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历史背景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在讲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是个好的文件,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十三大报告，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个别提法有所调整，即通篇没有出现“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和邓小平的反复提示，是有很大的关系。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等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时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要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十三大报告是这样论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彻底抛弃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1989年“六四”事件后，有人借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重新修改十三大报告。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适当加强集中。”这个提法不仅重提计划经济，而且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视为“板块关系”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和十三大报告“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以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等等提法相比较，显然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吴敬琏在2012年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说，19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很严重）、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政治问题归咎于市场取向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正是在两种思潮激烈交锋和“开倒车”活动很活跃的背景下，孕育了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
实际情况是，针对当时的倾向性思潮，1991年春邓小平的上海谈话，就体现出来了。有人因此把邓小平的上海谈话视为次年南巡谈话的预演。只是有些人听不进去，或者是没有听懂。如果大家都听进去了，都听懂了，就不会有次年的南巡谈话了。邓小平1991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视察上海。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江评论，其作者是曾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的四篇系列文章，基本精神脱胎于邓小平上海谈话的内容。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凸显几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明确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蕴藏着资本主义幽灵。”3月22日，发表第三篇文章，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责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第四篇文章，即《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主题是要从组织上人事上保证改革开放，受到一系列的大批判。不仅如此，10月7日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领导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把大家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此时也同时受到北京大报的围剿，几乎是针锋相对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
1986年至1990年，邓小平至少先后四次提到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作为中国改革的主要选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知内情的人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早已有之，但他生怕党内不接受，达不成共识，会导致党的分裂。邓小平深知，只有统一全党思想，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因此他在北京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直到南巡谈话时系统地提出来。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谈话的要点包括五个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还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并提到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年广久。邓小平南巡谈话是这样说的，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
三、从春天再出发，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0年前的春天，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世纪伟人邓小平35天的南国之行，犹如浩荡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这次南巡谈话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分水岭；20年后的今天，正值党的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社会各界期待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再次为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短短20年，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10年前，中国冲破重重阻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跨越式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20年来，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数人的梦想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舞台上变成现实。安徽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傻子瓜子专卖店里，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在选送各种炒货，20年前身陷困境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摆脱困境，如今已成为资产过亿元的现代化炒货企业，加盟专营店达到数百家。
20年来，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指引下，伴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和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走向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20年间，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2012年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将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基本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与基本上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使全国经济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如果说，“十一五规划”是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二五规划”要达到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那么，“十三五规划”则要达到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是相辅相成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中提出来的。
应当这样说，1992年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和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偏重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转变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上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至今还直接控制着全国很大一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金融资源、矿产资源,等等，市场还不可能在市场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要素市场的发育还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极大地障碍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科学发展的全面推进。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深刻论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后腿。”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的第二次转型。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那么，第二次转型则是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人为本，以公平为准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把社会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惠及全体人民。而城乡一体化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与其相联系，必须把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职能不转变，经济社会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政府转型成为影响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全局性因素。中国新阶段（即发展型阶段）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都是同政府转型滞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要解决这些矛盾，都有赖于政府转型的新突破。一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政府依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只有当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制度化，政府才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有效地缓解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三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责任。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15%。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2008年达到0.47。体制机制不合理，是个重要原因。四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的问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已经从1978年的2.56倍扩大到2000年的2.81倍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由此派生的城乡差别，是由政府构造的，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使命，必然要落在政府肩上。五是解决腐败现象高发问题。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之所以难以有效地抑制，固然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政府还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资源和资本，资本一旦和权力相结合，加上监督不到位，就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滋生腐败现象。
如果说前11个五年规划的重点是放在“强国”，那么，从第12个五年规划开始，则是把重点放在“富民”。把强国和富民有机地协调起来。而为了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十二五”规划体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资源节约为着力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已经超出经济的范围。要通过公共需求转型，以及政府转型，构建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即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政府转型即强化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