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只要他一打电话来说她丈夫不在家，我就会刻不容缓地钻进汽车。她信誓旦旦地说要离婚已经两年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慢慢地，我却快因没完没了的电话长出脑瘤，每天我们通两个小时电话。她就住在我土生土长的这座城市，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娶了她。
当我第一次看她孩子们的照片时，猜想多少会像伊娃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但一点儿也不像：简直就是两个小贝拉，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即使这样我也会娶他们的母亲，问题是伊娃死活不想离婚，结果我别无选择，或者驾车朝外地疾驰，或者没完没了地打电话。
有一次她打电话说，贝拉外出，整个星期六都不在家，孩子们都在奶奶那儿，问我能不能去看她?她在家里打扫卫生，我可以晚一点过去。但我不出一个小时就赶到她那儿，为了给她一个惊喜，省得她一个人搬动家具。
一个女人为我打开楼下的遥控门锁，我爬上楼。我的出现确实让她吃了一惊，她裸颜素面，头发盘在头顶上。她让我先去喝杯什么，她还没有打扫完卫生。我说，咱们可以一起打扫，这样才真像一家人。我从来没有去过她家，满屋子都是小贝拉们的照片和涂鸦。当然，那里还有大贝拉的鞋，我脱下鞋后，将我的跟他的摆在一起。伊娃正在收拾浴室，我毛遂自荐擦拭浮尘。谁都知道，热恋中的人激情无限：我抄起抹布开始打扫客厅的书架。他们家里有很多书，我想肯定不是傻贝拉买的，还有很多DVD，我逐个全都擦拭了一遍，估计他们很久都没有动过。真有趣，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她那儿，在这套房子里还能做别的事，直到我端着一盆黑水走进浴室，我还没有吻她呢。她正往浴缸里喷除水碱的药剂，这个居民小区的小浴室闷热难耐。我问她能不能关上客厅的暖气，我进展顺利，就是太热，衣服都已经湿透了。还问她我能不能脱掉衣服，我不想把衣服给弄脏了。她说当然可以，边说便用喷头冲洗药剂，好像根本不在乎我在不在那儿。我将铁梯子扛到客厅，准备擦拭吊灯上的积灰，爬上去之前，我脱掉了套头衫和牛仔裤，因为我怕海绵里的脏水滴到衣服上。当我听到有人进屋时，我只穿着一条内裤站在梯子顶上。
我没能立即转身，因为手里拿着一枚摘下来擦拭的水晶坠儿，正试着把它挂回去。摘下来容易挂回去难，我整条胳膊都麻木了。我问，怎么了，是不是要我帮忙?但是没人应声。
这时我才扭过头，看到贝拉站在门口，胳肢窝下夹着一个摩托车头盔。我从梯子上爬下来说，你好，贝拉。我还跟他握了手，我说，对不起，我的手有点湿。他问，你在做什么呢?我说，我在打扫卫生。我跟贝拉面面相觑，他说他是问我平时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在一家德国人的公司里做事，但不是太好，我边说边瞧放在书桌上的牛仔短裤。我抄起衣裤走进浴室，伊娃站在前厅里瞅着，好像被人割断了喉管，贝拉随后跟了过来，隔着浴室门告诉我说，他现在经营拆房后的旧砖，因为他有一两个哥们儿从事建筑业，比如品特，并说我肯定记得那人，比我们低一年级，走读的。这时我已经穿好衣服，走进厨房，伊娃已经摆好了刀叉，贝拉问我爱不爱吃Brasso牌罐头。我点了点头，非常难堪，我自然不好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好不回来的?二十年里，贝拉看上去变化不大，壮实了一些，有了啤酒肚，但脑袋跟过去一模一阵。我觉得很尴尬，我猜贝拉也是，但我们还是吃完了罐头。与此同时，伊娃已经散开了头发，换好了衣服，但嗓音还没有恢复过来，她站在桌前瞅着我俩。贝拉问她想不想坐下。但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好像在盘算该怎么办。后来她说，你们不要这样。我和贝拉面面相觑，我们不这样应该怎样?我说，那好，我现在该走了，说完起身去门厅穿鞋。他们送我出来，我叫电梯时，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下楼的符号，电梯实在太旧了。
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信箱，上面只有贝拉的名字，没有伊娃的名字，于是我想：这一切是多么荒唐，我从来没像爱这个女人那样爱过任何人，而她却永远不会离婚。
回到家后，我发现了那个细长的水晶坠儿：慌张之中，我将它拿到浴室揣进了口袋，还好没有不小心摔碎。
我得找个机会还给他们。暂时我把它挂到汽车里，挂在后视镜上。
莫斯科广场
戴眼镜的女人小心翼翼、侧着身子往前走。像她这样扬着脑袋在城里转圈实在不易，但她决心已下，既然已经开始，就得坚持到底。她的计划是，沿着电线走，每天都试图多抵达几个交汇点。电线在空中交织并分离，就像地上的十字路口，但并不喧嚣，地上走的是嘈杂熙攘的车水马龙，上面则是看不见的致命电流。女人从来都没有弄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电流沿着电线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与此同时点亮灯盏，照亮居民楼的一扇扇窗口。她尽管知道这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的物理学问题，但还是偷偷认定，这许多电线是魔鬼的造化，电流不管怎么说都跟爱情有关，正像常言所说，没有什么力量能像爱情那样，能够转瞬之间将躯体点燃并化为灰烬。所以说，肯定是爱情，只会是爱情。
电流在空中封闭的网络里流动，女人则沿着爱情之路跌撞前行，扬着脑袋认真地拍照。纵横交错的电线网和孤身孑立的电线杆使她兴奋，它们只在夜里跟吊车对话。
“你没长眼睛吗，该死的蠢货!”她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吓了一跳，赶紧寻找声音的主人。那是一位有轨电车司机，他莫名其妙地看到：一个行人正仰着脸倒退着、举着照相机过人行横道。
女人抬头望了一眼，确切地说是低头望了一眼，朝狂按车喇叭的有轨电车司机说了一句：“天空像面镜子，电线则像铁轨的兄弟。”
有轨电车司机被这句复杂难懂的回答弄糊涂了，困窘地将头缩进驾驶室内。
“但那上面走不了带轱辘的东西。”他自言自语。
这时候，戴眼镜的女人已经过了人行横道，那里有一个街心岛，能坐在腌?的长椅上歇一会儿。她的脖子有些酸了，从早上九点她就一直这样扬着脑袋。这个连粉刷工都做不到，当然啦，粉刷工也不是出于使命去刷棚顶，而且也用不着边刷边走。她转了转脖子，开始看这一天拍下的照片。她从科巴尼奥出发，现在，下午，已经走到了布达。隔壁长椅上睡着一个无家可归者，那人并没因为女人的出现而受到干扰，他对往来的路人早就习惯了。相机里总共有十二张照片，画面上没有别的，只有被电线割裂的灰色天空。最美的一张是两根对话的电线杆：一个戴礼帽的先生正在讨好一个苗条的女人，女人手里攥着一个瘪了的灯泡，耐心地听他说鸡毛蒜皮。
“这张好!”女人大声说，就在这时，一位手提塑料袋的老妇坐到她身边问她：
“你是来这儿旅游的吧?”
女人被问得有些慌乱，因为从某种角度讲，她确实是游客，尽管她只是扬着脖子。她总不能跟老妇说：不，尊敬的夫人，我只是在拍电线。她本来可以像停电似的立即终止她俩的对话，然而女人出于好奇，大大方方地将照相机递给老人看。
“我只是随手乱拍。”她回答说。
“这是什么?晾衣架吗?”
“不是，不过是有点像。您仔细看看这两个白色的圆盘中间是什么?” “你知道，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吗?在战争期间，我和我姐妹们的头上都都长了虱子，母亲用很密的木梳给我们梳头，将虫子从头发上篦下去。这个看上去很像。别的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这时候，一位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趟着泥泞朝这边走来，站到她俩跟前，忍不住开口问女人“你好，能不能也给我看看?”
女人将相机递给他，让他很快看了一遍，她本以为男人看后会扬长而去，但他并没有跑，而是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这些确实是绳子。电线是点上的晾衣绳。天空打出服装的版样，然后偶然照着它裁剪成衣。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所有人都穿着这件衣服。”
女人吃了一惊。如果这话是在文学报刊上读到的，她肯定会想，这太夸张了，夸张得简直太离谱了。然而，在莫斯科广场中央，这话让人听来感到有趣。为保险起见，她还是伸出那只漂亮的手，想从男人手中要回相机。
“前面这些是桅杆吧?”男人问。
无家可归者突然从隔壁长椅上坐了起来，将带疤痕的脸转过来问：
“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曾经当过海员。”
这从多个角度来说都是个意外。尤其是，在女人脑际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很久没见到水了。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她一直以为那人睡得很死。
“没错，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以前我确实当过海员。这些电线杆，”他用手指了一下周围的广场，“就是旱地上的桅杆，天空就是张开的风帆。但我们的船驶不到任何地方，因为我们已经在大浪里翻了船。”
拎塑料袋的老妇听得目瞪口呆，就在几分钟前她还有聊天的兴趣，但现在却吃惊地暗想，利普特疯人院是计划关闭，还是已经被关掉了?身穿皮夹克的男人试图让海员闭嘴，他甩了一下围巾像讲演似的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两年前在我们的头上喑哑地环绕?假如我们不想称之为‘电流’，那我们把它叫做‘过去’?过去环绕在我们头顶，人类自己就是过去。过去，已经过去，过去了的!”
上帝啊，今天的人是多么富于诗意，女人心想，尽管有轨电车司机不算在她所指的人群之内。与此同时，她又生出疑心，感觉那个身穿皮夹克的男人想说什么。她见过不少诗人，她有种感觉，这家伙可能属于那一类人。她还知道，诗人只有在创作的时候，才会这样大声造作地讲话。这种时候思潮奔涌。她有过亲身体验，在这种时候，深受感动的惊叹是唯一可取的反应。她抬眼透过眼镜望着男人，皱着眉头问：
“真的吗?已经两千年了?”
“早就过了!”拎塑料袋的老妇挥了下手说，因为她终于也从这些疯话里听懂了什么，“那早就过了，我可冷的孩子，现在都已经2009年了!”
“没错，”海员应道，“现在是2009年2月18日。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假如我们非要出航不可，我们不能远离海岸。”
“我不太会游泳，我讨厌潮湿!”女人说。
“那你跟我喝一口白酒!”穿皮夹克的男人说。
“解缆，系缆。我闭着眼也会二十四种系结方法。”海员朝电线瞥了一眼，又重新躺下。拎塑料袋的老妇在心里嘀咕，这些可爱的家伙们，说不定还真是从疯人院里放出来的。
佩皮
肯定因为我妈，这事我已经想了无数遍。她一直对我关心不够。我不是指她不心疼我，因为这样说不公平。她总是为我做我喜欢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会问，好吃吗，儿子?这些虽然她都做了，但我还是觉得她爱我不够。好吧，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当她给我讲故事时，我特喜欢用手指缠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长，一直能垂到枕头上，睡觉的时候我也喜欢用手指缠捻。有一次他们要去剧院看戏，已经穿好了衣服，喷好了香水，母亲来到我的床边。她给我讲故事，讲啊讲啊，但我就是睡不着，而他们早该动身了。父亲过来探头张望了好几次，指着表催她，但我努力睁着困倦的眼睛，就是不想放他们走。
后来，我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发现四周一片漆黑。你注意看地图，很快就要到分岔口，咱们要走29号公路!身份证你放好了吗?别，别放在那儿，还是放在抽屉里保险。给我掰块点心!不，不要这个，要可可味的。有可乐吗?
当时已经夜深，我的两根手指始终缠着母亲的头发。我挪了一下手臂，惊慌失色地喊了起来：原来只有头发在我手里。你能想象吗?听到我的喊声，照看我的姑姑跑了进来，打开电灯。我这时候发现，我手里攥的竟是母亲常别在发髻上的一绺假发。她管这绺金色的假发叫“佩皮”，平时放在浴室内的一个盒子里。她把它塞到我手里，你能相信吗!?佩皮!
我一直哭到第二天早上，我伤心极了。再给我一块儿点心!现在我之所以跟你讲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时也有这种感觉。你只给了我你的一部分，实际上等于欺骗我。不是那种欺骗，你明白吗，不是你没有跟我说真话，而是没有告诉我一切。你有些事情瞒着我。你别误会，我不常偷看你的手机，但有一次我无意之中看了一眼，因为正好来了个信息。我只是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当时你在院子里。是拉茨发来的。你没跟我说过你们经常见面。你知道，你跟他见面并没有关系，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瞒着我。我不想跟你吵架，不想吵，我只是跟你聊聊天。聊天总可以吧?难道聊天都不成了?
可乐怎么这么热?热得就像一泡尿。你看着地图呢，是吧?回头找一个加油站，我靠边停一下，最好还是我来查查。看地图你不在行。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给我们指到了一座鸟都不飞的大山里?开进一座雪山?我的车上没装防滑链，费了好大劲总算开过了那段路。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真操蛋，一点儿都不好笑!当然喽，拉茨的车里肯定有导航仪，他开车用不着查地图。再说了，拉茨是个真正的男人，这个我能够理解你。我不是在挖苦，而是实话实说。说真的，你是该和拉茨一起生活。你跟着他过会比跟着我这个磨蹭鬼、窝囊废好得多，更何况他很有钱。我说的没错，艾迪特讲过，去年他买了一幢大房子。对，我要是你也会这么讲，我才不在乎你到他那儿去过多少趟。当然啦，你连舒伊马尔在哪儿都不知道。显然，艾迪特他们在笑话我，我所有的熟人都在笑话我。这里是不是分岔口?怎么连块像样的牌子都没有挂。
你听着，我想跟你说件事，这跟拉茨没有关系。没有，怎么会没有。当我们查看旅游书时，当我们读描写城堡的那段话时，你的表现够可恶的。你怎么不明白?你看，我还没读完那一页，你就故意翻篇，表示你已经读完了。你这样做就为了告诉我说，我的天哪，你老是这么慢，这么半天连这么一小段都读不完。随后哗啦一声，故意掀过一页。你翻篇的动作是那么粗鲁。没错，你故意那样：太缺德了。你在这方面非常能干，简直是个吸血鬼。当另一个人忙得团团转，收拾行李，赶回家里，为了咱们能准时出发，你却在家里翻旅游书，片刻之内你把脸一沉，说我是废物。对，没错，我是个愚蠢的废物，狗屁不值，一个让人腻味的蜗牛，一个连导航仪都买不起的傻瓜。
我没有嚷，我在说话。你要是好好回答，我就不会嚷。但你连好好回答都不会。因为我只是你的司机而已，一个带你出去郊游的司机。谢天 谢地，前头终于有个该死的加油站。这该从哪儿开进去?对，我也看见了，你别老对我指手画脚，我已经受够了，你老是喜欢指手画脚。你拿你的身份证干吗?听见没有，我在问你呢!打开后备箱?为什么?你等一下，你兜里没钱!站住，你听见没有!你去哪儿，这是高速公路!你是不是疯了?你听见没有?你这是去哪儿?
沙缸
有轨电车穿过被涂鸦画得乱七八糟的城市。雨水冲刷着腌?的屋顶、灰色的街道，但什么都没能变白一些，只有水雾绝望地弥漫在刚刚到来的四月里。
我在奥迪托宫下车。车站上，在玻璃顶下，三个面色枯槁、瘪嘴塌腮、穿着棉大衣的无家可归者缩成一团地坐在一起。他们彼此紧靠，中间那人拿着什么放在膝头，看得聚精会神。扶远处看像一台笔记本电脑，但那也太天方夜谭，不大可能。我是说，无家可归者在街头上网。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张创意糟糕的广告招贴：互联网真正民主，无线网人人有份。但那既不是笔记本电脑，也不是报纸杂志。我往回走了几步，探头想看清到底是什么。中间那个汉子手里拿着一块玻璃。不，并不是玻璃。
(我从来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现在我该给它起个名字。想不出词来。)
在两块玻璃板之间有彩色的液体，液体中有沙子，缓慢地，庄下流。如果把玻璃框翻个个儿，沙子又会流回来。我找不出合适词来称呼它，我想了想，就叫它“沙缸”吧。
三个流浪汉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像看节目。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这时坐在左边的那人开口说：“上一次比这次流得快些。”
我的天啊，他们看了还不止一遍，肯定在这里看半天了。可以理解，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时，也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好久。我和我儿子一起第一次是在赞卡游泳场门口看到的，我记得他说，那让他联想到《星球大战》，某个星球。我猜他指塔图因，但也可能我又猜错了。
我离开看电影的流浪汉，在星系中继续往前走，令人厌恶的星际雨绵绵如雾。不是四月的暴风雨，而是持续不断、令^绝望的渗漏。没能缓解城市的窒闷，没能把任何东西冲刷干净，只是下啊下啊，从什么地方飘下来，不停地下。
我也在凉快世界般巨大、布满裂纹的玻璃板中间迈步，踯躅。假如我从非常遥远的地方看自己的动作，我会看到，我是快要流到沙缸下缘了的一个匆忙、湿透的沙粒。
我们活在一个沙缸里，上面有一双嬉戏的手不时将它翻一个个儿，然后让许多的沙粒朝着一个方向滑落。沙粒时而粘到一起，时而彼此分开，朝这边那边打着漩，在灰色的液体中呈现出一幅扣人心弦的动态画面。
我左闪右躲，竭力避开其他的沙粒，朝着西火车站方向移动。我走过斑马线，这里的沙粒要多更密，之后人流又变稀，我朝一家挂着鞋店招牌的房子走去。
推门进去。终于不被淋浴了。尽管展窗里贴着一张“大削价”广告招贴，售货员还是用意外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并不希望有顾客登门。我感觉他们想要撵走客人，想来，他们开店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来这里躲避四月的淫雨。这么多该死的路人：这里不是有棚顶的汽车站，更不是避难所。
借着下午也开着的日光灯光线，我看到店里有相当多的售货员，全都贴墙站着。有一部分显然是实习生，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就像噩梦里的群众演员。
我慢步前行，看看摆在橱窗里的皮鞋。没有人瞅我，即使有人瞅，也会立即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仿佛看到了不堪的一幕。我并不是非想买双鞋不可，但也不排除会买的可能。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我越来越缺少勇气。
我突然看到一双海蓝色皮靴，我从货架上取下来。外面只摆了一只，由于许多人试过，脚面上有相当多的皱褶。正是我的尺码，但我还是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一双新一点的。我拿着那只靴子到处转悠，试图捕捉到某人的视线。一个长脸的女实习生看了我一眼，随后又瞥了一眼我手里的鞋，不等我开口，她就用沉闷的嗓音干脆地说：
“没有了。只有在这里摆着的。”
我突然感到窘迫，将手里的鞋放回原位，盯着店里仅有的另一位顾客发了会儿呆。售货员们重又变得冷漠，只有站在柜台后的一个女人例外，她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地向一位同事复述一段昨天的电话聊天。她语调乏味，嗓音尖细，就像窗外的雨水。
另外那位误入店门的顾客是一位身穿黑色外套的金发女郎。穿着亮漆皮鞋，背着亮漆皮包，店里可以嗅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水味。我猜她是个外国人，是另一个沙缸里的居民。她一边看鞋，一边试图捕捉到某人的视线，但是她也没有成功。看来售货员肯定就像跑堂们一样接受过某种专业训练，为让顾客们胆怯，甚至不敢朝他们迈步，只能败走麦城。鞋掂售货员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他们就跟保安一样，一眼就能将人看透。
外国人犹犹豫豫地在商店里转了一圈，现在已经站到柜台前。女收款台员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背靠着货架，就像一盒鞋油、一副鞋垫或一把雨伞。金发女人耐心地等了一会儿，直到女收款员一脸厌恶地抬起眼皮，她才朝货架上指了一下：
“Umbrella，Umbrella!”
女收款员并不是冲她回答，而是冲着那位正在听她讲述昨天电话聊天的女同事说：
我带你回家，好吗?
“你并不喜欢卢迪。”女孩不高兴地说。
这话至少说对了一半，她的男朋友确实不喜欢看那只鸟总是站在女孩头顶，想方设法啄她的耳朵。如果把它关进笼子，它就用钩子样的弯嘴烦躁地咬鸟笼的栅栏，并且开始扑楞翅膀。这种时候，地毯上总会洒一地谷粒，女孩将男友从怀里推开，去拿笤帚和簸箕。她有一个专用带柄的簸箕，仿佛扑到在地：用精细的动作逐粒捏起，像是打迷你高尔夫球。
“真要命。又来了。”
金发女人始终面带微笑，一遍遍重复“Umbrella”这词，胳膊举过头顶，伸得老长。身材硕壮的女店员终于火了。跨前一步，手撑着柜台，咬牙切齿、恶声恶气地冲着金发女人大声说：
“没有帽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卖帽子。”
“她想买雨伞。”我怯怯地开口插了一句。
“哟，买雨伞!”女店员将雨伞重重地摔到柜台上，“那为什么不说‘雨伞’啊!”
是啊，为什么不。我想不出词来形容这样的蠢货。
金发女人先我一步出了店门，撑开新买的雨伞。我虽然没有买到鞋，但至少帮她买了把黑伞。女人走了，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朝着奥克托宫方向往回走，冒着绵绵细雨，穿着湿透了的鞋。现在，我移动的方向与半小时前正好相反。一只陌生人的手将沙缸翻了个个儿，所有的沙粒开始朝着反方向滑落，玻璃板后现出漂亮的画面。在奥迪托宫带玻璃棚顶的有轨电车站上，三个无家可归者坐在那儿，挤成一团欣赏图画。虽然总是一样，但又总有所不同。具体的细节重新描绘，借助于某种神秘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呈现在眼前。可以盯着看好久，可以这样活下去。
他们有时放卢迪出来。这种时候，它会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移动的字母，或者歪着脑袋听他们聊天。如果受惊，它会学窗外传来的急救车鸣笛。过了一会儿，它模仿起键盘的敲击声。午夜之 后，它突然令人吃惊地开始“打字”，之后，他们多次在黑暗中不期而遇。
一段时间之后，男孩开始感觉到有趣。有一次，鹦鹉居然发出他的声音，模仿他的叹息。尤其是当鹦鹉学会了男孩每次进门将双肩背包扔到地板上时的口头语“嗨，我来了”时，男孩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从那之后，他每次来都带会满满一小袋谷粒，一扔下背包，他亲自动手打开鸟笼。卢迪有时落到他的肩膀上，不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杯中的啤酒，就是跟池一起看电视。
七月末，有一次窗户敞着忘了关上。其实并没有大敞着，只是开了一条缝。卢迪一个俯冲飞了出去，飞到街上。它自己也被突然辽阔的空坚惊住了，没有飞远，只是绕着屋顶飞，但他俩没能叫它回来。后来，夜幕降临，他俩在附近街巷里找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坡下的汽车站又走回来。他们叫它，喊它。
第二天，他们在附近商店的门上、邮局和分类垃圾箱旁的电线杆上粘贴寻鸟启示。女孩哭了整整一夜。卢迪第二天也没有飞回来，第三天也没有，尽管有热心人打电话来，说看到那只鸟落在树梢上，落在幼儿园院子的棚栏墙头，或从药店门口飞过。后来，提供线索的电话没了，男孩又开始不喜欢卢迪，因为每天下午都在心情沮丧、直眉瞪眼的散步中度过，那只空鸟笼始终摆在原来的地方，仿佛在埋怨他们无能。
八月的一天，男孩挎上双肩背包破门而出，之后没有再回来。他跟那只鹦鹉一样，就这样从女孩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的一两周里，男孩发过几爪电话短信，后来连短信也没了。
鸟笼被扔到地下室里，但在地毯下面，或家具的缝隙，总能找到几粒鸟食，后来女孩终于相信，结束了，一切全者陷辣了，用不着再每天夜里打开手机看有没有短信，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下一根彩色的羽毛，落到地毯中央。
十月底，他们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的站台上。女孩先看到那只红黑色的双肩背包，心脏突然怦怦狂跳。男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在站台上停步，猛然回头，开始沿着站台往回走，寻找20号车厢。
“你好。”
“你好。你去哪儿?”
“尼莱吉哈扎。”
“去看安妮阿姨?”
“对。”
“你呢?”
“去艾盖尔。但我要在弗泽什奥伯尼站倒车。”女孩盯着鞋回答。没有别的话好说。他俩面面相觑，像是相互告别。
“还没找到?”
女孩摇摇头，“没有，”随后朝着另一节车厢走去，男孩登上车，没有回头望她。
他们坐在两节不同的车厢里，将头靠在车窗上，失神地望着暖秋的风景。在车窗外闪过的是晒干了的玉米地，变黄了的小树林，黑压压的乌鸦群。
夜里，女孩乘火车回家。窗外漆黑，冷风嗖嗖。没有餐车，女孩吃完了随身带着的所有食物。
她心里盘算，要去一趟昼夜小店，至少得买盒奶和面包。虽然在火车站也能买到，但她不想拎那么远。她乘地铁，搭公车，路上用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拐进路边种着两排白杨树的街道。小店开在另一个路口，这种时候，在小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总会站着几个人，因为这附近没有小酒馆。他们拿变压器铁轨当酒桌，上面摆满了啤酒瓶。
在亮着灯的商店门口，有一棵被拦腰斩断的老槐树。矮粗的树干上长出支支楞楞的细枝。一只鹦鹉蜷缩在树墩和树枝中间。羽毛杂乱，浑身肮脏，脏得就像它栖身的那棵树。它歪着脑袋望着女孩，女孩惊异地看着它。
女孩把书包放到地上，慢慢朝鹦鹉伸出手，卢迪受惊往旁边挪了挪。几个月里，它忘掉了曾经学会的一切。但现在它还是想说句什么，于是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段时间里他从所有人嘴里听到的话：“过来，过来!我带你回家，好吗?我带你回家，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