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南方谈话”有力地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南方谈话” 理论贡献 历史作用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19－09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考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统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南方谈话”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理论，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前迈进的步伐，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理论贡献：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
认识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
“南方谈话”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求实创新内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标准等根本问题作了经典的阐述。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这两条。
关于计划和市场，“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姓“社”姓“资”的区分标准，“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他主张“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他经过慎重思考后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的正确回答。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际上，一方面，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进程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东西方结束长期冷战的局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在这种大变动、大改组中，西方国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
在国内，到1991年年底，中国虽然已基本完成了三年治理整顿的任务，挫败了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制裁”，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但是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经济上，治理整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或新出现的问题，市场疲软、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等状况没有根本扭转，重复建设有抬头趋势，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政治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下，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出现困惑，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不足，一些人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一些人甚至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能否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避免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将改革开放顺利向前推进，如何正确回答这些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如何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认为，在压力和挑战面前，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其他问题，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同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同周边国家的差距就会拉大，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在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教训也很深刻。共同的教训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遇到不同程度挫折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具体表现是没有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即在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党将工作重点长期放在阶级斗争上，影响了经济建设；在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方面，脱离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的客观实际，追求一些不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尽管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尤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持有疑义，毛泽东甚至讲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但是最终未能摆脱其影响，没有弄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党对上述失误进行了认真反思，逐步对这些关系特别是对前两种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仍在一个时期内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产供销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却很有活力，发展得非常快，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个决定，认 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邓小平又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看法，1985年他在回答《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的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认为，我们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1年，邓小平到上海时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才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明确的论述。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晚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历史作用：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一)开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南方谈话”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性在党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共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做了与“南方谈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的讲话。讲话指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由于当时全党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因此江泽民这次讲话的基调是讨论，以寻求广泛的共识。6月12日，他专门到邓小平家征求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的意见，接着又去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邓小平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长期困惑人们的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前人只有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或者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前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后者的实践证明不改革就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都是把市场经济放在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设计的。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总体规划，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带领全国人民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框架，全面推进农村、国有企业、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社会保障、住房、科技、教育等改革，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健全和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经过近2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后劲也正在日益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能够搞市场经济，也是能够搞成功的。
(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取得新突破
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外，还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改进，各级人大进一步发挥了在立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任免干部等方面的作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巩固，政协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职能。相继进行了政府机构的大规模改革，在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层民主全面推进，农村村委会实现了直选，城市居委会的直接选举也在逐步展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逐步做到了有法可依。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开放战略，以质取胜和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随着1992年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中国形成了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直到沿江、沿边、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同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比1978增加近24倍。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则达到22075亿美元。
(三)促使经济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南方谈话”“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精神，中共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走出去”等一系列重要战略。自此以后，我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20年来，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既保持了较快速度发展，又避免了大起大落。
由于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实现了从商品短缺到相对过剩、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结束了商品短缺的时代，中国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214.6亿元，2009年则增至340506.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00年达到848美元。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到2009年，这两个指标分别增至5153元和17175元。
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出现低迷的情况下，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 议，在国际性、区域性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四)实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被看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中国共产党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逐步深化了对计划、市场、公有制、私有制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
“南方谈话”后，党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能发展的问题，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南方谈话”的巨大号召力引起了一连串革命性的变化，随即出现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现实启示：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其基本原理，并运用它们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世界发展的新问题，形成新的观点，发展新的理论。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随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也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正是党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断开拓创新、指导思想上不断与时俱进是率领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前提。要正确地对待理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断发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
(二)“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南方谈话”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南方谈话”贯穿的中心思想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的提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深刻思考、正确判断的结果。这条基本路线形成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三大作出了完整的概括和表述，中共十四大将其正式载入党的章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曾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此，邓小平从来没有让过步，每次都是他最先站出来，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党正是因为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党的基本路线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将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既没有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又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西方模式”，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而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之所以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在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经济风险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经受住考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之所以能不断提高，都与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分不开。
(三)“发展才是硬道理”
“南方谈话”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并由此得出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重视发展是“南方谈话”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改革事业的兴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设想，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统筹兼顾综合 平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很多重要思想，但是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以致发展受到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共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到胡锦涛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从根本上把握住人民的愿望，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发展，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并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为了发展，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
在改革中，党一方面注意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认识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设法解决，不以所取得的成就去掩盖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因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既注意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党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绝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快经济增长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昌盛、人民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才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我们要解决前进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将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当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那样：“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四)“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同时他也认为，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实现“温饱”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致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为此，1993年，邓小平在深刻分析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曾提醒人们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要达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着力抑制和消除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和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