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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一个荣誉符号的变形|荣誉院士是什么意思

时间:2019-02-1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2011年12月初,“新科”院士的名单相继公布,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分别新增院士54名和51名,总规模分别达到了783名和727名之多。   院士身份作为学术精英的最高嘉许,其荣誉效应已经蔓延到了学术之外,科学家们获得的个人光环以其所在的单位、城市和省份为外圆,层层扩散,每一级无不当作喜报来传递。然而,从公布候选名单到最终的尘埃落定,质疑和诟病却也从未远离。
  争议从2011年5月便开始了,工程院发布的有效候选人名单当中,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赫然在列。虽然经过了两轮评审,“两高”几乎全数落选,但是“官员和企业家俱乐部”的印记一旦刻上,便很难消除。而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的入选,更让工程院受到了社会伦理与道德的拷问。谢的主攻方向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开发出的“神农萃取液”被指责为“更高效地杀人”。
  如果说工程院面临的非议是“这种人也能当选”的问题,那么中科院则因“这种人都不能当选”而受到指摘。
  2011年8月,中科院初步候选人名单发布,没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名字。随后,他宣布:“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位呼声最高的科学家在第一轮就落选了。2007年回国之前,他已是美国生命科学界负有盛名的教授,曾任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科院314名有效候选人中,经过各学部院士通讯评审,选出初步候选人145人,再经过各学部院士投票选举,晋升院士行列者,不足1/5。同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海归”学者施一公虽然进入了候选范围,最终也被淘汰出局。
  学术成“圈”
  中国科学家的国际竞争力赢弱成为不争事实,“千人计划”的出台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预计用5到10年,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以饶毅、施一公等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归来也正是因势而为的结果。然而,回到故地,国内的学术界却让他们水土不服,院士评选的较量只是让这种不适应得以凸显。施一公角逐院士未果后,饶毅即刻撰文称,6位曾任国外正教授的候选人中,5位回国者皆落选,生物医学部则3人全部出局,院士选举出现“逆淘汰”现象。现任许多院士只有美国大学副教授的水平,落选的施一公、彭家淮等曾在国外担任正教授,个人的学术成果以及发表的论文,比该学部新增选院士的总和还多。他认为,此次生物医学部是公开的、毫无区别地排斥所有担任过海外正教授者。
  “院士经过这几年的增选,年轻科学家的比重逐渐增大,一大批年轻院士上来了,但他们在国际上绝大部分是没有地位的,在相当多的年轻院士里,真正的海归不多,他们的博士学位都不是在国外获得的。近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际更替已经完成。经过‘文革’的人才断层,40年代出生的人退休之后,50年代的已经相当少了,大部分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些人迅速居于重要的领导岗位,掌握资源较多,在院士候选人中竞争力较强,开始抵制那些从海外回来的人。饶、施的落选,一定程度上是本土科学家与海归科学家冲突的突出事例。”王扬宗说,这种派系的形成不利于中国科研水平的整体提高,虽然院士的投票选举处于程序的约束之下,但是排斥身份上的异己者,却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默契。
  年轻化的院士群体过早荣誉加身,名利双收之余,他们还将未来院士的准入资格掌握手中。投票权背后即是话语权。“年轻的院士今后还有几十年的投票权,他们形成一个圈子之后,饶毅们的入选希望就非常渺茫。”
  院士的隐性权力
  派别冲突在学术界早已存在,院士评选只是起到了放大作用。两方对垒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科研导向和治学精神。在学术体制官僚化的引导下,院士头衔不仅代表终身成就,更是一种奇缺资源。一经获得,便拥有了超豪华待遇、经费分配参与权和学术安排话语权。
  最高学术殿堂沾染了俗恶之气,身居其中者也开始对院士制度加以批评。前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科学院院士汪品先等科学界元老就曾表示,院士制度已经成为了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来自内部的指责无疑强化了院士身份的公信力危机。
  按照规定,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制度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中科院的院士也就是每个月能拿1000块的院士津贴,但是他们的隐性权力却相当大。王扬宗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后虽然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但科研经费的分、配、奖金评审、项目申请都没有严格而明确的规范,在制度化缺位的情况下,院士承担了替代性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行政领导往往会把院士抬出来,组织他们进行经费分配、奖金评审的工作,以显示资源划分的合法性。院士填补了规范化的缺失,但自身权力却变得膨胀起来,没有明确规则的时候,潜规则就大行其道。部分院士成了科技界官僚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和所在单位都分到了好处,所以很少能够拒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也曾指出,政府召开各种咨询会、项目论证会少不了院士;重点科技项目立项审批,973、863项目的运作必须得到院士的支持;国家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研成果评奖、评价更少不了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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