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4日的北京，春寒料峭。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则热气腾腾。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研讨会正在这里进行。 聂荣臻元帅办公室按聂帅嘱托发来了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从外地打来了电话表示祝贺，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亲自为研讨会题词。到会的学者、专家赞扬了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康世恩、王光英和老将军王平、刘志坚先后作了热情的发言，仿佛这部作品使他们增添了青春活力。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这是多卷体长篇史诗。全书共6卷，约340万字，已出版5卷，270万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中华民族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八?一五”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15个春秋的风云变幻，千余人物的言行与性格，几十次战役的炮火硝烟，均熔铸于这部巨著中。老作家碧野认为：“这部作品对同龄人是重温历史，对年轻人是学习历史。它是抒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一部史诗。”人民大学教授余飘称它：“主题重大，思想深刻，人物生动，场景壮阔，中国气派，民族风格。”评论家李岩说得更简括：“这是一部警世书，又是一曲正气歌!”
研讨会结束，我深受感动，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了《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洋溢正气、才气的老作家、老共产党员李尔重。我很想揭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怎样创作出常人难以想象、一般作家难以写成的警世之作这个奇迹的谜底。
这也是一场战斗
他，1.72米身个儿，面庞上方下圆，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寸发，一双炯炯发光的眸子蕴含着智慧、坚毅与谦和，整个神态呈现出安详、沉稳与朴实。
我开门见山：“您什么时候动意写这部书的?”
他略一沉吟：“说来话长……”
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1931年，他17岁，为了抗日，第一次坐进了国民党的监牢。1942年，28岁的他已担负着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的重任。他的辖区――石――德铁路线两旁6个县的土地上碉堡林立，狼烟四起，仅这段铁路两侧就有日、伪据点220个。有一次，一个排护送他到军区开会。在回来的途中，他带着这个排与敌人打了整整10次遭遇战。这仅仅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八年抗战，他亲眼看到“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场面，他亲眼看到无数的父老兄弟姊妹倒在敌人的炸弹下，为了不做亡国奴，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计数的鲜血与生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自我解放的战争。自那时我就萌发了要写一部抗日战争书的念头。六十年代初，传来一位日本人的话，他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场伟大的战争，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影响之远，都是前无古人的。俄国抵抗拿破仑侵略，出了一部《战争与和平》。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这番话对我很有刺激，当时我就想过，将来我也许可以写一部《新战争与和平》……”
李尔重讲话总是那么简洁，没有一点空话与官腔，语气平缓而逻辑严密，时而带着风趣与幽默，时而伴以相应的手势。
“后来有意翻阅了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其中当然不乏成功之作，但有些书写的内容是局部的、零散的、侧面的，而且有的书对不少问题的看法还比较混乱。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我有责任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给后人以借鉴、启迪。”
“越回忆这段历史，越怀念在这场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留下名字和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们。是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同人民一起，以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写出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每每想到他们，我心里就不能平静。我没有对我爱人讲过：你死了，我也死，但对于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同志，如果可能的话，我愿以自己的死换回他们的生。因为没有他们的光荣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存。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没有权力忘记他们。我这个幸存者有义务歌颂他们，让后代永远记住他们。”
“然而，前几年，无数的革命先烈确实被许多人忘得精光。所谓‘一切向钱看’、‘马列主义过时了’、‘活着就是为自己痛快’等等观念却很流行。一时间，黄潮泛滥，灰浪呼啸，黑色幽默身价倍增，西方的生活方式、反动思想穿上时髦的外衣，纷纷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我仿佛看到了寄希望于中国第四代、第五代改变颜色的杜勒斯们在窃笑。诚然，党中央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明察秋毫，做了相应的部署与反击。作为一名老战士，只有战斗的义务，没有躲避的权力。当今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的烽火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然要经过武装的与和平的长期斗争过程。实在有必要再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涵，使人们警醒起来。”
历史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未来的需要，使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李尔重没有一点失落感或轻松感，相反，却有一种新的战斗即将开始的紧迫感。免职命令公布的当晚，一向沉静的李尔重郑重地向他老伴说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啊，你现在还想写抗日战争?”老伴很惊讶。
他点点头：“是要写一部《新战争与和平》。”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写出来谁给出版?即使出版了，谁看?不拿你当靶子才怪呢!”
儿女们同母亲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投反对票。
李尔重的几位好友也连连摇头：“算了吧，我的三省乒乓总督(他当过三个省的乒乓球领队，《新体育》杂志曾以‘三省乒乓总督’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笔者)，继续打你的乒乓、网球，游游泳吧，别干这费力不讨好、劳而无功的差事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讨任何人的好，劳苦也不想争功。只是觉得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没处出版就留给自己欣赏，我死了就留给孩子们看嘛!”
不管亲属好友怎样劝阻，他照样作他的战前准备――跑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一位老战友见他如痴如醉的劲头，不免感叹：“你还真当成大事干哪!”他答曰：“这也是一场战斗。”
有一天，他接到外事部门转来苏联大使馆的电话：“听说你们有人要写一部《新战争与和平》?”
“是的。”他请出版局转告苏联大使馆：“我向托尔斯泰学习了好的遗产，但我绝不去模仿他。”
“你想在何处出新?”别人问。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了人民的伟大，描述了拿破仑的渺小，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宿命论者。他的立场观点没有摆脱贵族出身的局限性。譬如，他写爱情，都是贵族与贵族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挖出战争的根源。”
对方沉默了片刻，才表示：“祝你成功!”
布阵与调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打仗也罢，写作也罢，都是如此。战斗的决心定了，但如何打法，打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李尔重在书房面壁而立，犹如站在地图、沙盘前部署他的战役。 历阅沧桑，博览群书。他深知“写史贵真”，真实的历史小说才是一面昭示后世的明镜。否则，只能把历史搞乱，就失去了写史的价值。而小说是虚构性的艺术，没有虚构，似乎也很难引人入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他在记忆的屏幕上仔细寻找历代战争文学的特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背景是真实的，而主要人物全是虚构的，并且仅仅是通过四个贵族家庭体现出来的。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也是如此。但这二者都有真实的描写，前者在战争进程的具体描写中，引用了大量真实的电报、信件、通告，甚至当时的作战地图；后者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人物，如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等，则基本上是根据史料记载进行创作的，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可信性。我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有“七实三虚”之说，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由此可见，写真实这一点是可以借鉴的。但抗日战争是现代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战争演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盘根错节，仅仅靠历史文献记载的一些史实不足以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骨架与血肉。几经思忖，李尔重决定：重大事件、重大战役、重要人物的关键言行，要真实无误；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人物真实面貌的气氛与细节，可以渲染，可以想象，可以虚构。
这样，就需要占有大量的正面反面、海内海外的有关史料。“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他多年积累的史料显然远远不够了。
“兵贵神速”。他当即向解放军总部、中央有关单位、各省有关部门发函，索取或购买军战史料及各省出版的文史资料。与此同时，他日夜兼程奔赴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馆查找资料；至于湖北省图书馆，他更是常客。有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是在作后勤准备。”他自认为：“这是在调兵遣将。”
扎进资料的海洋里，有时难免使他眼花缭乱。比如，仅东条英机的传记就看了三部，而内容不尽相同，这就有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消化过程。他称这种情况为“酿蜜式”。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动，史料上根本无记载。如：七亘村之战是刘伯承指挥的，而战史上只有某年某月八路军120师在七亘村获胜几个字。这样就需要围绕此战役细查资料，这叫“辐射式”。李尔重在日本看到过日本报纸登载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两个日本少尉进行杀人比赛的报道，然而，他在北图翻遍了所有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没有查到这篇文章。原来日本报纸的国内版与国外版内容不同。后来在美国出的一本杂志里方才查到，这叫“跟踪追击式”。
为写这部小说，他究竟查阅了多少资料7他自己也数不清楚。可以大言一句：中国出版、翻译、进口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刊报纸，他基本上都翻阅过。
“文学就是人学。”他对笔者说，“只有把人写活了，小说才可读可信。”如何让史料中的人物活起来并走进读者的心中呢?“办法只有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人物，把他们当成人来写。无论是革命领袖、抗战英雄，还是人民公敌、刽子手，以至一个跑龙套的，都要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人来写，都要尊重他们。”
“蒋介石是独夫民贼，但不能把他写成漫画式的人物，他属于反动阶级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绝不是草包。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是极下流的女人，关于她的传记中记载她与几十个人有性关系。但我的小说不能照搬，而要重点突出她的淫荡的政治本质，她出卖色相是为侵略者的政治服务的。”
“血战三晋，阎锡山吓得魂飞胆裂，他不敢坐火车走同蒲路，而骑着毛驴走五台山，这是从一个材料中看到的，很能体现阎锡山的贪生怕死和老谋深算。我就把它借用了过来。”
“也有虚构的，毛泽东派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他们在保安窑洞中，一边烧着土豆，一边谈论着张、杨兵谏之事，谈笑风生，既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又表现了当时的艰苦生活。而这个细节并非凭空臆造，在延安烧土豆是常有的事。”
“每一个战场，每一场战斗，我都创造出最基层的人物形象，即普通的士兵与工人、农民。因为，没有士兵就没有元帅，没有人民就没有历史……”
好!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百姓，都被动员起来，都来参加李尔重部署的这场战斗……
战胜困难
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从事紧张的创作谈何容易。连续的伏案，脑袋像箍了层铁皮，沉、紧而晕眩。有一次站起来险些栽倒。老伴心疼地扶他站稳：“别受这个罪了。你脑血管病还未治好，再累垮了可怎么办?”
“不怪病事。是我没按科学办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味蛮干，只能蚀本。”
至此，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休息时间表：清晨洗冷水澡，上午写作，下午打网球或游泳，晚上看书或会客。2500多个日日夜夜，雷打不动。有规律的生活赐给他健壮的体魄。伏案疾书，他精神饱满；驰骋球场，他龙腾虎跃；会客、看书，他静若处子。
但，他也有不平静的时候。
傍晚，他自球场归来，见到一对对离退休的老夫妇接踵擦肩，或从电影院出来，或从市场采购而归，落日的余辉映在他们含笑的脸上。他心里不禁涌出一股内疚和不安。50多年来与之相濡以沫的爱人，而今却把她丢在一边。自这部小说动笔上马以来，从未陪她上过街，也从未与她坐下来聊聊家常，更没有陪她进影院或逛公园。
“细想起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了!”李老叹了口气对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带孩子们一起玩玩，家里事一概不管。从来不知道发多少薪水领多少票证……”语气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
不要责怪自己了，李老!您在为人民创造精神食粮，您在为历史铸造明镜。人民会感谢您，也会感谢您的夫人及孩子对您的支持。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成就，都是在战胜了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困难中而取得的。您就是一个有力的论证。
小说一至三卷写出来了，还没有出版社敢接。五家出版社几乎持同样的理由
这类书发行困难，我们赔不起。只有成立不久的武汉出版社挺身而出：“我们接!”李老倒于心不忍了：他们的家底更薄。万一真的销不出去，这洋洋300多万字不砸了他们的锅吗?听说有些艺术著作是靠赞助出版的。我何不使使这张老脸找个较富的单位来援助呢?湖北省领导曾说要帮助他出版这部书，但他觉得不妥。那么找谁呢?他猛地想到他在河北当省长时蹲过点的一个地方：晋县周家庄乡。报载：这个乡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人年均收入1300元，农民都盖起三层楼住房，自办敬老院、幼儿园、中小学校，乡镇企业蒸蒸日上。请这个乡给些支持也许不会有大的影响。
于是，他给乡党委书记写了封信，并再三嘱咐请乡党委集体讨论，能行则行，不行就罢，绝不要为难。周家庄乡党委一班人听到老省长的要求，异口同声一致同意。他们说：“不是老省长当年顶着风险保护我们，我们乡的经济发展还不会这么快呢!”是的，为了支持周家庄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当时的河北省省长李尔重曾被 戴上了顶“保守”的帽子。其实，他并不保守，在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在河北，他是第一个支持本省冶金工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各钢厂最先扭转了亏损局面。
河北人民没有忘记他，周家庄乡的人民感激他。《晋县周报》印刷厂高质、快速而优惠地完成了《新战争与和平》1～5卷的制版、印刷、装订任务。厚厚5卷摆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里，人们交口称赞。而今，这家印刷厂正秣马厉兵，投入5卷的增印任务，并迎接第6卷的到来。
笔者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请教了这位老作家。实录如下：
“李老，您的性格是什么?”
“内向型，轻易不显山露水。”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没有。如果说有的话，老子的两句话，我很喜欢：‘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你喜欢什么颜色?”
“绿色。”
“你喜欢什么活动?”
“体育。”
“你自己的格言?”
“不整人。”
“你的信条?”
“要干的事就亲自动手。”
“你恨什么?”
“敌人。”
“你爱什么?”
“同志。”
“人类最高的美德是什么?”
“爱人民。”
“你的嗜好是什么?”
“读书。”
“什么书对您教益最大?”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最能说明并发展马列主义哲学观点的是毛泽东这三篇著作。”
“你业余时间写了多少书?”
“20多种。”
“你最满意的是哪些?”
“最满意的没有。比较满意的是中篇小说《赵四小姐》及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
“业余创作影响工作吗?”
“不。二者是互为激发、互为促进、互为提高的关系。”
“你最尊敬的伟人是谁?”
“毛泽东。小平同志说得好：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你对青年人的希望是什么?”
“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有所作为。”
“你对干部的希望是什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你对同龄人说几句什么话?”
“退出工作岗位不是退出革命；我们不怕死，但力争活着；尽可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要适量；生命在于精神，精神要开朗，生命在于工作，工作要有方。”
“你得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待我从这部书中‘解放’之后，要写一部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比较文学。”
“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祝您成功!”
“谢谢!成功归于人民。”
(编辑 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