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往来接触面日增、贸易额上升，加上适逢美国大选年，贸易摩擦开始呈现有增无减的态势。 近期，中美在化学品、汽车零配件、光伏等产业的贸易争端不断，并由低端产业逐步向高端领域蔓延。
国家商务部的《全球贸易摩擦研究报告》（2011）指出，美国对华的贸易调查自金融危机以来，从无间断，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范畴上出现的摩擦尤为频繁。
美国参议院于今年3月5日通过了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补贴商品关税的权力。
而在2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已宣报启动美国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举亦有助奥巴马实现从2009年到201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
大选年加剧经贸摩擦环境
表面上，这些举措旨在保证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但适逢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奥巴马要向选民表现出捍卫公众利益的形象，相信其实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总统大选本身不会引致经贸摩擦，但它会营造产生摩擦的政治环境。一般情况下，大选年中美经贸摩擦跳不出以下的过程：声称自己利益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受损，或提出非经济理由来遏制或制裁中国，以为那些针对中国某类产业或某项政策的措施开路，并援引美国国内贸易法要求联邦行政机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劳工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开展相关调查，甚至直接实施对华贸易制裁。又或通过州的国会参、众议员提出法案，同时在媒体大肆炒作。
由于在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采取对华强硬的态度几乎全无政治成本，因此只要主张不是极端到损害美国利益，两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民，都会表示支持。而最普遍利用大选年政治气候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美国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及其行业协会，另一类是工会组织。
很多时侯，美国政府会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扫除美国企业的出口障碍，譬如频频向贸易对象的政府施压，迫使对方按美方要求改革贸易体制、开放市场，为美国企业出口提供更多机会、更多便利。
以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为例，政府绝非只是企业的出口促销员，而会动用各种政府资源，为企业扩大出口铺路搭桥和保驾护航。出口路径和渠道的开拓殊非简单，而是必然要触及到双方的贸易规则、法律规范、交易习惯等制度性的深层次问题。
可想而知，今后美国政府实施“出口倍增计划”之后，必然会将其经济强势的地位和在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今年内加剧，对我国政府和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信心还未完全回复，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可说仍然相当脆弱，因此美国要通过各种手段快速恢复国内经济。
可是，美国政府既希望发展对华贸易，但又要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既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国的发展。开放贸易整体而言对美国有利，但贸易收入的分配，对美国不同阶层或行业的人是利是弊，却有很大差异。加上高失业率会引起民众的不良情绪，使美国在推行开放贸易的同时，也同时扩张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利益集团要保护自身利益，只好迫切要求在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发声，大大增加了中美经贸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贸易保护势力越增强，中美贸易摩擦也会因此而加剧。
如无中国，美国的出口会更疲弱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有几点认识。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上升，美一直处于逆差局面，但相比起中美贸易逆差的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美贸易所占部分缩减了约20％。此外，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没有增加美国进口总量，虽然自1990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增加，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进口的商品总份额已经下降。
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相对下降。如果没有中国，美国的出口定会更加疲弱。从各种研究已清楚说明，贸易逆差为美国带来的利处是显而易见：不单抑制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节约生产成本，同时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消费剩余，获得更价廉质优的产品。
其实很难看到中美贸易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比起贸易逆差，美国就业率的下降与国内投资的减少和出口下降应该更有关联。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自有原因，而中国过去由于劳动力的优势，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带动下，转移了很多原有亚洲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目前40%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是由美国公司下订单，这些贸易额计算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但贸易利润本身却会被汇到美国本土，可见说尽管对美贸易有顺差，但并不等于中国因而享受到当中的实际利润。
《华尔街日报》2010年底刊登的《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一文尝试揭开中美贸易逆差的谜底。两名专家在文中通过对苹果手机的全球贸易链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终组装工序，但贸易额却全部算在了中国头上，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我们手上拿着的美国高科技产品，通过全球贸易链之后竟然成为100%中国出口的商品。所以，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才是中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近几年出现较大逆差，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出口中，存在着诸多的政策壁垒和歧视性障碍，如对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集成电路、卫星传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与技术，实施种种限制。
这种对华出口的严格管制，在中美贸易中大大制约了美方充分发挥其产业比较优势。出口管制削弱美国很多本来具有优势的产品的竞争力，还间接培养了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因而令受到管制的产品，需求往往大幅减少，同时，一些本有优势的产品则会在不利的环境下渐变劣势产品。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而我国又处于被动，更应积极应对，从被动变主动，力求减少所受影响。
我国出口行业中，仍有一大批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出口企业完成产业升级，建立产品个性化竞争优势。而对于那些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考虑直接在海外设立公司，使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并有效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
当下美国国内需求并无大增，而美国实施“再产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则可能会导致产能在较短时期内急升，过剩产能就只好通过国际市场消化，即必须扩大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实体经济的不断充实和产业链的完善，对部分进口产品的需求和依赖降低。
因此，在美国出口和进口此增彼减的双重压力下，中美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升级。我国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格局，扭转过度集中在对美出口的局面，开拓更为广阔的新兴市场和非传统市场，走出口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在中美贸易出现争端时再陷于被动。
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
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中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使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时，往往为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并就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成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有利借口。
故此，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体系改革步伐，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快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改善其他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美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尽可能以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去响应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这样不仅能培育我国行业协会和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减少行政成本，也能为政府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
美国国会修改《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另一更严重的隐忧是国际自由贸易正由WTO主导转向FTA（自由贸易协定）式双边或区域贸易下的“自由贸易”，令国际贸易步入“冲突/博弈”的新阶段，使WTO规则面临被边缘化之风险。
中国若未能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各种FTA博弈，那么在冲突日增的国际贸易上则更为不利，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阻碍中国从贸易大国跨越到贸易强国，这比美欧等不时在WTO框架下向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危害
更甚。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很多重要资源的供应上仍然要依赖外国，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又在人口老龄化下逐渐消失，欧美制造业持续回流的趋势更是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在未加入双边或区域FTA下吸引实质外资的难度增加，而中国在WTO框架下多年争取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将受到挤压。
若欧美主导的FTA迅速成长并逐渐取代WTO，那么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加剧，如FDI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会和国际资源的布局，将优先在FTA协议国布局。而FDI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等，恰是支撑中国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支柱，一旦国际技术减少外溢，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将难以突破，须密切留意。
在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形势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构建公正合理的中美贸易沟通管道和对话机制，建立21世纪良好的互信互利、合作共赢关系，对于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复苏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必然选择。
（作者为香港特区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香港利丰研究中心高级经理）
美国实施“出口倍增计划”之后，必然会将其经济强势的地位和在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今年内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