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滕》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滕》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滕》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
关键词：清华简；《尚书》；《书小序》；孔子
秦汉以降，《尚书》的流传过程十分复杂，有伏生今文、孔壁古文、张霸“百篇”，杜林漆书、梅赜古文等不同版本，古文《尚书》的作者有孟子、孔安国、宋忠、郑冲、王肃、孔氏家学、梅赜等不同说法，其成书年代有战国说、西汉说、东汉说、东晋说等，从西汉开始，对古文《尚书》的考辨一直绵延不绝，跨越了2000多年的《尚书》学史，因此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成为时间跨度最长、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
秦代焚书，致使先秦《尚书》诸篇大多佚失，后世的学者，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他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却无法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了谁，梅赜本古文《尚书》缺乏可信的版本作参照，这是古文《尚书》真伪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据初步统计，竹简总数为2500枚(包括残片)，其中整简的数量约1800枚。郭店简800多支，上博简1200多支，因此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批战国时期竹简。清华简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最为令人振奋的发现就是失传2000多年《尚书》重新面世，因此，以清华简的发现为契机，梳理先秦时期《尚书》的传流，是真正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
一、划分清华简《尚书》体裁的标准
研究清华简与《尚书》的关系，必须首先确定清华简中哪些是《尚书》的篇章，李零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疑问，他说清华简《尚书》的概念和范围是什么?只限《书》百篇，还是包括《逸书》?或者讲西周故事的都算?李学勤先生最早使用“《尚书》体裁”这一概念来介绍清华简中所存《尚书》内容，但《尚书》体裁与《尚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尚书》必定是《尚书》体裁，《尚书》体裁未必是《尚书》，那么划分清华简《尚书》体裁的标准是什么呢?
201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由中西书局出版，共有《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和《楚居》等9个篇目，其中哪些是《尚书》体裁文献?以上清华简九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明确可以肯定为《尚书》的篇章。清华简《尹至》为伊尹与汤的对话，属今传本《尚书》中的《商书》。《尹诰》是《尚书》佚篇，今本篇题作《咸有一德》。清华简《金滕》与今本《尚书?金滕》内容相近，只是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文句，尚未公布的清华简《康诰》、《顾命》、《傅说之命》也都属于《尚书》无疑，这些篇目的确定，主要是因为有今本《尚书》或文献记载相参照。
二是见于今本《逸周书》的篇目，它们是否属于《尚书》，这对于研究先秦《尚书》传流，是非常重要的。《礼记?缁衣》引“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题为《蕖公之顾命》，郭店简《缁衣》引此篇作《祭公之顾命》，可知《礼记?缁衣》蕖当为祭字之误，清华简《祭公》篇题为整理者所加，但《祭公》第21简正面末端有篇题“祭公之寡(顾)命”，应尊重简牍自带的篇名，清华简此篇应命名为《祭公之顾命》，不能为了与《保训》等篇题的整齐划一，而更改简文自带的篇题。
郭店简《缁衣》既引《尚书》，又引《逸周书》。郭店简《缁衣》：“《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祭公之顾命》属于今本《逸周书》，郭店简《缁衣》所引的其他篇章，如《君陈》、《甫刑》，都属《尚书》。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左传》。《左传》文公二年：“狼?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曰：“《周志》，周书也。”《左传》文公二年所引《周志》见于《逸周书?大匡》篇。《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逸周书?程典》篇作“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于老思行。不备，无违严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逸周书?常训》篇作“慎微以始而敬终，乃不困”，古人引书，与今人不同，文句会稍有差异。《左传》引《尚书》47次，引《逸周书》4次，明确称《逸周书》为《书》，与郭店简《缁衣》既引《尚书》又引《逸周书》相互印证，证明春秋至战国中期以前，《逸周书》保存在《尚书》之中，都可以称为《书》。
在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也是篇章并出，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今本皆收入《逸周书》，简长都是45厘米左右，与清华简《尹至》、《尹诰》形制相似，因此应将清华简中明见于今本《逸周书》的篇章也归人《尚书》体裁。
第三类是不能与传世本《尚书》、《逸周书》对照的，有《保训》、《耆夜》、《楚居》三篇。《尚书》作为最古的史书，其追述先王的历史事迹，主要着眼于政治教化。《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等不同文体，其中训为先王训诫之辞，《保训》为文王训诫武王之辞，强调“得中”、“守中”的重要性，体例、用语与《逸周书?文传》等篇很相似，但《尹至》、《金滕》等篇简长都是45厘米左右，编绳三道，而《保训》简长只有28.6厘米，编绳两道，字体象形风格明显，与《尹至》等篇明显不同。在竹书分类中首先要考虑形制、字体，其次是内容，因此不应将《保训》列入《尚书》体裁，把《保训》看作《尚书》或《逸周书》佚篇的做法并不可取。
清华简《耆夜》主要内容为武王八年戡黎胜利后，武王、周公等人饮酒赋诗的场景，清华简《耆夜》简长45厘米，与《尚书》体裁简册长度接近，《耆夜》“作册逸”见于今本《尚书?洛诰》，《明明上帝》一诗见于《逸周书?世俘》篇，作《明明》，《耆夜》尊崇周公的倾向与《逸周书》相同，应属于《尚书》体裁。清华简《楚居》简长47.5厘米，比其他《尚书》体裁简册长约2.5厘米，简文内容是叙述历代楚君居处建都之地，体例近似《世本》的《居》篇，与《尚书》训诰文体有别，因此我们不将它归入《尚书》体裁。
先秦时期，《逸周书》保存于《尚书》之内，与今天《尚书》、《逸周书》分开单行的面貌明显不同，当时“尚书”之名尚未产生，《尚书》通行的称呼是《书》，“清华简《尚书》体裁”这一概念与先秦《尚书》流变的真实场景明显脱节。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尚书》属于经部，先秦时期六经已并称，但“书经”合称是汉代以后的事，我们建议引入“清华简《书》经”这一概念，特指先 秦时期，包括《尚书》、《逸周书》甚至一些佚篇在内的、更为宽泛的《书》经范畴，以反映先秦《尚书》、《逸周书》版本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与今天流行的“尚书”概念相区别。
划分清华简《书》经的参照有两个：一是简长45厘米左右，形制、字体要与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相近；二是文本内容、体例、思想倾向与今本《尚书》、《逸周书》接近。在竹书的分类中，要综合考虑形制、内容等因素，简长在45厘米左右，内容为三代之王的治国经验总结，文体接近于《尚书》的典、谟、训、诰等，清华简中有些篇章虽不见于今本《尚书》、《逸周书》，也可归入清华简《书》经。
二、清华简《金滕》与《尚书》小序
《尚书》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相传为孔安国所作，小序置于《尚书》每篇的篇首，交代《尚书》每篇撰写的背景及作者。对于《书小序》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认为《书小序》为孔子所作，东汉以后的学者，如马融、郑玄、王肃等，皆主此说。
宋代以降，学者由怀疑古文《尚书》经传为伪作，进而怀疑《书小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朱熹说“《小序》皆可疑”，“《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他认为《书小序》成书于先秦，后又将《书小序》成书时间置于东汉末年，说“《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朱熹对《书小序》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孙宝侗曰：“《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其言晋日‘命以唐诰’……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唐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篇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孙宝侗认为孔子编订《尚书》，必收《伯禽之命》、《康诰》、《唐诰》三篇，今《书小序》无此三篇篇目，可知它不是孔子所作。
明清以降，学者的说法多从朱熹处生发而来，明代梅?说《书小序》是“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郝敬、阎若璩、程廷祚皆从此说，他们阐发的是朱熹的前说。魏源怀疑古文《书序》出自东汉卫宏，康有为、崔述都说《书序》是刘歆伪作，他们阐发的是朱熹的后说。近人蒋善国认为，《书小序》整理的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秦代焚书时，孔惠之流所作；二是孔壁古文《尚书》出现后，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时所作。由于缺乏可靠文献证据的支撑，学界对《书小序》的成书时间一直摇摆不定，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清华简《金滕》篇第14简简背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句，整理者认为是篇题。清华简有些篇题，如《耆夜》篇题就写在简14的背面，因此整理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问题是从目前公布的清华简《尚书》体裁文献看，3篇有篇题，5篇没有篇题，没有篇题的占了多数，《祭公之顾命》的篇题则写在竹简正面，可见清华简尚未形成固定的篇题书写制度。从战国时期简牍制度看，简背的文字不一定是篇题，如“兢建纳之”并非是上博五的篇题，而是表明该文献为景建所献，上博简与清华简时代接近，皆为战国中晚期楚简，其篇题书写规律可以互相参照。
最重要的是，《尚书》篇题一般少者两三字，多者四五字，从先秦典籍引用《尚书》情况看，《祭公之顾命》字数最多，为五个字，而此句有十四字之多，约相当于今本《尚书》三至七个篇题的字数，因此我们怀疑清华简此句并不是《金滕》的篇题。
陈梦家先生比较了郑玄本与《孔传》本《书小序》，指出它们的不同之处有四点：一是分列篇首，《孔传》本将《书小序》分割，置于每篇的篇首，而郑玄本《书小序》合为一篇，置于全文之末；二是次序有变更，《汤誓》郑玄本在《仲虺之诰》前，为百篇之第二十九，而《孔传》本在《夏社》之后，为第二十六，《周官》郑玄本为第八十六，《孔传》本为第八十八。其他《咸有一德》、《蔡仲之命》篇次皆不同。三是篇名小有不同，郑玄本有而《孔传》本无的是《舜典》、《九共》、《弃稷》等七篇，《孔传》本有而郑玄本无的是《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十篇；四是序文稍有差别。《书小序》的位置、次序、篇目、文字皆可有所差别，那么确定何为《书小序》的关键是什么呢?
《史记?殷本纪》说：“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日……乃遂涉河南，治毫”。今本《尚书?盘庚序》说：“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盘庚迁都的记载比《尚书?盘庚序》文字详尽，且没有“作《盘庚》三篇”一句。陈梦家先生将《史记?殷本纪》此句归为《盘庚》当时的书序，关键在于它解释了《盘庚》篇的“述作之义”。不同的《书小序》，如郑玄本与《孔传》本，位置、篇名、次序、文字皆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必须交代篇章撰写的主旨或背景，“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这是判定《书小序》最重要的标准。
清华简《金滕》“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代王之志”是指周公为使周人的统治长治久安，愿将己寿换武王之寿。清华简周公作《金滕》的目的，与今本《金滕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主旨完全相同。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处于第14支简简背的位置，与正文不相联属，交代了《金滕》篇写作的背景及主旨，与今本《尚书?金滕》小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作用相同，因此从位置、内容及作用看，“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清华简《金滕》篇的序言。
《左传》、《史记》中保存着大量的《尚书》序言材料，《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蔸。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今本《尚书?康诰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左传》定公四年对《康诰》创作缘起的记载，与今本《尚书?康诰序》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辞更为详尽具体。
《史记?三代世表》说：“帝启伐有扈，作《甘誓》。”今本《尚书?甘誓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记?三代世表》比今本《尚书?甘誓序》要简约。清华简《金滕序》与今本《金滕序》文字繁简不同，证明《书小序》不止一种。文字有简约与繁琐之别，有不同的版本，今本《书小序》只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种，这是清华简《金滕》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今本《金滕序》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历来学者对《金滕序》的解释分歧重重，难有定论。《尚书大传》说：“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滕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子幼子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尚书大传》把雷雨示警之事定在周公去世后，《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丧服》、《白虎通?封公侯篇》、《后汉书?周举传》 皆采用此说。今本《金滕序》说“周公作《金滕》”，《尚书大传》说法最大的困难在于如果周公已去世，他如何能完成《金滕》的写作呢?《尚书?金滕》说“昔公勤劳王家”，又说“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明明是史官的口吻，为何《金滕序》却说“周公作《金滕》”?
《论衡?感类》篇说：“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古文经学家认为，《金滕》作于周公东征，诛灭管、蔡之时。《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后，才还政于成王，此说不能解释的是周公东征时，成王处于“襁褓之中”，尚未秉持王权，他连“训周公”都不敢，如何能让周公“奔楚”，又亲迎他回朝呢?以上两种说法都有不可解释的困难，于是学者便以今本《金滕序》为伪作来解释。
《尚书?金滕》说“周公居东二年”，马融、郑玄怀疑《金滕》“居东”为避居东都，清华简《金滕》说：“周公居东三年。”证明今本《金滕》“二”字应为“三”字之误，与《毛诗序》云“《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相合，证明“居东”确为周公东征。《尚书?金滕》成王说：“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成王看见“金滕”时，周公东征未归，因此“新逆”是指成王出郊，亲自迎接周公，而不是改葬周公。《金滕》故事发生在周公生前，《尚书大传》把雷雨示警之事定在周公去世后是错误的。清华简《金滕序》说“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也未说周公自作《金滕》，至此以上两种说法的矛盾涣然冰释。
朱熹说：“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清儒王懋田说《书序》“伏生《书》无之，当出孔壁。”朱熹、王懋田等多数学者认为《书序》出于孔壁。清华简出土于南方楚地，清华简《金滕》序言及《左传》、《史记》中大量《尚书》序言类材料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孔壁之外或许还有《书小序》文体的存在，而清华简《金滕》与今本《金滕》序言文字颇有差异，这对于研究《书小序》的源流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孔子与《尚书》关系再审视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孔子是否编次《尚书》的先后顺序；二是孔子是否将《逸周书》从《尚书》剥离；三是孔子是否作《书小序》百篇；四是《尚书》之名是否为孔子所定。
传统的说法认为先秦时期六经已经并称，秦代焚书，《乐》经亡佚，到汉代只有五经传世。《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多寓言类故事，《天运》为《庄子》外篇，更有晚出的嫌疑，于是学者多怀疑孔子只以“四经”教授弟子，六经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
学者认为孔子整理《尚书》不可信，原因在于怀疑《庄子》的晚出。张家山汉简存有《庄子?盗跖》篇，《盗跖》篇出土于张家山136号墓，年代约在汉文帝前元七年至十三年，44支简，简长30厘米，宽0.5厘米，以简文与传世本《庄子?盗跖》相比较，仅为传世本《盗跖》篇的第一章，但至少说明《庄子》杂篇的成书时代是相当早的。
阜阳汉简存有《庄子》杂篇，无书名、篇名，8支简，其中1支见传世本《庄子?则阳》篇，1支见《让王》篇，其余6支见于《外物》篇。简文与传世本文字出入较大，而简本较传世本精练简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存世最早的《庄子》写本。汝阴侯夏侯灶墓是西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下葬的。庄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69－286年间，阜阳汉简《庄子》的随葬年代与庄子生活的年代相去仅121年到204年间，《庄子》杂篇，学者多认为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是他的门徒之作，阜阳汉简的发现，证明《庄子》杂篇的成书年代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
郭店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简《六德》将六经并称，并且次序与《庄子?天运》篇是完全一致的，郭店简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根据书籍的著作年代早于下葬年代，说明六经的形成至迟在战国中期以前。郭店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书》，□□□□者也。”郭店简《语丛一》为摘抄类文献，其成书比郭店简《六德》还要更早一些，进一步拉近了六经与孔子的距离。
郭店简《六德》证明了《庄子?天运》篇六经形成于先秦的可信性，而《庄子?天运》篇明确说孔子整理六经。《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三代世表》又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崔适《史记探源》认为，《史记》所说的“序乃次序之序”，不是序跋之序，只是编次之意，但《汉书?艺文志》却曲解为孔子作《尚书》百篇书序。现在看来，崔述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司马迁肯定《尚书》篇目、次序为孔子所定，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相互印证，因此孔子编次《尚书》的说法不能轻易否认。
对于《逸周书》与孔子的关联，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汉书?艺文志》云：“《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刘向、颜师古皆认为《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史通?六家篇》说：“《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刘知几指出《逸周书》与《尚书》类似，为孔子刊布。《子略》卷六说：“此书以为孔子删采之余，凡七十篇。今如马总《意林?例篇》，摘一、二语，可见其删书之余者也。”高似孙认为，《逸周书》是孔子摘录之余的产物。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逸周书》与孔子并无关联，陈振孙说：“相传以为孔子删书之余，未必然也。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仿为之者。”李焘说：“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辑，托周为名，孔子亦未必见。”陈振孙、李焘等认为《逸周书》文辞驳杂，与《尚书》典雅庄重风格不类，恐不是孔子删书之余。
清华简《书》经为先秦写本，郭店简《缁衣》同时引用《尚书》、《逸周书》，为研究孔子与《逸周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郭店简《缁衣》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我们知道，《祭公之顾命》为今本《逸周书》的篇章，郭店简《缁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爽》等，无一例外都是今本《尚书》的篇章，证明在战国中期以前，《逸周书?祭公之顾命》原为《尚书》的一部分，廖名春先生据此认为，以《祭公之顾命》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
但廖说尚存两点疑问，一是古书重文现象多见，不同古书会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祭公之顾命》一篇推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情况?二是《尚书》文本的定型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孔子之前《尚书》已有祖本存在，孔子有《尚书》的整理本，孔子后学有《尚书》的增补本，既然《尚书》 有不同的传本，今本梅赜《尚书》未必是孔子所传，如何找到孔子整理本《尚书》的文献印迹?
郭店简《缁衣》为子思所作，子思为孔子之孙，郭店简《缁衣》所引用的《尚书》传本定为孔子所传。郭店简《缁衣》只能证明《祭公之顾命》一篇属于《尚书》，而清华简所存《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是今本《逸周书》的篇目，简长45厘米，与清华简《尹至》等篇形制相同，都属于《尚书》体裁，与郭店简《缁衣》引书相互印证，证明战国中期《逸周书》与《尚书》是一体并存的，并未分开。
《左传》襄公十三年：“《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维永。”引文见今本《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书》曰：居安思危。”引文见于《逸周书?程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见于《逸周书?常训》。《尚书》、《逸周书》同时被《左传》称引，都是“《书》”，名称相同，鲁襄公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572－前542年，郭店简《缁衣》成书于子思及其弟子时代(约公元前438－前402年)，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公元前305±30年，可知至少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逸周书》一直保存于《尚书》之内，并未分开，而孔子的生卒时间是公元前551－前479年，因此“《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说法不可信。
《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认为《书小序》为孔子所作，东汉马融、郑玄《书序注》都肯定“《书序》孔子所作”，《书小序》出于孔子之手是汉代学者的主流看法。
自唐代始，《书小序》出于孔子的说法受到了质疑，孔颖达曰：“《书序》郑玄、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依纬文也。”孔颖达认为，郑玄、马融依据谶纬立说，不可信。叶适曰：“《序》亦孔子作，其说本出班固，固因司马迁，迁因孔安国，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兼《左氏》楚灵王言倚相事尔。”叶适指出，班固之说上承司马迁、孔安国，《尚书》出于孔壁不等于《书小序》为孔子所作。
《书小序》交代《尚书》各篇的述作之义，今本《逸周书-周书序》交代《逸周书》各篇的写作背景，而清华简与郭店简《缁衣》证明战国中期时《尚书》与《逸周书》尚未分开，《书小序》只交代《尚书》而未交代《逸周书》各篇的写作背景，因此它的形成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孔子作《书小序》百篇”的说法恐不能成立。
郑玄认为“尚书”之名为孔子所定，《尚书赞》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但此说历来学者多有异议，孔颖达坚决反对《尚书》之名起于孔子，他说“郑玄溺于《书纬》之说”，“且孔君亲见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何云孔子加也?”孔颖达所说的孔君是指孔安国，孔颖达信从《尚书序》的说法，认为“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尚书”之名自然与孔子无关。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出土，廖名春先生结合《要》篇对“尚书”之名与孔子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探讨，他说帛书《要》篇称《尚书》，明言是“夫子曰”，是孔子所言，我们可以怀疑郑玄说，但没有理由不相信帛书《要》篇。《尚书》之称始于孔子，保守一点，它也不会晚于战国，说它起于西汉，是完全错误的。
郭沂先生不同意廖先生的看法，他说帛书“尚书多口矣，《周易》未失也”中的“尚书”不是指《尚书》，这里的“尚书”与《周易》对举，指的是《连山》、《归藏》，《连山》、《归藏》早于《周易》，相对于《周易》而言，它们为“上古之书”，故孔子谓之“尚书”。马士远认为，帛书《要》篇称说的“尚书”，不是指《连山》、《归藏》，而是与《墨子?明鬼下》称说的“尚书”所指相同，均为“上古之书”。
我们不妨将帛书《要》篇这段文字抄写在下面：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日：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李学勤先生推测“于”字原为“阙”，后讹而省作“于”，“阙”与下旬的“失”正好互相呼应，孔子之时，《诗》、《书》缺，与帛书《要》篇记载相合。由于帛书《要》篇“于”字模糊不清，“尚书”解释为《尚书》或上古之书，表面上看都有道理，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例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之时，不仅《书》阙，《诗》也阙，《礼》、《乐》荒废，因此将帛书《要》篇“尚书”解释为上古之书，包含《诗》、《书》、《礼》、《乐》，更符合《史记》的记载。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孔子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左传》中孔子引用《尚书》中《大禹谟》、《五子之歌》，皆称《夏书》。《论语?为政》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论语》中，孔子称《尚书》为“书”。如果孔子定“尚书”之名，他的弟子或后学应当会沿用这一称呼，《论语》中子张称《尚书》为“书”，其他早期儒家典籍，如《礼记》、《孟子》、《荀子》、《孔子家语》等，皆称《尚书》为“书”，虽然帛书《要》篇“尚书”之名为孔子亲口说出，但更多的材料显示，孔子及其后学使用“《书》”、“《夏书》”等或单篇名称引《书》更为频繁，可见单凭帛书《要》篇尚难以认定“尚书”之名为孔子所定。
传世文献中《逸周书》的名称，最早见于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在《说文?示部》“?”字下注曰：“许君谓之《逸周书》，亦以别于称《尚书》之《周书》，免学者惑也。”为了和《尚书》中的《周书》相区别，汉代《逸周书》与《尚书》已经分开，“逸周书”之名由此而生。郭店简《缁衣》同时引用《尚书》、《逸周书》，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的篇目并存，说明孔子之时，今本《尚书》尚未形成。《尚书》与《逸周书》尚未分开，因此“尚书”之名自然非孔子所定。既然“尚书”之名非孔子所定，那么帛书《要》篇中孔子亲口所说的“尚书”指“上古之书”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的篇目并存，与郭店简《缁衣》称《尚书》、《逸周书》皆为《书》经的做法相合，证明战国中晚期《尚书》与《逸周书》尚未分开。《缁衣》的作者为子思，子思为孔子之孙，子思所得《书》经必然来自孔子，可知孔子所用《书》经也是《尚书》与《逸周书》尚未分开的版本，因此“《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说法不可信。今本《书小序》只交代《尚书》各篇的述作之义，战国中期时的《书》经为《尚书》与《逸周书》的合编本，《书小序》只交代《尚书》而未交代《逸周书》各篇的写作背景，因此它的整体形成不能早于战国中期，《汉志》“孔子作《书小序》百篇”的主流说法遭遇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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