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慈善事业，就像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大舞台，有真情流露，有虚情假意，有半推半就，有随波逐流。中国慈善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北京、体制环境，前者在中国很难实现模仿，更无法照搬。然而，中国企业的慈善，毕竟像是一粒播下的种子，虽然何时长成尚不可知，但是毕竟它已落地成家、生根发芽。
在如今的社会公益慈善队伍中，企业与企业家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成为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随着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在企业文化中日益根深蒂固，如同当年改革开放强劲的下海势头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怀揣着一腔感恩和热情，投身到了公益和慈善的队伍中。
据中国社科院《2010年慈善蓝皮书》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从零起步到2009年底现在已经有1843家基金会和1600多家慈善会以及众多的参与慈善事业的其他的机构，形成每年300到400亿元的捐赠规模(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上千万人受益。2009年，民营企业为中国慈善市场提供的资源最多，捐出款物总额超过54.27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41.35％，占境内捐赠总额的20.39％。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在捐赠总额前10名的上榜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5个席位。单从数字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是颇有成果的，然而，在中国，慈善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质疑的话题，质疑的不是慈善本身，而是更多与慈善有关的、台前或者幕后的事情。
高调?低调?
客观来讲，高调或者低调对于慈善的本身并不应产生质的影响。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高调的慈善往往会引来众人侧目，无数双审视的目光会以怀疑的态度努力洞察出你在“慈善”外套后究竟穿了怎样不堪的内衣。
事实上，这种戒备并不是针对慈善的，更不是针对企业慈善行为的，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信仰与信任的普遍缺失，而这种全民质疑的社会根源则是由于功利的社会氛围所造成的。为什么“巴比晚宴”的召开引起了如此之大的讨论，其根本原因是引发了人们对于财富观和胜败论的反思。近三十年间崛起最快的是企业家群体，论财富，这一群体已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燥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因为中国人的功利观念太强了，太关心功成名就了，自古“成王败寇”像是一锭沉重的枷锁紧紧扣住国人已然绷紧的神经。除了胜败，没有什么是中国人用以寄托精神的。然而，凡事物极必反，越想前进则越是急功近利，越希望登峰造极则越是不择手段。于是企业家们往往丢掉身上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道德、比如信任。
所以，当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承认自利的合理性与合祛性，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诚信危机：坑蒙拐骗无所不在，毒大米、毒酒、毒辣椒、毒奶粉此起彼伏，股份公司做假账、基金公司搞黑幕，官商勾结、黑社会杀人越货……在越是缺失精神世界的环境中，追逐金钱的原罪就越是邪恶，已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所以才会有了中国老百姓“无商不奸”的说法。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当一个企业家高调表现自己的乐善好施，无论是其性格使然或是他想以己之行动调动全社会的慈悲之心，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人们质疑为另有所图。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常态。
有人说企业家以慈善为跳板，谋取私利。笔者以为这有失公允：一个企业的声誉、社会形象、品牌信誉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密不可分，我们不可以指责一个企业在做慈善的同时顶着好名声去实现优秀的经营运转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行为。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卡内基家族等，都是既做好了企业，又热衷于建基金会、做慈善，这是两回事，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能相互取代。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支撑，没有钱和利润，慈善于企业而言就是有心无力的奢侈妄谈。
其实，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慈善是一种社会修养，高调还是低调行善都不应当成为影响慈善本质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修为问题。比如陈光标到日本发放善款，日本人告诉他，你应当把钱放在信封里，而不是直接交到灾民手中，因为那样会伤害人民的自尊心，这就是慈善在修炼过程中的升华。
误区
首先，慈善与金钱的关系不能画上完全的等价号。在英语中，慈善(charity)和捐善(philanthropy)是被近代慈善事业区分开来的，尽管这两个词的中译都是“慈善”。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慈善的行为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相较于捐款而言，有更多的行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笔者曾经采访过一家国内外声誉数一数二的煤矿企业，问及他们每年是否有捐款做公益时，其负责人笑答：捐款做公益对于我们的企业性质而言还是太肤浅了，我们挖空了地下、弄脏了环境，获得了高额利润，仅仅甩点钱来回报，太不真诚。最让我们安心的做法是不计回报地在矿区复垦、绿植、农耕，曾经开采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责任――公益，要做就要做得扎实可靠。所以，慈善的价值和意义，是慈善事业发展路程上需要一直追问的问题。
延伸开来谈，除了捐款，众多自以为是的企业“慈善项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公益项目的施助者总是扮演着“无所不能”的英雄角色：他们带着满腔热诚和大量资源来到受助地区，在进行“科学评估”之后，“一针见血”地为受助者指出症结所在，并“慷慨”地告诉他们如何来纠正这些错误。看起来，受助者似乎只需乖乖接受，就能迅速地走出困境。但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在经过了或短或长的痛苦尝试之后，很多公益项目都因为运转不良而被迫放弃，留下一群早已对此司空见惯的受助者原地等待下一个“英雄”的出现。中国企业的慈善仍然具有一定的冲动性，成熟和理性，更加注重调研、倾听和观察，是初生的中国企业慈善所需要研习的。
专业化慈善
在中国，慈善的传统是宗法慈善和官办慈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宗法慈善的作用已经变得轻微，而中国的官办慈善主要依靠行政动员，而不是靠公信力，民间慈善文化难以推广；缺乏日常小额捐赠，不稳定。在国外依靠大企业捐款的慈善机构，遇到金融危机，筹款数量就急剧下降；中国则依靠老百姓小额捐款，一人捐100、1000，靠人数来做，即使金融风暴来袭，但是捐款却依然非常稳定。而且中国官办慈善组织效率低下、透明度不高；公众、企业参与慈善不便捷；逼捐、 索捐时有发生，人民的慈善并不快乐。这一点从2011年掀起一片舆论风暴的“郭美美”事件就可以得到最真实的印证。可以说，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源起于郭美美，但是其后续的恶性发展却与红会本身的运作水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总结官办慈善的教训，企业慈善浸淫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思想久矣，应该深谙其中的规律。国外企业慈善的经验向我们推介了“基金会”这一事物。以美国为例，各种基金会按照大企业的模式建立，设有职业经理、信托人委员会，按时制作年度报告，并有政府的章程许可等等。一句话，这些基金会都是瞄准具体的社会问题，然后以企业式的效率来资助这些问题的解决。避免了冲动为之，也规避了在中国社会尤为通用的人情作用。比如，卡内基最后资助成立的“卡内基纽约基金会”，连卡内基的遗孀的请求也可以礼貌地拒绝。捐善不是心血来潮的施舍，而成为一种庄严的公共信托，在运营中并不能完全以财主的意志为转移。
另外，企业的慈善活动不是内部消化的运动，要想做大做强，做成全社会的慈善表率，就必须接受社会和人民的监督检阅。在国外，慈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逐渐开始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不断接受公共的监督。1954年，美国联邦的税政中对慈善组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禁止这些组织参与政治活动。1969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又对什么是慈善组织、什么是免税标准进行了更细致的规范。个人的慈善行为，已经完全被公共领域的规则所制约。反观目前我们的慈善组织相关立法：首先，募款资格问题是制度层面上所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大量的慈善组织，尤其是民间自下而上有活力的组织没有办法登记注册，有些即使登记注册了，也没有募款资格。其次，是慈善组织减免税问题。相关法律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很完美、漂亮，但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享有这种待遇，即使享有，其程序之复杂也让人望而却步。这些都是摆在专业化、社会化普及企业慈善面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2008年是公民社会的元年，是志愿者的元年，也是企业慈善公益活动的元年。进入20lO年后，西南大旱、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更激发了企业的公益情怀。从悲悯到社会责任，从松散捐赠到专业化、商业化管理，中国企业慈善，已然大踏步高歌“在路上”，作为支持，社会、民众应当赋予他们富有个性的成熟、成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