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家》首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其文风。所谓叙述，我认为也可以说就是用语言指陈事实的过程。名与实之间的联系，历来渠道缠绕，有简切者，也有繁复者。用美国作家来打比喻，福克纳的名实之间就很繁复，甚至语义再生语义；而海明威却很简切，语义仅仅指陈事实，然后，让事实本身呈现意义，《老人与海》便是明证。海明威的文风，当然受到其记者生涯影响；巧的是《十四家》作者，据说也是一位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倡导过“新新闻主义”写作，其中包括文风，也包括文体。二十多年过去了，《十四家》正是我当初倡导“新新闻主义”写作时的心仪之作。
我很欣赏作者的写作追求，包括文风，更包括叙事。用几乎没有修饰的语言，把基本的事实陈述出来，就像觉悟之后的塞尚一样，山和树都是本来面目，连风和光这些容易讨好人的修饰都去掉了。无论是《十四家》作者，还是塞尚，这样做当然有这样做的力量。
我们看看翟益伟家的一个生活小故事：翟益伟到深圳打工，母亲和三个孩子留守贵州老家；一次，翟益伟托人带回三百元钱，给一家老小买粮吃；老大翟莎却想给自己买件像样的新衣裳，老二翟兰知道这是口粮钱，见说服不了姐姐，便把钱一把夺过来跑了，翟莎急得拿起菜刀去追赶妹妹；翟兰跑了一阵回来，弟弟告诉她翟莎上山了，翟兰以为姐姐是到母亲的坟上去哭诉，她上山一看，姐姐吃了农药趴在那里……最后，翟莎是救过来了，三百元钱却交了医药费。
这个故事的力量，就源于生活的面目没有被语言遮盖，而呈现出本身的深沉和多义：十五岁的妹妹知道这三百元钱是口粮钱，十六岁的姐姐能不知道？相濡以沫的姐妹，何以要用菜刀相逼？十六岁的少女想穿件好衣裳，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她喝农药寻死，难道不是这种理由最惊人的陈述？那么，最后那三百元钱既没买上口粮，也没买成衣裳，而是交了医药费，这当然是悲剧，但它却是一个不只一种意义指向的悲剧。
《十四家》是一部纪实文学，写了中国西部的十四个家庭，而且是在与东部的对照中来写这十四个家庭的。从作者的总体追求上看，他写十四个家庭的基本人生，是想通过这种基本人生写出人生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意义。人可以穿得花枝招展，但那是衣裳；人可以吃得脑满肠肥，但那是脂肪；人可以擦得光鲜水灵，但那是皮肤……只有《十四家》这种在柴米油盐的人生基本形式里的基本生活，才是骨头，是生活的骨头，是人生的骨头！能够如此对生活和人生入骨三分，是《十四家》最打动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