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时代是中国现代社会剧烈转型、变迁的时代，也是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时代，更是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 “第三文明”观无疑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们是李大钊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背景下，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剖析，提出了建立“第三文明”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构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大钊;文化观、“第三”文明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2
“五四”前后，国内外局势非常不好，有志青年对中国运用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式，他不苟同于任何一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第三”文明观。李大钊认为当代文明看可分为三个文明，即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第三”文明。李大钊在他写的《“第三”》(1916 年8 月17 日) 一文中,明确指出他所倡导的新文明的名称―――“第三”文明。他写道:“第一文明(东方文明) 偏于灵;第二文明(西方文明) 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
一、李大钊对第一文明的认识
李大钊特别尖锐地指出了第一文明（东方文明）在世界大变迁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全身心地喊出了“不改则亡”的文化革新呼唤。在对比研究东西方文明，指出二者互有短长的前提下，他重点列出了第一文明的八大弱点：“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2］正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弊端，造成了世界大变迁中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不改则亡”的利剑，高悬在中华民族头上。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尖锐问题：“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3］
李大钊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了《新的！旧的!》一文，提出中国当时文化节存在着典型的新旧矛盾。“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 他以北京前门大街上的道路车辆为一面镜子，生动形象地剖析了中国文化中的新旧矛盾：“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 借光二哥 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念世纪的东西同15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相互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 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 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那么鉴于这样重重叠叠地矛盾，我们的文化出路何在呢？路只有一条，李大钊给我们做了明确说明，“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负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4］
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了《新纪元》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突破东方文明的固有弊端，创造新文明：“新纪元来!新纪元来!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今日是1919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5］
李大钊认为, 东方文明（第一文明）并非一无所长，他说“ 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 扩延及于高丽, 乃至日本, 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一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6］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勇于创新文化，“就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
二、李大钊对第二文明的认识
李大钊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讲国情、主张一切西化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洋文明本身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比我国文明优越，仍值得学习：“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7］。同时，学习西方文化，不要求一切“取法西洋”，只以自身之短学别人之长，坚决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
1918年7月, 李大钊又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文章, 强调照搬外国的政治思想学说, 是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各有不同, 所以他们的学说也“ 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暴露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 也使李大钊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说, 西方国家“ 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凉夺劳动阶级, 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质言之, 西洋之文明, 掠夺之文明也。”［8］同时, 近代西方文化的缺陷, 还“ 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 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瑰之最深问题者, 究竟为何？”欧美国家总是怀着种族偏见, 认为东方民族多是劣等国民, 结果“ 此次战争, 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9］1918年11月，李人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进一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生。他说,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造成了殖民思想和专制主义的横行, 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沦丧。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 不惜诉诸武力侵占他人财产, 致使境内境外战争迭起, 连年不休。”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文化消极面的分析, 特别是揭露其掠夺性和浸略性特点, 表明以《庶民的胜利》问世为标志, 李大钊已经逐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西方文化。
三、“第三”文明观的提出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 犹如平地惊雷, 划破了中国社会阴霆密布的天空, 给苦苦追索救国真理的人们带来了无限希望。李大钊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为之一振, 开始意识到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 世界的新文明” 和“ 新潮流”, 并且预言“ 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 必将起绝大之变动, 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10］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经过观察和鉴别, 李大钊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俄国新文化上, 进而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中西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李大钊郑重地提出, 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人们应当重视俄国的变化, 因为俄国发生的革命, 不仅影响俄国的历史进程, 而且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而“ 吾华与俄地处比邻, 共和新建, 尤重蒙其革命成功之影响。” ［11］ 他说, 中国与俄国有相似的国情, “ 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的气质, 和中国人差不多, 保守性重, 沉沦在无情, 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 全是专制压迫的结果。”［12］李大钊指出, 俄国革命“ 这种改造世界的新思想, 是不是尽美尽善, 是另一个问题；从事实上说, 他们的精神是很好的,进步是很快的。”［13］“ 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14］
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中, 李大钊论述了俄国新文化的形成。他指出, 俄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 使“ 俄罗斯之文明, 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5］因为俄罗斯地域辽阔, 国土横贯欧亚两大洲, 能够同时吸取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萃。“ 故其文明之要素, 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16］ 所以, “ 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 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 盖舍俄罗斯人莫属。”［17］
最后李大钊还满怀期待地指出，我们应“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8］。由此可见，李大钊把创造“第三种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身上，他所说的“第三”文明，这时就认定为俄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文明。
四、“第三”文明观的历史启示。
1、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1917年李大钊的“第三”文明观已基本确立。这时的他虽然已形成了东西文明均无法挽救中国命运的思想，中国必须以会通东西文明所长的“第三”文明挽救中国于水火。“第三”文明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是动态的文明，是理想的文明，是与时俱进的文明。他是时俱进的文明，他具有的特征与内涵，决定了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已经证明第一文明和第二文明不能够“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19］。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2、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并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很早就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20］。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21］。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73页
［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3页
［3］《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5页
［4］《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96、198页
［5］《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66页
［6］［19］《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5、217页
［7］《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6页
［8］《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6页
［9］《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8页
［10］《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25页
［11］《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78页
［12］［1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14］《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85页
［15］《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14页
［16］［17］《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27页
［18］《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228页
［20］《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53页
［21］《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