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存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作为附着在封建社会肌体上的痈疽――避讳，也随之土崩瓦解。避讳陋习随着首义的枪声虽已湮灭在烟波浩渺的时光深处，但回眸因袭了数千年之久的避讳“潜规则”，仍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肉跳。
避讳须从识字始
避讳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更是朝野的一门“必修课”。稍有不慎，轻者廷杖，重者遭诛。生活在清末和民国年间的蔡东藩（1877－1945，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曾经谈到幼年时私塾先生教他讲究避讳的情形。他写道：
“……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元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至学、庸、论、孟统共读过，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小子全然不懂，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塾师写出玄字、烨字、胤字、弘字、?字、宁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应缺末笔。’……小子仍莫名其妙，直待塾师详细解释，方知玄字烨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历字是清乾隆帝名字，……人民不能乱写，所以要避讳的。”
封建帝王或“圣人”的名字，一般老百姓不能乱写乱用，遇到这等字样一定要想法避开或改写，这就是避讳。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五花八门的避讳
避讳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周礼?春宫》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最初的用意只不过是后代子孙不愿别人直呼其祖先的名字，用其他字来代替，以示敬意。但这个陋习自秦形成定制以后，历代因袭相沿，竟达两千多年，制度越来越严，方法越来越多，种类五花八门。对帝王和“圣人”要讳，各级长官要讳，家中尊长也应讳。凡是用到和他们名字相同的字，就得改字、改音、空字或缺笔。与帝王或“圣人”名字相同的一般老百姓的姓名以及地名、物名、官职等等，也都要加以改变。到后来，不仅是他们的名字，甚至凡是他们引以为讳的，老百姓便也都须避忌了。
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
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邺（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丘字必须缺笔，写成斤；同时还不能念丘，而要读成某或区。凡姓丘的，也得改成邱。
秦始皇名政，改正月为端月。汉吕后名雉，讳雉而把这种鸟改为野鸡、山鸡。唐代避讳方法更多。太宗名世民，就将民部改为户部，此外还改世为代，民为人，同时规定：士大夫不准任与其父祖名字相同的官职。如父名卫，则不得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父名军，不得做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位，等等。如若不然，“冒荣居之者，徒一年”。即官职名称跟家长犯讳就不能当这个官，不然劳改一年。
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宋高宗名构，于是媾、诟、逅、够等五十多个字都必须避讳，一个也不准用。清圣祖名玄烨，玄枣改成元枣，玄姓也一律改为元姓，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袁世凯称帝，因忌讳下令将煤铺墙上的“元煤”字样一律涂掉，“元宵”一律改为“汤圆”。因为元、袁谐音，元煤者，“袁没”也；元宵者，“袁消”也。窃国大盗自不会往自个头上扣“屎”（死）盆子。
皇帝避讳登峰造极
在封建社会里犯了讳，特别是帝王们的讳，就是“大逆不道”。轻则杖责，重则身首异处，可不是闹着玩的。
南北朝时，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生。有一次，朝臣辛子炎和他议论政事，不小心把“署”字读成了“树”，这下可触怒了高欢，立刻喝令杖责，把辛子炎痛打了一顿。
明太祖时，杭州有个徐一夔给皇帝写贺表，上面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明太祖读了异常震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于是给他以严厉的惩办。
到了清代，犯讳更成了文字狱的因由。雍正八年，有个叫徐骏的上书给皇帝，一时粗心，把“陛下”写成了“狴下”，马上就被革职。后来，在他的诗集中又发现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说他侮辱满清，处了死刑，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因为他作的《字贯》一书的凡例，犯了康熙、雍正的庙讳（帝王活着时忌讳的字叫圣讳，死后所忌讳的字叫庙讳）和乾隆帝的御名，乾隆大为震怒，认为是“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因此杀了不少人。
乾隆四十四年，江西的祝廷诤在所编写的《续三字经》中，没有把清朝的国号抬写，便被认为“实属罪大恶极”。祝本人被戮尸，孙子祝浃兄弟也被诛杀。
上行下效避讳成“疯”
帝王和“圣人”的名讳犯不得，就是一般长官的名讳也是犯不得的。南宋时有个名将叫赵范，在楚州做官。一次，有个姓赵的艺妓来投靠他。赵范问她来干什么，她回答：“因求一碗饭，方才到此。”赵范因为她不仅触犯了自己的名，而且还触犯了父亲赵方的名，一怒之下，竟喝令部下把她推出斩首了。可怜艺妓香消玉殒，到死也不知此为何故。
在避讳上，文人士子同样风声鹤唳。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诗而闻名的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时，巡历至一郡。郡守设宴，令歌妓唱《贺新郎》词以助酒兴，其中有“万里风帆何日到”之句，因唱词中的“何日”与“活日”谐音，杨大人听了颇不高兴，立马接口说：“万里昨日到。”郡守大窘，随即“拘捕”了这个歌妓。
同为封建文人的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与杨万里截然不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韩愈所写的《讳辩》一文。事情是这样的：韩愈劝他的朋友李贺考进士，有的人就散布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不应去考进士，否则就是犯讳，就是不孝。韩愈写《讳辩》为他辩护，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在当时可算“另类”。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