸福儿》都属此类经典。
将维护国家统一的主题推广开来就是追求更广阔的和平。面对这个似乎有些抽象的大命题，中国的美术家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不少既国际化又民族化的视觉符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画风格的“和平鸽”。1951年，齐白石创作了《百花与和平鸽》向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献礼。他开创并不断拓展这一主题的创作，《和平鸽》、《鸽》、《和平》、《世世太平》等作品都属于这一系列。1953年，潘天寿创作了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和平鸽》。彦涵于1952年创作的版画《我们衷心热爱和平》和方菁于1955年创作的宣传画《我愿做个和平鸽》，则以更生动的方式运用了“和平鸽”这个象征元素。彦涵还创作过一幅构思更为巧妙的版画作品《把心愿写在大地上》，画面表现的是几个孩子在土地上写“和平”二字。
围绕“开国”这一重要的时代主题进行的美术创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宏大深刻的主题，在艺术家身上激发出丰富的精神与巨大的创造力。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里，艺术家们真诚地肩负着寻找、探索本民族绘画语言的重任。他们用绘画的眼睛与劳动者的双手，既注解了“开国”阶段开天辟地的历史，又创造了可供后人欣赏与再诠释的“开国故事”。新中国美术史自此而始，并且以此为起点的创作从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