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中国,有两个周期,即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中国经济从来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围绕中共十八大的号角声,今年更是中国特别的“政治年”,所以今年中国经济与政治绑得特别的紧。而近期对中国经济今年的走势,又内外调门大异,外部有中国崩溃论再度泛起,内部则是“软着陆”到来的老曲再奏。这些经济的声音,其实都各具政治色彩。于此厘清中国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可能更为清醒。
就经济层面而言有一个特别的运行周期
龙年中国经济本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这个周期有三个基本态势，一是刺激性扩张政策全面退出、经济回归本色成长阶段；二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减退，但内部物价仍在高位，外部仍有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三是经济成长减速，因实体经济受困而有失速的压力。
面对这一经济运行特点，中共领导层定下了“双稳”之策，一方面加力“稳增长”，防止经济再度滑坡，一方面继续“稳物价”，防止通胀复燃。同时在“稳中求进”的基本方针下，又希望能适时推进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适时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是财税体制的改革。
因之而就经济层面而言，有一个特别的运行周期，其大致方向，是首季特变，重大经济变局，一直等到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拍板；四月后的次季，重大政策实施，敏感改革推行；夏末秋至，该收该放，小幅调整；秋冬之交,一切回稳。与之同时，龙年中国又有特殊政治周期，围绕着中共十八大召开,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筹备阶段,自去年秋天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即行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年整个上半年。这一筹备阶段,从中共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到完成高层人事的定盘,再加上政治报告的起草、新政治路线的定调、指导思想的确立,头绪极多。而社会上这个时候又最是思潮交锋迭起，是最难将息的一段日子。
接下来转到夏秋之交,办大事的时候到了,将有为中共十八大做准备的连串会议,以及中共十八大本身的举行。北京方面传出的风声,是因当前局势的复杂,这次中共十八大,预定要提早召开,以便大局的稳定。如这一设想落实,则九月可能成为焦点。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变局收官，另一个变局开盘。收官的是中共党的领导集体换届,以及政治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开盘的是2013年春季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换届，进入重组筹备中。
政治周期上较特别的是两个叠加
中国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是互为基础，密不可分，而根本上是经济周期服从、配合政治周期。所以，在经济周期上，总体已喊出“三个一年”。首先是今年是关键的一年，主要指中国的宏观调控由刺激性扩张的道路退出，回归自发增长的阶段，期望能平稳过渡，而关键中的关键，是看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
其次是调整和改革的一年。正由于宏观调控的变化，经济转型的压力，提出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财税体制，在房地产、收入分配等领域，都不能不推行调整和改革。有的再不推就错失时机，有的再不推就导致矛盾加剧和爆发。再一个是防风险的一年。今年因内外经济变局，各方面的风险都在加大，包括经济失速的风险、通胀再袭的风险、金融危机的风险、社会矛盾的风险等等，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防风险实际已成头等大事。
至于政治周期上，较特别的是两个叠加。目前最大的难度，是内外选举变局的叠加。除至关重要的台湾大选完成，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也有大选，有的会对中国的政治周期产生直接影响。另一个叠加，是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叠加。中共领导层已将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定为政治大事，要求各方面都要“为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整个政治周期都在保中共十八大，一方面经济周期服从政治周期的同时也受其影响而变色，如“换届经济”或多或少将出现，既可以正面推动改革调整，又可能负面炒热搞乱经济。
中国经济比我们想象的更稳定
西方媒体喜欢这样报道中国：危机蔓延到中国各个角落，直到这个国家灭亡。但我们不能被这愚弄：实际上，这个国家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稳定。我们太容易忘记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G20峰会前第一个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虽然中国在2009年第一周就有超过2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但它却是第一个摆脱金融危机的国家。而我们西方状况仍很差。同样在去年，中国尽管处于全球动荡的困境中，但几乎毫发无损。
当我们沉迷于这些问题时，中国正悄悄获得影响力。因为听起来“糟糕”的中国其实“并不糟糕”。中国出现的社会问题不一定意味着“锅炉压力在上升”。中国政府为一些问题焦虑，但未必说明中国已站在悬崖边。就像父亲担心开着自己汽车兜风的孩子：父亲担心的是孩子在弯道开车太快，而不是车要飞出弯道。
这块肥沃的经济土壤需要新的刺激方案。而其他国家正处于“雪上加霜”中：印度正走向一场严重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欧洲和美国需要中国的钱；在奥巴马总统已宣布他的太平洋战略后，经济上受伤的日本却寻求与北京“并肩作战”，同中国进行货币合作。因此，2012年的中国很可能与往年一样，担当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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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布2012年世界经济报告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近日发布《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说，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并将拖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参与撰写报告的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说，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地控制主权债务风险，是影响全球经济在2012年走势的关键因素。
洪平凡说，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交织以及政策空间上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四者之间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这些风险因素不但可以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同时也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渠道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洪平凡说。
根据报告，在联合国的基准预测模型中，世界经济2012年将增长2.6%，低于2011年的2.8%，更低于2010年的4%。但这一预测的假设前提是欧洲能够有序地解决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将危机控制在少数几个国家，同时美国也能出台可行的中长期财政整顿方案。
洪平凡说，欧洲领导人2011年10月底就如何控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达成的协议未能缓解资本市场的担忧。资本市场的担忧主要出于如下原因：首先，4400亿欧元(5922亿美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即使被放大至1万亿欧元(1.35万亿美元)，也不足以解决欧洲各国的主权债务问题和与之紧密相关的银行业问题。不少分析人士估计需要3万亿欧元(4万亿美元)才能达到目的；其此，欧洲各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最后，即使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可以解决欧洲国家两三年之内的财政缺口，部分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仍面临挑战。
洪平凡说,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欧洲经济今后10年难有作为。他说,一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的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重陷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
此外，美国经济也有很大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根据报告，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为1.3%，预计2012年增长率也在1.3%左右。
洪平凡说，由于美国国会没有能够达成削减财政赤字的协议，2013年后，联邦政府的支出将自动每年削减约1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两项刺激就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将会于2012年初失效，除非国会再为此单独达成协议。如果这两项政策失效，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增长将会比之前预测的减少0.5至1个百分点。
他说，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模型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到0.5%。
谈及国际政策协调,洪平凡说，二十国集团在两年前确立了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但在落实过程中，发达国家片面强调全球经济“再平衡”,忽略了“强劲”和“可持续”,更是忽略了“增长”的目标。事实上,目前主要大国之间的对外失衡规模只有金融危机前的一半,并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构成主要威胁。
他说，一些发达国家积极而片面地推动“再平衡”，特别是要求顺差国通过货币升值来减少顺差，主要动机是这些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复苏缓慢且国内政策空间受限，于是便迫使新兴经济体为拉动其经济复苏作出牺牲。如果国际政策协调达不成它们所希望的结果，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们又会以此来掩饰他们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的无能。
（摘自《中国日报》德国《商报》《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