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言说经典建构，也许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内心的冲突。经典化问题，在西方世界曾引发激烈争论，在当代中国，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争执，也一直不绝于耳。很多人认为，新时期文学时间较短，不符合布瓦洛所谓经典长时间段标准，且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形成真正经典。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研究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方法和路径，就面临巨大的学理挑战。不可否认，中国当下的文化状态，对经典的解构非常强烈。学者陶东风曾愤怒地对“文学大话风”进行指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生活节奏也很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在现代化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这样缺乏经典塑造连续性的大国。也可以说，经典问题是中国特殊文化语境的产物。而恰是这种特殊性，造就了中国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冲突表征和叙述难度，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呈现状态。
晚清之前，中国文学经典化，已形成封闭自足的权威体系，那就是以儒家正典为外在楷模，以教化与和谐为圭臬，以审美性为补充，并以古体诗和散文为文体正宗的经典权力秩序。这种经典体系，与中国的等级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而晚清之后，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经典标准也发生改变。然而，布鲁姆所推崇的，由经典作家和作品形成的现代文学审美自足性的权威经典秩序，并没有真正形成。现代中国并不具备审美化文学经典成为绝对权威的创作主体心态、读者接受语境与宽松的外部政治与经济场域。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不可避免带有政治权威的影子。中国作家的“影响焦虑”，不仅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来自西方经典文学，更不能摆脱“救亡”的压力。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在20世纪至今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压倒文学场域自足性经典权威构建的努力。在这种发展逻辑下，政治标准就有可能成为文学最大的经典标准，如“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新时期之后，文学自身审美经典化才慢慢被彰显出来。但这个过程依然充满挫折。它既来自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固有逻辑，也来自外部文化语境。由于民族国家叙事的宏大性，它易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述自身合法性，因此，它很容易在政党意志指挥下，结合革命叙事某些道德性质素，并体现出一定通俗市场化特征。它至今依然是文学场域最具资源性的权威话语。而“现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似乎成了文学形成“共识”最具合法性的叙事形态。然而，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权威话语的心态，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学”的经典内涵。而经济场域在80年代中后期不断壮大，在促进通俗文学发育的同时，通过和政治场域结盟，不仅减少了纯文学经典化的文学资源，更不断将文学变成消费符号。它利用传统通俗文学的故事性，且使文学经典化过程沦为大众娱乐形象，使其丧失符号信誉性。某些以通俗面貌出现的写作，因现实的压抑，也会转化为解构狂欢，无情嘲讽所有重塑宏大叙事的企图。新世纪某些网络文学，就表现出这一特点。而在某些作家的野心下，解构性创作也会变成恶意炒作。这种现象在西方也存在，但都不如中国来得如此触目惊心。
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不能被很好经典化。很多学者对建构新时期文学经典抱悲观态度，认为经典建构合法性，已让位于解构合法性。然而，从外部逻辑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形成，需要现代文学经典的参与。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过程，在新时期以来呈现出“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内在逻辑。可以说，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强大解构风潮，可以说更从侧面表现出了“建构的焦虑”――无法真正寻找并确立经典的焦虑。另外，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底蕴，不断上升的国民素质，政府的关注，文学体制的维护，民间蕴藏的巨大文学激情，都是我们建构新文学经典的基础。至今世界上也很难找出中国这样有巨量文学基本人口的国度。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化，可以有以下方法和路径以备参考：
一，相对恒定的标准，依然是新时期文学经典确立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布鲁姆看来，经典的形成会经历“影响―焦虑”、“冲突一竞争―超越”两个阶段。而竞争性、焦虑性、普遍性和陌生性，是经典文学的标准③。而著名学者童庆炳认为经典化要有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④。新时期文学情况复杂，各种文学经典化标准时常发生冲突，这也加大了经典化难度。人性的深度，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体察，勇敢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原创性的独特文学语言，还应成为新时期文学相对恒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也相当于普遍性和陌生性)。而文本之间的竞争与影响的焦虑，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及其他标准，则应成为“次级标准”。当然，这也存在问题。因为所谓普遍人性深度，现实批判精神与原创性文学语言，有赖于文学批评家的权威阐释，而谁又能保证经由批评家遴选出来的作品，就是优秀经典?于是，这仿佛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然而，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对这些标准的坚守，依然不可动摇。因为守不住这个底线，也意味着文学经典标尺的沦丧，那些一味沉溺在解构快感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就有可能成为文学自身消亡的掘墓者。经典的建立，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召唤”(阿尔都塞语)，或仅是权力场域的话语等级塑形，它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内心文化信仰的表征。对经典的解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对经典的重新建构。比如，电影《大话西游》虽是对《西游记》的一种解构，但它却彰显了对爱、自由和责任的现代思考。而那些缺乏建构意义的恶搞，则仅仅满足了某种“恶趣味”的文化心理。
相对比而言，在西方背景下，对经典权威性的解构，既存在无原则的消解，也有一定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对经典所代表的权力秩序的质疑，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世界掀起经典修正运动，很多学者认为，西方文学经典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有浓厚的白人男性作家的影响，而少数族裔、女性作品则受歧视和冷落。这种对经典的修正，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文学经典的游戏规则，只不过内涵更加丰富了，外延更广阔罢了。例如，在美国当代文学经典中，美籍西班牙人、美籍亚裔和土著印第安人的作品，正在被美国高校普遍采用，而传奇小说、哥特式小说、幻想小说等亚文类，也在逐步被接纳。甚至斜杠小说(同性爱)、粉丝小说(科幻)等提法也被经典化广泛吸纳。然而，这种经典标准的滑动，是建立在核心标准上的外延扩大化。莎士比亚、但丁、歌德、雨果等经典现代文学名著，依然享有文学教育、读者接受等领域的崇高地位。而库切、帕慕克、耶利内克等当代精英化作家，也在世界范围内，经过经典化过程，成为新的纯文学经典。
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是经典标准的扩大化，而是在前现代、后现代与现代缠绕的悖论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标准无法真正确立的尴 尬。而这个新经典化过程，因“共识”的缺乏，现代性品质不健全，变得异常艰难。这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话语标准的混乱有关。当代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旋律式的官方经典标准，民间通俗性标准与文学精英性标准，三者之间的冲突和纠缠十分激烈，而彼此通约的努力，往往将作品变成“四不像”的东西(例如，民族国家叙事似是目前唯一可通约的叙事准则，然而，在《亮剑》等较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中，我们依然会发现几种经典标准的激烈冲突)。而普遍人性深度、原创性语言、文学批判性等文学场域核心标准，往往在不断迁就、躲避和规训之中，丧失应有的核心地位。比如新时期诗歌，是经典化程度最差的文类。尽管舒婷、顾城、海子等当代诗人具有一定接受面，但新时期直到新世纪以来大量优秀诗歌和诗人，却被排斥在经典范围内，并不断受到恶意消费炒作的干扰(如不断出现的裸颂、梨花体、包养等诗歌事件)。这些干扰，破坏了诗歌形象，严重阻碍了新时期诗歌的经典作品，被更广泛地接受。真正具纯文学经典性的作品，往往缺乏发现者和赞助人。同时，尽管金庸武侠小说、部分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正在逐步地被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体制接纳，但由于文学经典标准的模糊，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经典性，及它们介入经典化的方式，都存在不少问题。
二、文学工作者对文学经典标准的坚守。因此，文学工作者对文学经典标准的坚守，就变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文学工作者，既指文学创作者、高校文学教师、文学研究者，也指各级文学管理者、文学编辑与文学出版家，媒体和网络的相关工作者。一方面，首先这种坚守就要做到在经典标准的基础上，坚守作家表述和艺术探索的宽容度和支持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经济和政治实力上升，重塑宏大叙事性的努力，有削平多元化的均质危险。而文学工作者，从某种程度上，掌握文学话语权，无论是发表出版、还是推介和肯定，他们的选择意义重大。然而，目前文坛也存在作品均质化情况，创作千人一面，在主题、题材、语言、人物上都十分相似，热衷于故事性或虚假概念性，缺乏思想和艺术创新勇气，擅长对深刻问题的躲避，这无疑与文学工作者的规范和引导，有一定关系。对文学经典基本标准的坚守，要勇于接纳和推荐与文坛主流风格不同的作品，特别是具独特个性和深度的作品，才能有效促进当下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目前的出版和发表环境，很多追求文学先锋性和艺术性的作品，特别是思想性强的作品，很难发表，更难以经典化。例如，王小波的小说，一直在小知识分子、普通大众中拥有很高的纯文学认可度和权威性，然而，由于王小波小说的思想力量，及小说审美趣味的异质性，导致他的作品，即使在他死后，也很难进入当代文学史一流作品的行列，这无疑令人深思。韩袁红曾对洪子诚、吴秀明、李平、陈林群等学者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有关王小波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些关注，首先集中于王小波的杂文，或者散文随笔创作，将它们纳入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相关章节中，而对王小波的小说分析仍然相对较少，较为严肃的专节分析，也仅限于《黄金时代》。”陶东风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探讨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的规律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博弈。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在启蒙文学与纯文学两个“精英化”阶段，而90年代后，自下而上的“去精英化”占据了文学潮流主导，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文化使经典建立的自主性下降，变成了经济行为的被动模式。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不仅存在去精英化的努力，重塑纯文学经典的努力，实际从未停止过。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小波的《红拂夜奔》，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呼唤与细雨》、张炜的《你在高原》等作品，都可以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化意识非常强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炜长篇小说近作《你在高原》。这部小说创造了人类小说史上长度的纪录，它不仅有史诗般的恢弘结构，深邃的思想，也有更为丰富鲜活的语言创新。高原成了一个象征，一个人的最后心灵归宿和骄傲不屈的灵魂高地。这也是张炜自从《九月寓言》后，多元艰苦的心灵探索的产物。现实和想象，浪漫和批判，复古与现代，都以雄浑开阔又摇曳多姿的融合姿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而这些当代文学史中具经典化努力的作品，如果要成为真正拥有巨大影响的经典，特别是成为跨越国界的当代文学经典，还需要文学工作者们持续的努力。
另一方面，文学工作者还要坚持经典标准的边界，树立纯文学的区隔意识。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认为话语权力是通过区隔来实现的，特别是知识性话语。一是通过注释，不断地将新的阐释，加于原始意义之上；二是稀缺性的追求，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坚守，保证话语的核心意义；三是学科原则，通过话语的分类，实现对话语的控制。我们看到，文学场域中经典的形成，离不开这样的活动方式。阐释性保证文学话语能生产出更多的意义能指，而稀缺性则有效地利用了符号魅力，布迪厄称文化的这种稀缺性，是文化能力的稀缺性和文化习性的稀缺性。我们看到，它也是文学的基本核心标准，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场域的自身特征的体现。而学科原则，则是通过文学教育来实现文学经典化。文学在对区隔性的坚守中，才能抵抗政治和经济场域的侵蚀，并成为大众对当下意识形态反思的审美精神力量。具体到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就是不能盲目扩大纯文学边界，坚守文学的独立自主意识，对来自政治和经济场域的干扰，有清醒的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李陀等批评家以“重提纯文学性”为口号，在文坛引发广泛争议。然而，既便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下，会出现卡勒所说的“鉴赏性阐释”与“表征性阐释”的对立，但当下文学的经典化，依然不可缺少。新时期文学至今已经历了30多年，期间很多优秀作品的创作成绩，都经得起经典标准考验。虽然我们可以从文化研究视角，对一切文学文本进行表征性阐释，如对“十七年”革命小说的再解读，对通俗文学等亚文学文类的再研究，但这绝不是我们取消经典信仰意识的必要前提。我们在文学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分析中，不但应加强问题意识，还要加强经典区隔意识，以便形成真正的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伟大的传统，学者赵勇引用利维斯的话说：“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在布鲁姆看来，经典不仅是对古典作品的推崇，更是要形成不同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即经典性价值成为关系性产物，成为具有谱系性价值关系链的经典系统。而某些专家“厚古薄今”的态度，则既是对当代文学成就的不公平认识，也不能真正促进文学经典化的持续生成。而实现这个伟大传统，需要文学工作者坚守纯文学的区隔意识，在坚守中传承文学的经典核心标准。
三、规范政治和经济场域对文学的影响。文学作为弱化的、缺乏完全自主性的话语权力，其场域必然受到政治和经济场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不能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就会出现文学经典的自我消解。规范文化消费行为，特别是对经典的消费，防止恶意行为对文化的遮蔽。而规范政府的文学行为，则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大，国家迫切需要文学经典，而文学生产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政府对文学的关注和投入，对作家的扶助，都令人瞩目。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一是要真正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坚持积极健康的引导的前提下，不能以资源的优势压倒文学品质的优势，使纯文学作品，在发表、出版和传播途径中举步维艰。二是防止政治和经济场域对文学场域过度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为扩大文艺合法性基础，确认文化领导权，常使很多非文学性作品，不断取得纯文学的确认。各种政府化的文学行为，浪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只是产生了行政化的虚假文学繁荣，却没有产生多少经典。这种边界的模糊，身份的杂糅，区隔的丧失，其结果事与愿违，阻挠了经典的产生。区隔的缺失，导致文学标准之间的稳定性差，文学符号稀有性难以真正形成，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渗透人民间和学院，强力制约并压抑纯文学标准的确立，特别是导致文学审美性和思想批判性的匮乏，而文学消费性和政治服务性却被增强了。而区隔的缺失，也使“独立批评”难以实现，“当代批评”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红包批评”和“主旋律批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书记诗人车延高诗集《向往温暖》的获奖，就是非常好的案例。车延高的“羊羔体”诗歌，之所以引发争议，其原因不仅是诗歌质量，更因为车所代表的政治权威身份，及文化市场经济对文学的伤害(例如，羊羔体提法的问世和炒作)，使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成了鲁奖的最大看点和卖点。而鲁奖本身的思想性和纯文学标准则被大大降低了。人们热议这些诗歌，也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政治身份引发的话题快感，市场权威对文学符号的经济刺激。而受政治和经济功利驱使的文学，也容易变得浮躁，从而失去打造经典的耐性和投入。在布鲁姆看来，“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决定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起来。”而在中国文学内部，布鲁姆所谓追求“超越的焦虑”，正在很多作家身上消失，更多浮现出来的是挣钱的焦虑和出名的焦虑。而由于区隔无法真正建立，而导致通约也无法成立，而这两种情况，加剧了文学内部的纷争和内耗。而这些情况，在另一方面，则反映为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在结盟，试图通过对边缘化文学的体制化收编，达到新一体化策略。在这个过程中，被窒息的是文学的活力，是文学本身喷薄而出的叛逆性力量。这种倾向，也体现在对80后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引导和规训上。80后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兴起，有着经济权威的影子，也部分反映了当下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和现实批判。然而，不断加强的网络文学双重审查制度(网站审查与官方审查)，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网络文学，正在被不断阉割掉批判现实的锋芒。
四、加强文学教育中新时期文学经典的作用。按照布迪厄等专家的观点，学校教育在文学经典的传承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中小学生课本，甚至大学普及类读本，如某些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在文学经典讲读上，依然是重古典轻现代，重视抒情浪漫，而不注重选取那些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开发学生创新力的新时期文学作品，这也造成了文学教育普及题材单一、选材狭窄等弊病，人为造成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文本接受的断裂。很多学生都是上到大学中文系后，才开始接触新时期文学。而这时候，青少年求知欲和审美接受能力最强的阶段已错过，审美陌生化的冲击，可能引发学生们在阅读接受时对阅读难度的不适应，进而放弃深入思考和探究。例如，《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在必读书目中，以120篇古代诗文为推荐目标，而现当代文学作品，则一笔带过，由教师选择推荐。在课外读物推荐名单中，也以古典和外国作品为主，有部分现代文学作品，如冰心的诗歌，对当代文学作品，则“建议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及近年来优秀作品中推荐”。又比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阅读与鉴赏”课程目标“第八条”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而在附录部分的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推荐名单中，以古典文学作品为大多数、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如《老人与海》、《巴黎圣母院》)、部分现代文学作品(如《边城》、《女神》)。对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必修课程还是选读课程，都没有专门条目，仅在附录指出“当代文学作品，建议教师从近年来发表的各类中外优秀作品中选择推荐”。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撰者和指导者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忽视，无疑不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更不利于中国文学经典谱系的塑造。
就我个人的教学实践来看，随着新世纪通俗文学的兴起及网络传媒的发达，学生们的经典阅读量在普遍下降，文学阅读时间在减少，而学生们的审美品位也越来越褊狭，更注重较轻松愉悦的通俗阅读，或较为抒情的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而就新时期文学的接受而言，学生们的口味，偏重抒情作品，不重视思想的深刻性。提到海子的诗歌，就是中学选读本上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海子其他抒情名篇《四姐妹》、《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麦地》等，却因为涉及爱情，或思想的深度，而被中学文学教育拒之门外。又比如，韩东的《大雁塔》是一首反抒情的第三代诗歌代表作，它有利于学生们摆脱抒情的制囿，深入思考人生。然而，因其反思味道的冷峻，这首诗也在被排斥的行列。更不要说在新世纪出现的新乡土诗、新传统主义诗歌等流派的经典化了。即使在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当代小说课程中，学生们对余华、莫言、苏童、格非、王小波、韩少功等经典当代作家及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兴趣，也都在大大降低。在我的一项问卷调查中，在一个50人的一年级中文系汉语言本科班级中，没看过余华和莫言小说的人，竟占差不多三分之一(很多同学对莫言的阅读兴趣，还来自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更不要说新时期文学中时间稍远的刘心武、王蒙、张洁等作家了。即使大学四年，经由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师的讲解和熏陶，这些大学中文系学生对新时期文学经典的阅读量，甚至还是少于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经典。这显然与中小学教育中，新时期文学比重偏低，选材狭窄有密切关系。当然，对中小学文学教育而言，经典的传承有塑造民族文化认同、规范公民伦理等外在要求。然而，对审美能力和创新力的提倡，也离不开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塑造。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不同地域进行文学教改实验，都取得了一些反响。比如，著名批评家汪政，探索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学文学教育的可能性。既然当代文学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在中 小学语文教学中，可用来激发孩子们的审美创造力，那么，离我们生活更接近的新时期文学的精品，也完全可以加入中学文学教育经典化的行列。
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和学生的生活年代最贴近，如果选材得当，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和兴趣，也容易为学生们创造性接受，真正形成美学素养，培养文学趣味。而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看重，本身也是培养民族国家文学经典的连续性和发展能力的体现，有利于培养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强化经典传承的自信。例如，很多新时期以来的优秀诗歌，非常适合诵读和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例如，诗人杜涯的《秋天》，诗人路也的《木梳》等诗歌，语言优美，思想健康，深刻感人，审美创造性强。而就小说和散文而言，即使是当代名作家的精短名篇，例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迟子建的《雾月牛栏》，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也很难在较广泛的地域，进入普及性文学教育课本和辅助教材，而只能作为大学中文系选读篇目。这既不利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对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也是严重低估。近年来，由于国学热影响，民国时期的《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等老语文教材，在不断热销。而这些课本，在提倡传统经典的同时，也非常推崇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这都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经典的崇拜心理。如果新时期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经过认真遴选和改编，突出其文学性与接受性，相信也能取得不亚于国学的教育效果，特别是在中学以上程度的文学教育。我们可以仿照中华书局在30年代刊印的《初中学生文库》(共80册)，以丰富的辅助性教材，不做硬性学习规定，以选读和审美兴趣培养为主，提高中学以上程度学生的新时期文学经典的阅读量。
五、做好经典阐释性工作。这主要是指注意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特别是做好现场文学批评的工作。有些人认为文学现场研究学术性差，不值得浪费精力。但是，如果没有大量认真、细致的文学介绍、分析和推荐文字，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积累，就会无从谈起。而严肃认真的文学现场批评文字，也可以让读者有选择地阅读，加强文学经典的认知过程。目前，很多有远见卓识的大学教师和文学工作者，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经典化并不等于权威化，更不等于单纯维护现有文学史秩序。对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塑造，也绝不仅是用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加上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现代意识，对现有的当代文学学科的神圣化。目前我们的文学体制，延续了一体化时代的某些特征，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性质、文学史格局和内部秩序，文学史的政治性干扰，都存在着诸多问题，真正个性化，讲求文学自主性，又是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还有赖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成果，既要有新的史料发现，也要有新的观点和新的作家的发现。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精神能力的体现。而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能否成功，有赖于文学家、政府、媒体与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其实，对当下文学的经典化，还是验证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我们应该而且能够以更为宽容的心态，更有耐心的建构，来塑造我们心目中的新时期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