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号称汪精卫的“文胆”，曾官至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春风得意时，他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可笑他不识时务，既缺乏和官僚周旋的能力，又不习惯官场的做法，结果因议论时政唱反调，触怒汪精卫，不仅官做不成，还遭遇牢狱之灾，险些丢了性命。
胡兰成向往做官，但骨子里却是个文人。他曾说：“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喜爱官人的贵气，那当然更喜爱自己拥有这种贵气，但自古官帽要抢才会有，像他那样放不下文人的架子，不愿去抢，也不会抢，那只有回家生闷气的份。抗战初期，胡兰成以连续发表媚日投降的政论文章，受到汪精卫夫妇的青睐，由此进入汪伪集团。1939年9月，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对重要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相当于汪精卫的智囊团成员，没有什么实权。不久，汪伪政府的组建工作开始实施，汪精卫身边的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各自的官位忙得不亦乐乎，丑态百出。作为笔杆文人，胡兰成不懂得玩弄政治手腕，也不擅长官场争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职位被人抢走。他内心颇感不平，于是故意称病不去汪公馆报到。汪精卫察觉后，觉得当前正是用人之际，便派人把他请去，少不得一番嘘寒问暖，然后上楼取出1000元给他作医疗费，关切地说：“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接着报出三个职位让其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和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闹情绪全因为别人都做了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见汪精卫对他如此关照，心里的怨气随之烟消云散，便选择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
尽管如愿爬上了高位，但对为官之道，胡兰成却是外行。早年在香港时，有一次陈璧君因他摇唇鼓舌有功，奖给他2000元机密费，但他不知道那是津贴，以为必须用于公事，于是用这笔钱发展外围政治团体，还每个月向陈璧君如实报销。陈璧君当然不会看他的报销单。后来到上海，他又三番五次拒绝接受机密费，弄得周围的人哭笑不得。他喜欢官人的贵气，但自己恰恰缺少为官者的气派。当上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后，他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商人，此人准备买房娶亲，但看中的房子却被租出去了，房客又不愿迁出，于是请胡兰成帮忙。胡兰成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得写信劝那位房客，谁知房客根本不予理睬，还说哪个做大官的会这么客气，肯定是冒充的！胡兰成一脸尴尬，竟无言以对。
在官场没有经验，又无自知之明，难免被人当做棋子使用。汪伪政府“还都”那年夏天，大家都在南京奔忙，只有胡兰成和警政部次长李士群长驻上海。胡兰成要照看《中华日报》，李士群则要主持特工总部76号。有一次，胡兰成忽然心血来潮，想看看76号这块恐怖之地。李士群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不甘久居人下，那时正在谋划如何跳过特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警政部长周佛海的管辖而“直达主公”，但苦于找不到门路，见胡兰成来访，大喜过望。胡兰成虽然职位不高，但谁都知道他和汪精卫私交不错，又是汪氏智囊团成员，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盛情款待客人，极力讨好巴结。胡兰成本来朋友不多，又见李士群性格豪爽，且富有计谋，便答应提供帮助。过了一段时间，陈璧君来上海，胡兰成向她建议，特工机构76号应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情报部门不归元首直辖之例。说服陈璧君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直接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销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本来就想改革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由李士群代替周佛海做警政部长。
胡兰成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起来。当时他正辞去《中华日报》总主笔职务，着手经营《国民新闻》。李士群对他很是感激，立即给他弄来机器，还帮助选择报社地址。
然而，两人同僚之谊未及长久，便反目成仇，胡兰成设计将李士群毒死，此事引起汪精卫的忌恨，胡兰成的官也就做到了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兰成和76号警卫大队长吴四宝相识，并结为朋友。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为人豪爽，又有几分姿色，天性风流的胡兰成对她兴味十足。吴四宝原是上海滩的黑帮头子，被76号收编后，为汪伪政权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因吴的势力不断膨胀，又和胡兰成走在一起，引起李士群的不安，决心寻机除掉他。此时，吴四宝正好卷入一桩抢劫日本人的黄金大案，遭到日本军警的通缉。于是，佘爱珍委托胡兰成向李士群求救，李士群佯装答应帮忙，暗地里和日本人串通起来，结果吴四宝到日本宪兵队自首后，人虽然很快被放出来，但已被迫服下慢性毒药，第二天便一命呜呼。胡兰成觉得李士群言而无信，为人太阴险，自己对不起吴氏夫妇，遂决定报复李士群。后来，胡兰成联络周佛海等人，同样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也将李士群毒死。汪精卫得到消息，非常悲痛，曾拨专款5万元作治丧费，并亲自为李士群撰写墓志铭。汪心里很清楚，李士群的死，周佛海是主使者，而胡兰成是参与者。对胡兰成这种“离心离德”的行为，汪精卫十分厌恶。不久，就借口撤销法制局免除了胡兰成的局长职务。
都说“祸从口出”，为官者最忌讳随便发表议论，尤其是不同政见的言论。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和就职典礼。当天下午，大家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宣传部秘书长古泳今同乘一辆车。古泳今谈到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异常兴奋，胡兰成却泼冷水说德国最终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他这种话不能随便同别人讲。胡兰成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依然大发议论说，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官的面他就断言德军不可能渡过英伦海峡，而且他还故意拿话激古泳今：“日本称霸亚洲及汪先生的政府亦不长久。”古泳今听了大为生气，用教训的口吻说他既然已经投身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对方真生了气，便不再言语，但心里颇不以为然。
私下发发牢骚，只要不外传，或许问题不大。但是，胡兰成不仅用嘴巴说，还要写成文章到处张扬，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在汪精卫面前失宠后，胡兰成心里郁郁难平，总想写点文字发泄发泄。于是闭门三日，撰成一篇长文，将自己对时局的预测和看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文中他自比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说将来即使逃走，也要留一篇文字于世，又历叙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的和平运动，并断言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日本欲免除失败的命运，唯有从中国撤军，并实现自我变革，而中国则必须返回孙中山时代，召开国民会议。那天，日本人池田笃纪来看他，偶然见到此文，觉得很有道理，便仔细阅读起来。回到家里，池田一夜之间将其译成日文，交给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又很快传到东京，据说连日本首相近卫文?也拜读了这篇大作。不久，池田又来胡兰成家，兴奋地报告这一消息，并说：“谷大使今天把你的那篇文章给汪先生也看了！”胡兰成闻言大惊，心知汪精卫看了肯定要生气，不禁暗暗叫苦。
事情果如胡兰成所料，这篇文章如一个导火索，引燃了汪精卫心中的怒火。当时，欧洲战场日本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遭到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失败，而日本自美国参战后也节节失利。汪伪政府的命运是和日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汪精卫正在为前景黯淡而忧心忡忡，可胡兰成却把他再不愿提起的结局说出来，岂不是成心捣乱吗？他原本就对胡兰成参与斗杀李士群的事很不满，也看不惯胡与日本人走得很近，如今又抛出这样一篇大煞风景的文章，简直让他难以容忍，于是决心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很快，汪精卫派人将胡兰成关进了上海路12号汪伪政治工作局看守所。后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胡兰成被释放。从此，他与汪精卫集团彻底决裂，完全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