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条约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清政府的外交模式逐渐发生转变。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仍以羁縻理念和思路应对新的中外关系，但无法如同古昔一样运用这一传统的驭外之道。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对外观念亦随之转化，传统与近代混合交织在一起。经过甲午、庚子，它进一步舍弃了羁縻之道，确立了条约外交意识。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关键词：清政府；羁縻之道；条约外交
作者简介：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般，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熊剑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开始建立新的条约关系。这是一种将强权政治与近代交往形式融于一体的畸形关系，传统的羁縻之道逐渐发生变化，转向新的外交模式。条约具有法律性质，是中外交涉的依据，也是清政府外交转型的缘由和枢轴，其对外观念的演化，涉外体制的革新，均与此相关，因此可以将新的外交模式称之为条约外交。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以冀揭示两者的关系，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外交形成的曲折过程。
一、以羁縻应对条约
何谓羁縻?《史记》谓：“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应劭《汉官仪》则解释说：“‘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颜师古日：“羁縻，系联之意。马络头日羁也。牛?日縻。”意思是控御、系联、笼络。从历代王朝的实践来看，除了上述基本涵义之外，羁縻之道还包含着夷夏有别、恩威并施、怀柔远人、因俗而治等内涵，以及权宜、权术，甚至糊弄对付之意。羁縻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亦为清朝君臣所承继，道光谓，“从来抚驭外夷，道在羁縻”。进入近代之后仍然如此，两江总督牛鉴谓，“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
作为驭夷之道，羁縻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对于“凡非我族类者”，历代王朝“一切以蛮夷鄙之”。清王朝也是如此，将所有外国视为藩服，别为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西洋诸国“亦属于藩部”，即属于羁縻范畴的外夷。羁縻之道以维护华夏上国的尊严为原则，“四千年来一成不易之定则，其维持国家垂统，及保存皇室谋猷，则或以巧妙之辞令诱惑之，或以怀柔之名义笼络之。”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仍以和约为一时之权宜”，将接受不平等条约视之为羁縻。如道光表示“聊为羁縻外夷之术”“设法羁縻以全民命”，等等。在天朝君臣看来，给予英国各种条约权利，许之通商，便是予以恩惠的羁縻之道，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控御。耆英认为：“该夷以通商为性命”，“故自有明至今，羁縻夷人，皆借通商为饵。”黄恩彤认为：“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两项重要的条约特权，也与羁縻之道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便是出自居高临下的施恩态度，即所谓“怀柔远人”。而且。怀柔远人与持平对待又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统御中外，一视同仁”。道光在致英国国王书中谓：“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由此，清政府也一体给予小国以同样的条约权利。如比利时要求通商，耆英奏称，如果严行拒绝，“转不足以示怀柔”，“应藉事羁縻”，“将五口贸易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领事裁判权的让与，则与羁縻之道中的因俗而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的羁縻也“一切政治，悉因其俗”。诸如此类，说明天朝君臣仍以羁縻之道的思维处理条约关系。
在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初期，清政府的羁縻驭夷亦贯注权宜之意，实施中又搀以古代背盟失信的权诈之术。孔子认为，“要盟也，神不听”，即要盟可以违背。春秋之世，诸国皆“以背盟为无上之秘策”。鸦片战争中，耆英等提出：“暂事羁縻，以作缓兵之计。”叶名琛亦谓，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流毒无穷”。咸丰更明确地说：“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表示不必严格守约。订立《天津条约》之初，桂良奏报咸丰时说：“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傥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在他看来，订约只是应付目前“决裂之患”的权宜之计，此后可以不认账。此外，维护天朝体制的羁縻之道，又须限制对方进一步的索取。如耆英所说，抚绥羁縻之法，在于“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怡良等认为，“驭夷之法，不过责其恪守成约”。
实际上，传统的羁縻之道不能适应新的条约关系，因为清帝国所面临的对手，实在“非羁縻所能控制”清政府再也不能在威服的基础上施以羁縻，驭外之道发生了变异。如耆英等所说，“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以条约为基本规范的接合方式，既从根本上改变了羁縻的性质，又萌生了具有某种近代性质的外交因子。从“格之以诚”的羁縻之术来看，尽管是限制对方，却由此提出了守约的理念。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涉及到国际法中的信守条约原则。羁縻之术的主旨在于要求对方守约，同样也有助于清政府更进而认识以国际法为核心的近代外交，从而为清政府自己恪守条约打下了基础。第二，其目的是为了在条约体制下守护尚未失去的国家权益。其后，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进步，这种愿望更发展为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明确要求。
二、传统与近代的混合交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关系基本确立，中外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新的形势下，天朝君臣的对外观念亦随之转化，传统与近代混合交织在一起。尽管没有放弃传统的羁縻意识，但却摈弃了驭夷之道的某些理念，融入了更多的近代因素。
清帝国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蒙上新的耻辱，丧失了更多的权益，羁縻之道被认为“非正本清源之论”，“该夷果受羁縻，犹是急则治标之计”。而在中外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清政府实际上别无他法。奕沂等认为，目前之计，只能“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但是，条约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大大超出了羁縻的传统范围。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不得不转变为在羁縻理念下接受条约关系，从观念到体制，从守约到修约，从被动接合到主动融入，反映了传统驭夷之道与近代外交的混合。
新建立的总理衙门体现了这一矛盾现象。一方面，该机构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具有近代性质，不同于旧体制中的理藩院和礼部主客司。从形式来看，它是一个专门外交机构，奕沂指出：“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从内容来看，它所办之事不是传统的“理藩”，而是不局限于通商的“外国事务”，且中外在礼仪上对等。另一方面，这一机构又是从羁縻之道出发，作权宜之计的考虑。奕沂提出：“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机构设置上的这种考虑，反映了“贵中华，轻夷狄”的传统羁縻观念。此外，派遣 驻外公使，也被认为是“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大损天朝威严。这些令清政府极感痛苦的新体制，在羁縻意识中先后不情愿地建立起来了，传统的驭外之道被近代外交关系所取代。
随即，清政府又确立了自己恪守条约的方针。天朝君臣放弃了“要盟不信”的意识，注重遵守条约的交往规则。依据一般国际法，“在各国关系上，武力的威胁和使用(战争)不是非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合法的制度，结束战争的和约的合法性当然地不会受到置疑。”显然，这种不平等的条约关系，构筑了中外交涉的法律基础，而清政府的守约方针则保障了它的实施。
这个时期，清帝国逐渐改变传统的天朝观念，开始认同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不少官员提出对西方国家要以“敌体”对待。曾国藩说，康熙“召见”俄人尼果赍，“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所谓“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他认为“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主张“不绳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崇厚认为，列强之所以必请中国遣使，“不过求敌体平施之意”，主张“豫筹遣使之道”，将此视作“外交第一要议”。李鸿章也认为，各国订立条约以来，“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不能如对“中国臣庶”那样，用中国礼法“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应“斟酌时势，权宜变通”。对条约国家平等地位的认可，是清政府接受近代交往规则的前提，也是它转向条约外交的重要基础。
关于国际法及条约性质，清政府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同治三年，美国传教土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奕沂认为，“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并开始运用公法处理中外交涉事件。如对普鲁斯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暗采”公法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又刊印三百部，每个通商口岸各给一部，这表明他们对采用国际法维护国权有一定的认同。他们又从主权而不是从羁縻的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诸如：“中国刑章，非外国所应干预，无论在中国者，外国不得与闻”；“税务司乃因中国应有之权，而据为已有”；“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中外立约，“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等等。关于条约性质的认识突破了羁縻意识。
这些认识又促使一部分官员，特别是一些驻外公使产生了修约要求，反映他们对近代国际交往规则和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和接受。例如，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治七、八年中英协定了《新定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了新的条约特权，但中国摒弃了英国废除厘金、内河行驶轮船和内地开设行栈等威胁国计民生的条款。英商认为对英国而言“是退步的修改”，予以反对，最终该约未被英国政府所批准。奕沂由此总结经验，“将来别国修约时，似亦可援此为式。光绪以后，部分官员认为土地割让之类，“系长约不变”，而通商章程“并非一定不易”，“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决派钦使，分诣诸国，往复妥议，必不能隐忍不问”。“却夺中国地主之权，不能置之不问”，须“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缔结条约应体现双方的利益，“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总理衙门还向各国提出，与各西国所立各约，“有中国未尽出于情愿，勉为允许者”，“期望各西国渐渐可以改为和平”。
此后，清政府重视运用国际法限制条约特权，尤其是对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传教特权等等为害较大的特权，在新订条约中予以取消或限制。中法战争期间，总理衙门还运用国际法中的战争法，取消了法国在内地游历的条约权利。
综上，清帝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羁縻驭夷之术而有所作为，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接受西方体制，仍在维护崩溃中的天朝体制，包括宗藩制度和天朝礼仪等等。列强仍认为“中国抚议，本属羁縻”。安内攘外的观念依旧存在，美驻华公使劳文劳斯曾说：“如果中国是有力量的话，毫无问题，她不把每一个外国人驱逐出境，也会把外国人的交往范围限在各口岸以内。”只有经过新的中外冲突，清政府的外交才进一步走向近代。
三、条约外交意识的确立
庚子战争中，顽固势力利用义和团运动，主张“亟宜顺民心以锄非种”，企图歼除所有洋人，回到没有条约束缚的闭关锁国时代。列强再次联合取胜，迫使清廷“惩凶”，强化了条约关系，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格局。清政府的外交理念和体制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更为主动地“以夷变夏”，传统的羁縻之道转向近代性质的条约外交。
这一转化的重要体现，便是中外交往制度的进一步平等。自鸦片战争始，列强便强行改变中外交际方式，清政府则竭力维护天朝的体面。同治十二年，清廷终于首次在接见藩属国使臣的紫光阁招见了各国公使。甲午战争爆发后的光绪二十年十月，奕沂奏请按照法、俄的要求，在文华殿举行觐见。这是列强第一次满意的觐见，“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天朝君主的神圣“被纯粹的外交仪式所代替”。此后，《辛丑条约》及其附件规定：“中国优礼诸国使臣，断不至彼此两国平行礼制有所不同。”觐见礼仪涉及到天朝礼制的最顶层，对西方国家而言，最终使清政府遵从“独立平等的国家之间已确立的惯例”，基本完成了交往体制的“以夷变夏”。
随着宗藩体系的崩溃，主权国家平等外交也进一步扩展。在各国的压力下，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诺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同意与朝鲜“按照公法”订约。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与朝鲜订立《通商条约》，相互承认对方主权国家的地位，规定了对等的权利义务，昔日的藩属国与清政府处于平等的地位。随后，杨士琦奉旨考察暹罗，提出与暹罗“订约通使”。这些是清政府舍弃传统观念，确立条约外交的标志之一。
外交体制的改革更具有象征意义，清政府舍弃了传统的“内修外攘”意识，大刀阔斧地推行“欧化”，“以夷变夏”，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尽管发自列强之议，却亦为清政府所愿，得到了李鸿章、奕?等人的积极响应。奕助看到议和大纲后，致函荣禄谓：“译署鼎新，彼如不言，中国亦宜自加整顿。”李鸿章更主张废除不合理及不负责任的总理衙门，成立名为“外务部”的新外交机构，授予高薪待遇，并要求由北京公使会议明确提出。这表明清政府在外交体制上舍弃了羁縻之道，更趋向近代化。用美专使柔克义的话说，“按照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所采用的类似方式组织起来。”清廷下诏维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维新新政”和“仿行宪政”。锡良提出，“欲外交之进步，须内政之速修”；袁世凯提出“据公法严治国事”，均为清廷所肯定。更有官员要求“速开国会”，由“议员协赞结约”，并主张“须本国政府有一定之政策”，“然后折冲坛坫”。
与此同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清政府进一步扩展了对外交往，以自主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光绪二十年，清政府有保留地加入了《国际海关税则出版联盟公约》，此为涉足 国际公约之始。二十五年，俄国发起国际和平会议，即保和会，清政府应邀参加，并加入相关公约，体现了自主平等的原则和精神。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国专使陆征祥等坚决抗争，维护中国的平等地位。加入此类公约，反映了清政府在更广的范围接受了近代交往方式，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为争取平等地位所作的努力。
天朝大吏们对条约关系的性质及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更加重视“考究”和利用条约和国际法来维护国家利益。他们指出：“条约者，国与国自表其权利义务，公认之以为信据者也。”“条约者，实据已然之权限，以谋将来利益之准绳也。”国际法“其意可谓深美”，而“法治之效，至是而始为致极者也。”@由此，修约要求更明确地提了出来。安徽巡抚王之春提出“预筹和约抵制办法”，主张“将考究条约一事，列为司员考成，及内外情形了然于中，得以预筹修约”。驻俄公使杨儒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保权域中”。端方以“西人商改条约，向以十年届满之日为紧要关键”为由，提出修改辛丑条约有关驻兵和禁止华兵在天津二十华里屯扎的条款。在具体的修约交涉中，中方代表突破《辛丑条约》仅规定对方有权提出修约的限制，在诸多方面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尤其是促使英国等允诺在条件成熟时，“弃其治外法权”。
官方和民间出现了研习国际法和条约的风气，开始讲求外交之道。以前“以研究外交者为荒伧而狂怪”，甲午战后，闯然大呼日：“必学政法，必学政法。”不少人提出设立外交专门之学，研习公法和条约，加强新型外交人才的培养，如光绪二十八年，直隶州知州曹廷杰将《万国公法》“逐条注释”，名为《万国公法释义》，“请旨饬部删定”，“颁发学堂”，“为诸生肆习公法触类引伸之助”。其他官员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或主张将各国律例条约“详加编译，分类成书”，“以备研究”，“为养成外交人才讲习之需”；或主张汇刻中西成案，“发给内外各衙门办事人员，悉心研讨”。还有的提出“设外交学”和“专门外交学堂”，等等。外交、公法等还被纳入科举考试范围。光绪二十九年殿试，外交、公法等已成为策试内容，制日：“两国交涉，若者为公法，若者为私法，试为区别。使节往来，梯航四集，辖治之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试实指其事，分析言之。”
社会舆论和民众斗争也出现了新的趋向。羁縻驭夷下的盲目排外，转向近代理性的文明抗争。《外交报》等报刊，希望通过普及教育、开拓民智、开展国民外交、保护路权矿权等主张号召民众“文明排外”，具有了近代民族主义性质。国人逐渐摆脱了传统观念，权益意识普遍萌发，蔚成风潮，“遍于通国，延及于下流社会”，“皆有使鼾寐者不能不醒之势”。诸如此类，“已足为我国外交自昔未有之变相”。
作为传统的驭夷之道，羁縻这一用词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这个词可说是俯拾皆是，充斥于君臣的上谕和奏折中；而在光绪朝以后，这个词便不多见了，尤其是庚子之后更为罕闻。中国外交开始发生根本的转折，传统的观念和制度，逐渐被以条约为内核的近代外交所取代。不过，清末的变化仅仅是这一全面变革的开端，羁縻意识并未彻底抛弃。“今以中国现象言之，国际观念最为幼稚，较其程度，尚在排斥主义之终期，与相互主义之初期”，拒外、畏外和媚外心理并存。大多数人对条约公法和国家主权的认识，仍然是一知半解，“此皆平等观念尚未萌芽之故也。”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已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注释：
①
邹诚《夷氛闻记》序，中华书局抄本，1959年。
②
来源于贾桢等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
华书局，1979年，第2710页。奕沂提出设立“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由于传统的对外观念，咸丰谕令改为“总理
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沂以外夷“不肯自认为通商，防
我轻视”，“饶舌必多，又滋疑虑”为由，使咸丰放弃了自
己的意见。
⑧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于宝轩编：《皇朝蓄艾文
编》，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36页。
④
刘心显、刘海岩译：《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
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齐鲁书社，
1984年，第147页，第6-7页。
⑤
转引自[日]川岛真：《外务部的成立过程》，见第三届中
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年8月，第35
页。
⑥
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甲编，袁世凯序、张
百熙序、杨士骧序、例言，上海点石斋承印，光绪三十一
年，第36页。
⑦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宣统朝外交史料》
卷21，台北民国故宫博物院印行，1933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