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坡。休斯。兰波。李白。维吉尔。特朗斯特罗姆…… 有时,太多了,我们 会把自己数进去。 2
我不知道身边的年轻诗人们――或许可以更笼统地说,“青年艺术家”,但这个词总是让身份和身份的持有者变得不那么具体――之中是哪一位或有意或无意地首先意识到了“北大诗歌”这一命名的暧昧,并因而拒绝那一个单向度的自我归趋,拒绝在一个狭隘的语辞层面上将“北大”或“诗歌”说出。但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我在北大的兄长和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将所有可能与不可能的方向打开,让声音走出声音的果核,把未知的天空在未名的水中释放……直到今天,直到我们已不再怀疑未名之名所能蕴藉的广阔。
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未名湖边,我们所拥有的酿着巨大回声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西渡先生主编的一本《太阳日记》中读到了当代北大诗人的作品,第一次。开篇便是海子的诗,三十一首;接着,是西川的二十三首、麦芒的八首、臧棣的十九首……我想,比我更年轻些的朋友大约不会见过这本诗集:它并不厚重。但第一页的《亚洲铜》和随后那些震彻人心的诗句却烙在黎明前退缩的黑暗之中――如同月亮。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臧棣……我幸运地在较早的时候读到他们,并且,摆脱了更早前朦胧诗的那种表达。
短暂地,我曾模仿过这些北大前辈的诗句,像许多在九十年代后开始写作的诗人一样:模仿,又含着某种不忍沉默的拒绝。没有多久,我便放弃了。他们的诗成为更浓稠也更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在我的写作历程中像松脂一样黏附起易朽的时间;一种更原初的冲动在体内生长,以匿名的声音,叫醒我的脉搏。我在一个似乎过早的时刻便产生了惊醒和疑惑,且渐渐意识到。
“北大诗歌”是具有如此巨大质量的一个发声体,它聚合着必然与偶然的力,它是无数单薄的光在夜晚所寻找的心脏和肺叶。可是,它本身并不欲以那巨大的质量声言什么,让星座以被预言的姿态在它上方出现;不,它是承托夜空和这一切的泥土。而作为一种类属划分的“北大诗歌”将是危险的,构成诗歌本质的内核会被轻易地置换,姓氏将如编号一般被读出,构成金字塔的石头会被水泥的模棱两可欺骗……不错,一种作为局域性描述的文学类属所必须依托的基因交换关系的确存在,但在北大,这种描述又太显不够:它在精神上所寄予的无限可能性,要远远超出具体文本或语言的血统传承。
八年前初入北大的时候,我曾试图描述自己的写作与母校诗歌历史间那无可否认的联系,那强力的血统收归感受。可很快我就发现:在精神之外,诗歌和北大其实都不需要彼此的修饰。他们无须如百年前的贵族与新兴资产者一样,向对方攀附什么。而我也不想追究,在现在的文化流民眼中,究竟是谁捧附了谁(这里恐怕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写作”的问题,我同样无意细究)。
在北大,诗歌就是血液的构成成分。这,已足矣。
当然,曾经或正在北京大学的前辈诗人确实交付了我们――当代年轻的诗歌写作者――比他者更多的重物:他们的意象和修辞,固执和忠诚,更纯的水银和更烫的铜。我很难说:西川,臧棣,姜涛,胡续冬……他们没有在写作事实上影响北大校园里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我很难说:臧棣那许多优秀的诗篇没有在他的学生那里产生直接的影响,没有渗透进那些年轻的文本,或者,没有像月球那样产生一种不可视见的、面对广大海洋的潮汐之力……可是,这些,便足以描述诗歌在北大那浸染进骨髓的状貌吗?
反过来讲:“北大诗歌”这个词便足以承载我们所拥有的诗歌吗?
如果无法否认当代北大诗歌的某种代际关系和承继事实(事实上前者也可以被质疑),那么,这种代际关系是否构成了一种较封闭的书写系谱――以某一线索为根本的、比之类同富有更多差异的系谱?承继的事实是发生在广义的阅读与书写领域内,还是有着更为狭义而直接的、可作为象征仪式的传承行为?如果真可以把北大的课堂、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当做一个切实地构成了“北大诗歌”的画框,我无法不去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惊人色彩与无尽星象,是这种画框式的概念所能够圈定的吗!?
离开北大之外的人与他们的声音,“北大诗歌”是不存在的。
我必须再重复一遍:
离开北大之外的人与他们的声音,“北大诗歌”是不存在的。
甚至可以干脆一点说,“北大诗歌”这一定名本身就充满了无知的自负与无责任的类殖民式表达。这有部分源于二十年来外界对海子、骆一禾、戈麦等人的神话化叙述,还有一部分,则在于对北京大学切实存在的诗人和诗歌传统、对未名湖诗会和其后的未名诗歌节的历史话语处理――似乎中国高校诗歌(甚至中国诗歌)就通过这汉语世界里的只言片语获得了形式上的自足,似乎北京大学就这样无比自然地借由自己的声音建筑了当代诗歌的历时程式,甚至,似乎海子等“北大诗人”就是为了燕园的后进者作纪念而离去的……然而,我根本无从想象:如果离开了王家新、萧开愚、孙文波、唐晓渡、程光炜等等前辈诗人与批评家的声音――离开他们这许多年来的参与和帮助,未名湖水和她所藏的诗人灵魂会是什么样子?今天所谓的“北大诗歌”会是什么样子?
的确,海子、骆一禾、戈麦等人确是自北大走出的当代最优秀的汉语诗人。的确,未名湖诗会与作为其发展的未名诗歌节,是北大人为祖国语言所建筑的一座汇聚心灵的明灯之塔。也的确,那许多决定了语言的脉搏、决定了诗歌心脏跳动速度的名字,正是自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这一个小小的团体走出……
但是,作为一种拥有排外性诗学倾向的、作为自闭的类属划分的“北大诗歌”,
――它从不成立。
3
我想,我必须更多地讲一点关于未名诗歌节、关于北大或五四文学社的事情。这该是一种责任罢;即便,仅是对我自己而言。
算起来,我其实只亲身参与了最近几年的未名诗歌节;单说开幕式的话――其中一次是开幕致词,三次是最后一个朗诵兼收场总结,今年则是径自上台主持。比起自未名湖诗会的时代(1983年至2000年)便将一湾湖水阔为海洋的前辈来说,这点经历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即便考虑进自己导演和主持人的身份,我也必须承认:2009年“半完成的海”第十届未名诗歌节是十年来最好的一届,它的开幕式暨海子逝世20周年纪念晚会,可能也是这许多年来整个中国最让人心动的一个诗歌之夜。
“半完成的海”。起这名字时,我大约是平静的。
是的,我必须(也只有)平静地说出他的名字:海子。自1993年起,北京大学未名湖诗会便为纪念他而改在三月召开;“海子”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个面向诗歌外部的通行符码,一个我们只有以沉默接受的纪念象征。然而,感谢胡续冬的筹划建议,2009年3月26日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拒绝了之前的这一切滥套程式。二十年前未曾完成的蓝色,被搏动,涌起,辨认未见的堤岸……半完成的海,这是一次出乎我预期的、面对诗歌自身质询的决然回答:
所有人都读到了一个作为生者的海子、一个人,是怎样加速自己的语言和生命,用纸片上的墨迹搭建起黑暗中的巴别之塔。所有人都看到,这自北大走出的年轻诗人是怎样在没有逻各斯那样终极所指的土地上,建起了当代汉语诗歌帝国的几座柱石:黑夜、麦地、太阳。同样,所有人也都听到了,一片尚未完成的深广、一种语言和他拔出的血――在以怎样的姿态等待风暴。
半完成的海……
我当然感到幸运:自己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的一员,一个年轻的、写诗的人。但我更感到幸福:像海子和所有身前的诗人一样,我是站在当代中国的土地上以汉语书写世界的骨头。我第一次发现:“北大诗歌”完全脱离了那种狭隘而滑稽的类属划分,――它在2009年3月26日的夜空下成为整个诗歌内部的精神聚变物,成为浓稠的广大与可见的可能。
这一切发生得自然;且必然。
诗歌节结束后,见到各种媒体的报道。多会提到海子(偶尔也会包括骆一禾、戈麦)和北大的诗歌传统,却未见有谁说到根茎、说出年轮那自然生长的痕迹。有中央台的记者跑来采访,盘问我一个多小时;到播出时,话却被删添拼接得如同歌词,早不是原话的意思了。其中最令我不满的,倒非媒体(而是这样一个问题:“请问现在的北大,还有多少校园诗人?”我不知想出这问题的人是否理解诗歌和它从不拒绝贫穷的广袤帝国,是否理解“校园诗人”或“北大诗人”这名称含有的劣质认同和它可笑的边界……只是尽量配合地,我答了一句:“非要说的话,二三十个――在降低‘诗人’这一定名标准的前提下。”
播出时,后半句被删掉了。
然而,我们真的拥有那么多诗人吗?
我们又真的需要拥有那么多诗人吗,在北大?
冷霜师兄曾说过一句话,后来被五四文学社的宣传海报引用数次:“没有诗歌的北大,怎么可能!?”不错,没有诗歌的北大,不可能。然而我们不会在今天要求十个海子的诞生,我们无需强索“诗歌的王”掏出一张北京大学的学生证,我们不能把冷霜这句话做最简约或最幼稚的理解――我们不需要“北大”与“诗歌”谁做谁的注脚:那将是对这二者最无知的微分计算。我相信,那些拥有爱、诚挚和热情的人,他们就是在春天复活的海子,他们是走在我身边的以梦为马的人(不一定是诗人)。这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或真或假的诗人情人圣人怪人(像八十年代一样),但是,在这里,诗歌永远会像恒星一样――以光检验心的成色。
需要表明的是:我所说的“这里”,并非指称狭义的“北大”。北京大学和她未名的诗歌从来不曾隅于燕园的围墙,把自己的舌头圈养;相反,她以自己巨大的精神质量聚合着一个宇宙的可能。这正如相对论中那个绝对而纯粹的表达:
“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我想,应该把叙述变得更简单一点、更直白一点(尽管这会隐蔽很多个体的复杂性):通过未名诗歌节和未名诗歌奖,以北京大学为主导,已经集合起了中国当代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越过了地域的狭隘篱墙,越过了风格和个人书写倾向脆弱的围困,从同样半完成的大海中抽出了同样的蓝。他们写着不同的诗句,用不同的表达念诵世界和世界创造者的名字,却以年轻的声音搏动着同样的心脏。他们同样是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们,就是我们。
“北大诗人”?“校园诗人”?好吧。也许真的可以点数一下我身边的诗人,北大校园里的诗人:
余?,金勇,小鸭,刘寅,范雪,王沁凌,彭敏,何不言……不,这毫无意义!这种点数,就像点数手指的数量一样,毫无意义。当2009年3月26日深夜,我在北京大学西门一间小酒馆里望到身边几十个能够构成月亮的灵魂坐在一起,当他们歌唱,当我在一块并不宽容的天花板下拥有那些来自不同地域带着不同微笑和表达的诗与人时,我知道:那些定名是苍白的。不错,北大是我语言的家园。而诗歌――我为能与身边的人共同拥有整个祖国的语言而激动。我将从此拒绝回答那个问题:现在的北大,还有多少诗人。
然而在另一种意想的牵引下,有时我也真的会去计算自己手指的数量,如同赌徒计算自己生命的筹码。――幸运的是,它们似乎总是不够。我会听到夜晚一间小酒馆外金色的心脏,无数。我会看到荷马的眼睛,透明。我了解被酿进酒中的半分音与休止符,了解季节在月历牌上的条纹衬衫,了解光所倾斜的角度……尽管它们还并不确定。而那些人,那些同样拥有未确定的上帝的人就在我身边,用玻璃杯沿的碰撞交谈。我无法算清究竟有多少心脏在黑暗中鼓掌,我的手指不够。我们会用沉默互相观看,整夜,除了饮酒,什么也不做。我意识到自己在沉溺于这种游戏。时间和死亡的公共属性使我们拥有相同的筹码,相同的一个词,相同的泥土、爱、和静脉。
诗歌:
我们所共同拥有的这唯一的词――起码,它不会输掉。
4
是什么选择了一个词,一个确定不移的词,在一首诗中一个确定不移的位置出现?在做些许关于符号和仿像的研究时,我注意到,一个原始人与一个现代诗人是何等的接近。他们会在某个未曾预料的时刻发现,红色等于红色,蓝,等于蓝,A永远等于A,虽然它们(前者与后者)都远远不止是A……当然,这种规则会被立刻质疑,被当做或犬儒或伊庇鸠鲁式的逃遁,当做某个小圈子中的自我言说自我确认与自我满足。
然而质疑本身又无法不被质疑。那种规则真的存在;或者,它真的危险吗?意指关系的等式与现实那无数的不等式之间似乎存在着天生的敌意。可是,敌意。我们该怎样回应这样一种面带微笑的敌意?人们(大多数人)总是口含有限的词汇,做着无限的拼贴游戏。人们拒绝像原始人一样承认异质世界的惊颤,如同拒绝瘟疫。人们会将世界与世界创造者的名字悬在壁炉之上,搓动手指,取暖。人们会用A去指称A或者a。人们会在对命名的简单复制中找到自己,并且,感到安全。人们会把一个字母作为一个小写字母使用。人们会写,可是,什么也没有写。人们会说,可是,什么都并不曾说。
那么。我们呢?
我们必须去写吗,――如果没有更高或更远的一个的失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必须去说什么吗,如果别人都不再说(他们只是重复)?我们真的在为世界命名,或者,真的只是在为世界做着可有可无的雕琢手艺吗?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会问,金勇会问,余?会问。
胡续冬的回答大约是:你们说的,我不知道。但我不得不写,它是一种必需――不能被拒斥的必需。
大约如此吧;我记不真切了。
说到这些,是因为它们切实地出现在北京大学静园五园一个狭小房间的讨论之中。以五四文学社例行活动的名义,我们念诵诗歌和诗歌中所有未曾命名的武器,承继着那些青铜般的心灵重量。我们小心地筛选着名字:生者与死者。每夜,言辞像蜡油一样凝成硬的记忆,在时钟无知的刀片下聚集。也许,我们只能在一个夜晚留下这样的一句话:
“我不得不写,它是一种必需――不能被拒斥的必需。”
但,这就够了。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在周六晚的静园五院当代文学教研室里,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十几个貌似正常的青年还是会讨论一些貌似正常的话题。譬如,对一首诗的读解。譬如,对海子《太阳》中结构性意象的分析,对特朗斯特罗姆纯钢般的语辞质地与其中现代化物象的构成关系研究,或是对佩索阿的“异名者”概念进行一次文本书写的个体性与整个文学建构(德里达会提醒我们说:是“文学这一奇怪建构”)的非个体性间的论析阐释。
只不过,这样的譬如太多了,我无法一一列数。
并且,不算偶然地,我们还会在讨论之中拥有更多的声音:来自燕园之外的、带着更广阔回响的声音:张伟栋,肖水,王东东……与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名字,几乎涵括了当代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如今已经很难说清,因了怎样的缘由,各个地域的年轻诗人们得以从小圈子(必须承认,为数众多的小圈子是存在且必然存在的)的篱苇中走出,超越各自迥然不同的声音质地,在这里在一张狭小的桌边在诗歌无差别的强力面前寻到了同样的温度。我想,这许是与未名诗歌奖(我所提到的朋友多是历届的获奖者)有关吧。但这解释又实在太过偏狭;因为实在很难相信,一种体制化的评选能够真正汇聚灵魂。难道我们只是在寻找自己的回声,只是在自己融造的玻璃上凿出一个丰满的幻象?不,这里有一座罗马!建成它的,是流出的血,是被讲出的梦,是可以触摸的无数岩石和沙土。
极端一点说:
如果有一天,作为某种组织的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不再存在,那么――无所谓。在这里,是一整个想象的庞大帝国。
――它无界,且拒绝边界。
……
除却五四文学社,毫无疑问,北京大学的诗歌课堂也是这无界帝国中所无可规避的构成内容。许多我所尊敬的老师正是以课堂讲授的形式,将那些稚嫩且不曾定型的声音吸引,塑造,“毒害”(这是胡续冬最喜用的一个词),引领他们触碰到诗与美的实体,引领他们看到并读出那更加广阔的天空。
在现在这个时代,诗歌要忍受很多事情。首先,每个诗歌的读者(不管他读的是当代诗歌还是古诗)都会有点自己的想法,并且会将它当做一种个人品味(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他们会要求诗人向天才的演奏者的方向调整。可起码,上帝知道,作为他永世敌人的“诗人”从来不是公众面前的表演者。他们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在舞台上,在马戏团或歌剧院里接受掌声――况且是那种戴丝绒手套的掌声!
5
现在,我很想谈一谈姜涛,仅仅作为个人谈一谈。
在早些年出版的一本《先锋诗歌档案》中,有一段姜涛的访谈,其中的一两句话曾很深地影响了我(是的,只需那一两句)。他说“诗人”:这一个特异的名词从来不是一种职业,你可以是教师、公务员、律师、神父或守墓人……但“诗人”不是这种标注职业的名词,它是一个人最深也最根本的定义。诗――人。
若能意识得到,这话其实也很简单,国王就不是一种职业,乞丐也不是。那是他们的身份。就像男人、女人、疯子(福柯会说:要算上古典时期的麻风病患者)、残肢者、哑巴……这些称呼是他们的这种或那种身份,不是职业。然而,这些名辞之中暗示了无法更改的属性,它们标示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可能与存在真实,是胎记一般的终身烙印,是星座那禁止追问的自然排列。
“诗”――是一个人的存在属性。
姜涛是我在北大见到的第一个具有这种“存在胎记”的人:诗,人。之后,是胡子、冷霜、王敖……我不断结识的兄长和朋友。像我不断结识的兄长和朋友一样,我也希望能把自己那无可质询的属性说出;有一天,某一天,以我自己的方式。
但是现在,我并无意过多地书写自己――在我所结识的许多兄长和朋友之中,现在,我只想谈这一个人。
我只想谈谈姜涛。
我们有太多的相像之处了。尽管我总是否认这一点,似乎害怕自己陷在一个先验的影响谱系里,脱不开别人的形象。然而这确是事实:我们初入大学的时候,都是理科生;我们都在二十岁左右选择了诗歌和未知的未来;与大多数年轻人更近于冲动的诗歌写作不同,我们是清醒地离开了二十岁前所定的原初道路,选择了另一种身份――海子所说的“太阳的一生”。
他回答问题的方式睿智而狡黠,他拥有最动人的表达和微笑,他永远像兄长一般关照那些刚刚接近诗歌的学生……尽管我们都知道,诗歌像酒精与爱情一样危险、一样纯粹;然而我无法像他一样,以自身的厚度容纳误解、粗糙、复杂与单纯。
这是令我惭愧的:他并不声张的宏大和宽容。
五四文学社的朋友经常跑去姜涛的课堂,听他谈诗,听他谈那些以诗为名的更加广阔的东西。待到课下了(他的课似乎总是排在晚上),就去校外的小馆子――喝酒,继续谈诗,谈所有能被语言(或酒精)包容的东西。我始终觉得,认识一个诗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酒。涛哥的“酒品”便极好:决不强求什么人喝酒;而如果没有特别理由,却也决不收着量,推托不喝。我们会在微醉的时候说出那些远在教室灯光外的话,那些决不冠冕堂皇的话,那些诗歌中的隐秘造物……作为最忠诚的酒徒和诗人,仅凭这些,我足以确认:他正是自己所说的――那拥有“诗”这一无可质询属性的“人”。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在姜涛那里见到自己所期待的、更具可变性或更具有穿透性的诗歌尝试。这并不是说,姜涛原本的写作无法令我满足;只是,他似乎承载了(或者说,他似乎应该承载着)比之一个狭义上的“诗人”更多的声音――我还没有听到的声音。然而我也终究会有怀疑:我想在他的诗行之中读到新的什么?如果诗真的可以是一个人的属性,那么,我究竟想在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诗人那里读到什么?新的陌生,还是新的熟悉?……我感到这种不甚确定的疑问态度与那个拒绝回绝的诗歌传统、与北京大学长久以来所酿造的诗歌场域有关:它会毫无道理地强加给这场域中的人与诗某个浮肿的幻象,用不见的嘴唇声言诗人(虽然只是“北大诗人”)某种非具体的身份;就像对海子、对戈麦的那种虚置建构――把个体公共化的建构。
可是,在姜涛和他并非偶然的沉默那里,这种虚置的建构毫无意义。
我完全可以确信,在他尚未说出的语言的内底之处,一定有着更多具体、浓稠、坚硬又或许苦痛的东西。一种火成岩般诞生的欲望。一种作为个体从被迫吸入的空气中“脱域(disembed)”的冲动。一种提纯。一种拒绝复制书写与复制身份的,存放于时间之中的,作为“人”的质地。
拒绝复制……
是的,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所写的――这样的想法常常在燕园的早晨、在涨浮着人群的早晨掠过――因为我所写的是如此乏味,乏味且幽闭,缺少每双眼睛都能看到的那些情节,人们将会相信这是一个早已过世的下层职员所书的抱怨;或者,认定它是某个异国人被粗糙翻译的笔记。这很好,一个匿名的声音告诉我。这两种人是相似的:死人和说着陌生语言的人。他们拒绝说出每个人都在说出的话。
那么,我会对姜涛讲:我拒绝说出,那些正在或可能被每个人说出的。
我相信,他也一样。
然而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谈话。我们说得太多,又太少。约有五六年了,我们分享风暴到来前的重音和六弦琴翡翠的盔甲;又似乎,仅仅如此。有日落的泡沫在西天沸腾冷却,有暮春的风洗染淡绿的黎明,有新进燕园的声音在轻轻读诵《祖国,或以梦为马》……我会忘记自己从何时开始,把“姜老师”换作了“涛哥”。
不错,我们书写。但在无法确定诗的署名与匿名的时刻,我们拒绝书写。
――这是最简单的规则。
大约两年前,几个写诗的朋友常去北大西门一家小店,喝最便宜的酒,烈酒。去得多了,店里人都认识涛哥。有时,一瓶二锅头没有喝完,我们就在瓶上签下“姜涛”二字,让店家存着。下次来了,继续。
然而我们往往忘记自己存下的酒,――我们喝了多少?或者,我们忘了多少?
不知道。
记忆是一种人性的规则。可它需要被敲打、模铸、鞣制,直到符合那未被说出的标准。必须用全部的真诚制作它,直到它可以被捏在遗忘手里。必须如此。只有懊悔的赌徒才最为了解那些被自己交出的硬币,了解它们的花纹、厚度和重量。这是必然,就像我们了解自己扔给那巨大的匿名者的声音。
……
就像我们了解这许多年来被遗忘的酒精和夜晚、未被遗忘的诗。
6
金。朗姆。波本。苦艾。特其拉。卡尔瓦多斯。
有时,太多了,我们会把自己数进去。
我们吻流汗的杯子仿佛它是爱人的乳
房
直到偷窃自梵高的星空开始扩散,变得
浓稠。
我们把烟灰和墨水洒进去,看醉的形状
似乎――那里有灵魂的胎记像海绵一
样生长。
坡。休斯。兰波。李白。维吉尔。特朗
斯特罗姆。
有时,太多了,我们
会把自己数进去。
XY
2009年5月4日初稿,7日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