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洋葱皮”上的作文――何伟(美国) 我的学生在薄如洋葱皮、又很便宜的纸上写作文。他们的英文不怎么好，但有时这反而使字词更有冲击力。一个英文名叫亨特的年轻人写道：“我父母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告诉我他们吃过树皮一草根等等。那时：候外公外婆观念不开放，不让我妈妈上学，因为她是女孩。?另外一名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她的头发变成银白色，有几颗牙齿松动了。但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努力干活。”坚忍和勤劳是我的学生共同关注的主题，他们喜欢写自己家里的事情。国家大事经常让他们感到困惑，“我是中国人，但我很难看清我们的国家。”一个名叫埃蕾的女生这样写道，“我相信许多年轻人像我一样困惑。”
他们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长大的第一代中国人。我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农村，当他们还是小孩时，中国的人口仍有80％是在农村。他们的父母许多都目不识丁，奶奶外婆有些甚至还缠过足。我的许多学生都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他们所学专业是英语――这是一个新科目。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就把外部世界视为威胁或机遇，在这两种看法之间摇摆不定。邓小平上任后，鼓励对外贸易，到上世纪90年代，所有初中和高中开始把英语列为必修课。中国面临严重的英文教师短缺，我的学生将来大多数会去小城市教书。
在完成“和平队”的工作以后，我作为记者继续待在中国，并最终在这个国家住了十多年。其间我亲眼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香港回归、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等等。以前的愤怒偶尔会倾泻而出，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群众的示威。1900年以后，中国几乎每10年就会有至少一起重大的政治大变动发生，这正是中国在20世纪的叙事方式。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纪，这也是我的学生对过去如此敏感的原因所在。
或许正是这种对痛苦历史的认识造成20世纪90年代与众不同。这是现代中国首次没有重大骚乱的10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变。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近10％的速度增长，摆脱贫困的中国人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多。
多年来，我仍然与100多位我以前的学生保持联系。便宜的“洋葱皮”作文纸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邮件和手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在教书，他们生活在小城市，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以前的村子因为移民而变得死气沉沉，就像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一样。一个名叫玛吉的女士不久前给我写信：“只有老人和小孩待在家里，所有人都离开了。”(原载《青年参考》)
迈尔斯的入学难题――Jen Ambrose(美国)
我们一家住在北京郊外的昌平，这里没有国际学校，只有中国本地小学。在8岁的儿子迈尔斯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我们反复思考后，决定请私人家教在家教他。
但每过一两个月，我就会问自己，让迈尔斯在家学习而不是上中国的小学，是不是个正确的决定。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有很多原因，比如，我们需要他在一些非中国节日，有比较长的假期，这样可以回国探亲或者在中国旅行，我觉得中国的学校可能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久前，一个美国朋友携全家一起来到昌平，暂居一年。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8岁，母亲是一位语言学家，因此非常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利用这一年时间在中国上学，学习基础的中文。于是，在他们抵达昌平后不久，母亲就开始着手联系当地小学。
这位母亲是有备而来的，在美国的时候就从网上查到了一长串昌平小学的名字。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但很快，她就发现这一长串数字和字母里没有一个是有效的――不是电话没人接，就是电子邮件没人回。我帮她从另一位朋友那里问了一个学校电话，但那个电话仍然没有人接。
这位母亲就想，要不干脆直接去学校吧。于是她径直去了学校，试着按美国方式预约校园参观时间。其中一所学校设施非常现代，让她印象很好，但后来校方告诉她，学校“可能不能接收外国学生”，因为之前从没接收过外国学生，而且只收进来两个孩子，不知道如何安排是好。
据这所学校介绍，以前国家规定只有设国际部的学校才能接收外国学生，几年前这个规定取消了，任何学校都可以接收国际学生一一但需要注意的，这里说的是“可以”，不是“必须”。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四处打听，居住在昌平的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家庭是如何处理孩子入学问题的。结果，没有任何一家是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读书的。巴基斯坦和苏丹的孩子每天乘车去使馆读书，即使不堵车，路上单程也要花一小时。而且这个方法也不适用于美国孩子。
最后，这位母亲给昌平一家私立寄宿学校打了电话。因为不打算让孩子在学校住宿和吃饭，她希望可以跟学校谈谈看。但她还是没有成功。校方回复说，即使晚上不住，学费、住宿费、餐费一样都不能少。
现在，这位母亲和我一样，请了一位家教在家教孩子中文口语和阅读。而孩子们其实非常享受这种学习方式，中文也在迅速提高――尽管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学习方式。(原载《?望东方周刊》)
佐佐木重返中国记――关田刚司(日本)
我在中国已经工作了十余年。不久前我与上世纪90年代刚到上海时工作的公司老同事聚会。当年年轻强壮的小伙子、小姑娘们，现在都有些发福，但个个穿着得体讲究，一身名牌。看了他们的名片之后更是感到变化之大――“董事长”、“总裁”、“总经理”比比皆是，反倒是当年的老板被“降级”了。
当年曾带领我们奋斗在商场第一线的佐佐木总经理1996年被调到上海工作时才40岁出头。在日本总部，他是个连小课长都算不上的基层员工，到了中国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高级公寓、有专车，家里虽有夫人作为专职家庭主妇。还另外请了两位保姆，一个打扫卫生，一个烧饭做菜。
当时，日本企业刚刚进入中国不久，需要大量的市场调研报告和广告咨询、广告投放等方面的服务。加之自动化办公设备还不发达，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疲惫，常常到深夜才能结束。
那时佐佐木身上有非常强烈的日本“工作狂”味道，上班时像个“魔鬼”，非常难以相处。
有一次去客户处开会，车行驶在高架上，他说要看看我做的报告，结果看后他大发雷霆，其中有一页调查数据笔误了。因为当时电脑中还没有办公软件，调查报告都是靠手工一个个输进去以后再用计算机算出来的，通宵加班难免出现差错。他把资料撕得粉碎，并通知客户改天再拜访。
当时在车上的中国员工个个目瞪口呆，都说他做得有些过头了，不就是一个小小数字的错误吗?在客户面前解释一下就行了。后来尽管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报告中还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纰漏，我也学到了一个教训，但还是从此对他的行事风格心怀敬畏。
2002年，佐佐木被调回日本总部工作， 时隔十年他又被公司派到上海。有意思的是，他再也不是当年的“工作狂”了，没有了一点狂傲之气，反而变得十分谦卑。他对我说：“你这10年一直坚守在中国是对的，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我已跟不上这里的节奏了。”
如果他留在中国工作的话，按工作资历来说应该是这里的董事长了。但是从日本再回来中国，他却从10年前就有的董事总经理头衔“降”到常务副总经理，他的徒弟们都已经超过他身居要位了。这大概是他发出感慨的主要原因。
10年前，外国人看中国总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这里落后，生活水平低彼时，中国的生产技术也远不及国外，加上中国人的消费力不高，大多数外国人即使来也只是随大流来探探“风声”而己。
但10年后，时过境迁，中国的商业市场逐渐形成并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纷纷抢滩中国，甚至开始将中国市场当做主战场，只有公司精英才能被委以如此重任。
重回中国后，佐佐木告诉我一个体会：“我兜了一圈回来，发现这里很陌生，现在要想在中国当总经理不是从前那么简单了，必须要先在总部担任‘取缔役’(类似董事会成员)这样的职位才行!”(原载《嘹望东方周刊》)
疯狂的音乐――Nick Rely(南非)
人们起初不会注意到它。但它总在那儿，藏在背景之中，让你视而不见，却总是在影响你的情绪和心理。这是什么呀?答案很简单：噪音。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噪音已习以为常，以致充耳不闻。我在中国生活的日子不短，但只是当我从家乡南非回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中国真是一个十分喧哗、吵闹的国家。这绝不是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如“人太多”或“车太多”，而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噪音，纯粹是为了吵闹而制造出来的。我想，噪音几乎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志。
我和不少中国朋友聊过这事儿，当他们意识到我说的是事实时，都哈哈大笑。我首先想说的是商店和餐馆里播放的音乐。
在大多数星期六，我都会与女友一道去逛商场，当她在无数遍试衣服时，我通常忙于听音乐，或至少我尝试去听……由于我们通常都是中午去的，我注意到，我们去的几乎每家店每周都在播放同一首歌曲。起初，我一边等女友，一边听任耳朵里被“灌注”着同一首歌，接着我意识到所有的店永远都在播放着同一张CD，他们让歌曲不断重放。他们居然能一天8小时听着同一张CD，而不会像我一样想拿头去撞墙，我真是感到惊讶……
我还注意到其他怪事――在两方，对什么人放什么音乐，这是门心理学。较柔和的音乐适于安静的环境，像鞋店和书店，但在北京的外文书店里，我听到的却只是类似于重金属风格的音乐。我去过的店够多的了，他们都把扬声器摆在门口，冲着无辜的行人播放震耳欲聋的歌曲!
这难道是为了吸引顾客进店?难道是为了用店外的吵闹，衬托出店内的宁静从而吸引我们冲进去?我不敢确定。我敢确定的是，如果在一家麦当劳店里的CD播放机里播放着疯狂音乐的同时，我同时播放《终结者》的电影原声带，来这里就餐的顾客肯定依然慢条斯理地啃着汉堡包，对施瓦辛格声嘶力竭的“我会回来的”吼叫声充耳不闻。
我经常去我家附近的一家餐厅，他们在过去两年放的是同一首歌曲，最糟糕的是，这首歌在播放的过程中总是要停顿几下。看来，CD即便质量不好也还照样被重复播放。我真的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中国的商店“经理”有所帮助，让他们时刻注意他们所放的音乐――在西方，这是经理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