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零 1969年10月出生于浙江台州。写诗，随笔。现居北京。 最近迷上了“五四运动”，很喜欢周策纵的那本《五四运动史》。循着这些千丝万缕的线索，我一点点地寻找并梳理自己感兴趣的关于“五四”及受“五四”影响的蛛丝马迹。喜欢上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晚清以来对中国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不用我赘言。胡适曾说过，民国前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他文章的影响的。我最先对他有所留意的是在十几年前，偶尔看到毛泽东有一篇文章，谈到康有为和梁启超时，我注意到，全国人民谈到这两个人，都是用“康梁”，独毛的文章里，用的是“梁康”。年轻时我只对漂亮丰满的姑娘感兴趣，对屈辱、恶心的晚清史基本上是看到就翻篇，唯恐避之而不及，有时真想从自己的记忆里把这一段历史抹去。所以只对“梁康”两个字留下了一点印记，现在回过头来一想，毛肯定是有自己的用意的，在中国，姓名的排序，往往体现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其实毛自己也被人排过一次序，那个著名的“朱毛”一词，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的电脑里打不出“朱毛”一词的连写，但愿这跟政治无关，只是我电脑的毛病）。
后来知道在“五四”这一天游行示威，跟梁启超有关。如果没有梁启超，“五四”的叫法，可能就会变为五七运动，或者其他日子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缘起是因为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梁启超听说美国等列强即将同意日本在山东“承继”德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梁启超是当时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顾问，立即致电在国内的好友林长民，也就是林徽因他爹，他后来的亲家：“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指那几个谈判的代表――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这一天是五月二号，林徽因她爹多聪明的人啊，马上会意，立即把来电通报给媒体，第二天北京的各界人士看完消息后，明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完全失败了。北京的学生本来决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号，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举行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大游行，当又一次看到自己的祖国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当即决定马上举行游行示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比原定时间提前了三天，梁启超是始作俑者，是直接的挑动者。
后来我就开始留意梁启超，并狠了狠心，花巨资买了一套他的全集，那些书很多地方我都看得磕磕绊绊的，有些章节看不明白，直接就跳了过去，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篇著名的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清代学术概论》，这个序洋洋洒洒五万多字，比蒋百里的原文还要精彩，后来只好作为独立的书来出版，这本书出版时，蒋百里又反过来给梁启超作序，这一路发生的事情真是精彩无比，民国年间的好多事，只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清代学术概论》的最后一句：“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读至此，我真有一种哽咽在喉间，“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是每一个人的追求，既是毛的追求，也是蒋的追求，既是梁的追求，也是我的追求。但我个人却忽略了他的前提：“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因为自己的浅薄，我无法感知我的先民给我留下哪些伟大的遗产，更因为自己的无知，我往往在心里对自己的先民及长辈骂骂咧咧，前几日网上有一句话深得我的同感：“我曾经有一个做富二代的机会，可惜我爸没抓住。”我也曾经有一个做官二代的机会，同理，我爸也是没抓住，如果他当年不是那么死心眼，连党都不屑一入的话，现在的副总理中，有一个估计就是他了，而不是他那个同学。我心里对老头那个恨啊，只差当面质问他那张老年斑渐现的脸了。
一扯就远了，“五四”的事，都扯上我爸了。还是回到革命的现实主义上来。
我前面说的都是运动，运动在中国就是造反，城头变换大王旗，血流成河，尸体堆得像小山似的。人口一天天少下去，马屁精一天天多起来，唯有“五四”，把政治搞成了一个不见血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要废弃文言文， 提倡白话文，破除迷信，追求科学， 还有一点最关键，那就是反对旧礼教，追求自己喜爱的姑娘。说到追求自己喜爱的姑娘，我想起另一个人来，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人，他叫胡兰成，他也写过一篇《五四运动》。只不过，他是文章的作者，而不是运动的亲历者。
很多人烦胡兰成，一提起他就想到那是一个汉奸，除了勾引张爱玲，还勾引过无数的女人，许多的学者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卫道士，似乎这样，真理就握在了手中，就掌握了话语权。我刚接触到胡兰成的时候，对他的书也是不屑一看，心想，一个汉奸，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呢。这还真是受了那些批判胡兰成的人的影响，我当时都没看过胡的书，就跟着别人下结论，人云亦云，这毛病可能还不止我一个人有，许多人都有。
喜欢胡兰成是看了他的《今生今世》，没看完就喜欢上了，一边看一边喜欢，一边喜欢一边惊叹，民国以来的文人，从没见过文章有如此漂亮的，挥洒自如，率性，从容，妩媚，没有杀气，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见。他对自己写文章的态度：“打天下亦只是闲情，我此书能被当作闲书，有事时无事时可以常看看，即是我的得意了。”（《山河岁月》自序）现在，我正在看他的书，我是他的得意之一。
胡兰成一辈子都是苦主。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穷困潦倒的状态下渡过。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可到最后也没有拿到那本中学的毕业证书，按现在时髦的说法，胡是自学成才，在他的一生中，既没有家世背景，又没有同学帮忙，既无师承，又无学历，在仕途上，要跟官二代去抢饭碗，在情感上，要跟富二代去争女人，好在绍兴人脑子活络，事业上虽然弄得一败涂地，情感上却也如鱼得水。他的一生靠的全是自我的拼搏，那句闽南语“爱拼才会赢”，就好像是为绍兴嵊州的胡兰成量身定做的。
但是他最后却输了。活着的时候输给了命运和他所供职的政府，死了到现在，输给了舆论。简单地梳理一下胡兰成的一生，发觉那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他其实就是一个比别人多一点小聪明，情商稍高一点，但最后命运比别人更加坎坷的“绍兴师爷”。1906年胡兰成出生在嵊州的胡村，七岁入胡村小学读书，十五岁随他的表哥吴雪帆去杭州蕙兰中学读了四年书，后因编辑校刊的事与校方发生冲突，临毕业前被开除了，所以最后他身上连中学毕业证都没有。十九岁那年，也就是1925年的9月，他的父亲病故，一个月后他与第一任妻子唐玉凤结婚，婚后和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四处外出打工，以维持家用，结婚以后他和老婆聚少离多，第二年，在他二十岁时，有了大儿子阿启，直到二十五岁，第二个孩子棣云才出生，二十六岁时玉凤病困交加而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胡兰成在老婆病死前一个礼拜出门借钱给她治病，直到老婆死那天，也没借到钱。当他听到老婆死讯时，实在走投无路，再回过头去到两天前借钱不给他的干妈家，强行打开柜子，取了六十块大洋，才把玉凤的丧事给办了。玉凤死了没几个月，他的小女儿棣云也活活饿死了，这件事他是直到五年后才知道的。因为老婆一死，他就把家里的房子地产全卖了，作为路费，去广西打工去了。留下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及一双儿女，让侄女青芸照顾。
胡兰成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岁的五年间，在广西的南宁、柳州和百色等几个地方做中学老师，刚到南宁那年没找到工作，还生了一场大病，又是贫困交加，差一点死掉。后来找到工作后，生活上勉强能够维持，他于二十七岁时在百色与全慧文结婚，三十岁时，因在《柳州日报》上发表文章，引起广西地方当局的不满，被逮捕，在监狱里坐了三十三天的牢后，被保释出狱，这时广西已经呆不住了，1937年，也就是胡兰成三十一岁时，他携妻子全慧文及儿子宁生回了嵊州老家胡村，这时他才得知女儿棣云早已死了。
1937年对中国是个不祥的年份，对胡兰成也是一个坎。1937年前，也就是胡兰成三十一岁前，跟政治基本上还没有瓜葛，他甚至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现在在外打工的许多农民工也是不懂政治的，多挣点血汗钱养家是正经事，管他谁当皇帝，只要有饭吃，能把家照顾好，对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是一样的。三十一岁前的胡兰成仅仅是一个为了生活而四处抓狂、飘荡的小知识分子（如果称得上的话），靠教书谋生，并养活一家老小，他跟全慧文有了两个孩子，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只带了儿子回到嵊州老家，女儿小芸留在了广西。1937年初，他们回老家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望了他在南宁教书时的同事古泳今，这古泳今此时已是上海《中华日报》的一名编辑，看胡兰成生活那么困难，便约他为自己的报纸写稿，以便让他挣点稿费养家。胡兰成的这下半辈子的命运，全因为这一次约稿，改变了。
胡兰成给《中华日报》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讨论中国的手工业的，另一篇是分析当年的关税数字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马上被日本人的《大陆新报》译载，不久又被转载于一本更加权威的《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胡兰成在广西的五年不是白呆的，那五年是他专心读书，也是初学写作的五年，是磨刀的五年，打基础的五年，在广西时他把课余时间全用在读书写作上了，还恶补了那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西江上》，还寄给了鲁迅一本，希望得到指正。查1933年4月1日的鲁迅日记：
晴。午后复施蛰存信。下午寄蒋经三以《一天的工作》一本。往内山书店，得《版芸术》（4月号）一本，五角五分。得姚克信。得胡兰成由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得母亲信，三月二十七日发。
由此可见，胡兰成给报纸写两篇小稿子，还是游刃有余的。事情坏就坏在他的稿子写得不错，引起了报社社长林柏生的注意。林柏生曾经留学俄国和法国，回国后即跟随汪精卫，1924年汪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担任汪的秘书，为汪的亲信和汪派骨干人物之一。林柏生主管汪系宣传，随汪精卫出洋赴法国时在欧洲创办《留欧通讯》杂志，1929年回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创办《南华日报》，任社长。1932年，蒋汪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林又奉汪指示，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在林柏生的主持下，一中一南“两华”日报，成为汪精卫派系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林柏生看上了胡兰成的才华，邀请他担任《中华日报》的主笔，胡兰成是因为要挣钱养家，急需得到一份工作，因为这时，他的负担更加重了，他与全慧文婚后已有了两个孩子，胡村老家的儿子及侄女青芸也需要他照顾，他此时家无余钱，身无长物，能进报社工作，对于他，已是最好的职业了，换成你我，周围有那么一大堆人等着嗷嗷待哺，此前因为家里没钱，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已相继饿死。而此时恰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邀请你去做，工资虽然还不算高，但还是能勉强养活家人，你我会不会考虑推辞？会不会因为这是一份汪精卫的报纸，而不是蒋介石的报纸，就宁可把家里人全饿死，也要保持节气，不去工作？我想，是个男人都会去的，因为对于他这样无任何背景和学历的人，这是他此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就是这么一份工作也没维持多久。这一年的7月，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8月，“八一三事件”发生，日本海军向上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回击，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战事一发生，报社就停止发薪，此时胡兰成进报社才两个月，不巧的是，胡的妻子全慧文此时又将生产，胡兰成真正的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孩子生下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窘迫，没钱买奶粉，胡兰成就接碗白开水搅和搅和，充当奶粉，没钱买菜，胡兰成就去菜市场转悠，运气好时，能捡回来几片烂黄的菜叶子回家，一家人，产妇和孩子，总算能喝到一碗菜汤了，孩子生了病，没钱去看医生，他硬着头皮找到林柏生，两次也只借到可怜的十五块钱，最终，婴儿还是因为没钱看病，死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因为连饿带病而死的孩子。这个孩子从出生到离开，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呆了二十天。至此，他已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三个亲人，因为贫困，无钱看病，死了。
这一年的11月初，“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报社同仁就地解散，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去了香港掌管《南华日报》，胡兰成走投无路，上海呆不下去，回老家更不是办法，最后，他只好带着家小，跟着林柏生去香港。从这一刻开始，胡兰成因为人穷志短，更因为走投无路，更不忍看着家小一个个在自己的眼前活活饿死，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痛，不管他的内心愿不愿意，为了活下去，他都只能跟着林柏生，他渐渐地滑向了道德的深渊，自此，他开始了他新的另类的人生，他要渐渐地融入、并成为汪系集团的一份子了。
从《南华日报》的小编辑开始做起，一步一步走到了成为汪精卫的私人秘书、《中华日报》总主笔、汪伪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这一路的艰辛，只有胡兰成本人才能体会得到。汪精卫周围的人，都是他的亲信，唯有胡兰成没有任何背景，靠的，是一支笔，他是靠写投汪精卫所好的时政文章，拼命为汪氏集团造势，起的家。在政治上，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即便他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写了那篇著名的《战难，和亦不易》，汪精卫那些亲信，也看不上他。在中国，即使做汉奸，也是要论资排辈的，也需要地位、资历和功绩的。所以，胡兰成始终是被排除在汪精卫的核心集团之外的。
1943年底对胡兰成又是一个转折。这一年胡对于汪精卫已是局外人，在政治上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在情感上，俘获了此生最大的一份礼物――开始了与张爱玲的相识、相知与相爱。
政治上的起落原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像胡兰成这样的人，上面高兴了，可以让你上天，不高兴了，也随时可以让你入地狱。1943年，胡兰成从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到被降到法制局局长，直到被罢免在家，其实在这之前，汪精卫已经逐渐抛弃了他，汪伪集团的人也不待见他，身不能容，政见也不能容。他只好在家靠写写文章度日。这一年的11月，胡兰成在有日本大使参加的酒会上，结识了日本的一名使馆工作人员池田笃记，两人一见如故，此后池田频频去胡家造访，两人关系日渐亲密。这一天，池田在胡兰成的桌子上看到他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万一千字，是胡兰成花了三天才写完的，文章的结尾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必将败亡，而汪伪政府也必将覆灭。若要挽救，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议会，如当年的孙中山那样等等。胡兰成的这两个结论后来都应验了，可在当时，不管对日本，还是对汪精卫，都是不可接受的。池田看完后，认为有义务向上司报告，于是把文章译成日文，一级一级地转到了东京，最后连前首相近卫、现首相石原都看了，随后文章又辗转从日本传回国内，并在驻华日军中广为流传，并且，最后还被送到了汪精卫手上。胡兰成一听就慌了，心想，大事不好，马上和老婆约定，如果哪天他外出没有回来，要立即去找池田营救他。胡兰成无愧于他的聪明，12月7日，胡兰成被诱捕入狱，入的是汪精卫的狱。他和汪伪政府的缘分，从1937年开始，到1943年恩断义绝，也就六年时间。
池田是个很讲义气的哥儿们。他觉得胡兰成的事，因他而起，他有责任帮助胡出来。于是通过使馆的各种关系向汪精卫施压，终于在胡兰成在汪精卫的监狱里坐了四十八天牢以后，被释放了出来，一出监牢，胡兰成毫不犹豫地坐上了日本大使馆派来的车，因为还有一辆车也在监牢门口等着他，那是林柏生派来的车，胡兰成看都没看，胡兰成这一次，把宝押在了日本人身上了，因为他已经明白，自己在汪精卫的地盘上，是不可能有善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汪精卫，把他推向了日本人的怀抱。
胡兰成的人生到现在，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11月，也就是他三十一岁那年，他与全慧文的第三个孩子因为无钱治病，出生二十天便夭折了，为了活命，也为了家里人的生存，胡兰成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林柏生去香港，从此便投靠汪伪集团、踏上了成为汉奸的被后人诟病的不归路。第二次是在1944年，这一年他三十八岁，因为那篇反对汪伪政府的文章的传播，被汪精卫下了大狱，最后靠的是日本人营救，才出了狱，此后，胡兰成毫不犹豫地把宝押在了日本人身上，因为他看明白了，只有日本人才能保护他，让他活命。事实上胡兰成一辈子都算不上什么人物，无论地位和影响，在整个民国期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投汪以及媚日，只关乎个人的生存，是为了活命，而与整个时局，并无太大关系，这是一个小市民的局促和狭隘。他结交的日本朋友池田，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此后他的更加曲折的人生，全是因为池田的安排和照顾，才得以苟延，才有了与张爱玲的相爱，才有了东渡日本，有了《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有了去台湾的中国文化学院教书，才有了带出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这对台湾的文学天才，胡兰成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带出了这两姐妹。
参与营救胡兰成的，不仅有池田，还有张爱玲和苏青。苏青也是不得了的民国奇女子，她曾把圣人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动了一个标点，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俨然一个女权主义者。苏青在上海办了一本杂志，叫《天地》，苏青和胡兰成是旧识，杂志出来就寄一本给胡，那时胡还在南京当法制局局长，胡兰成就是在《天地》上看见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才迷恋上张爱玲的。而张爱玲此前也听说过胡兰成这么一个人，这才有了胡兰成被关在监狱时，苏青和张爱玲跑到周佛海处，为他求情。胡兰成出狱后，向苏青打听张爱玲的地址，两个人这才见了面，见面以后的事情，大家已经熟知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胡兰成已经是结了第三次婚了，在他当上宣传部次长的时候，他就与全慧文离婚，而与一个叫英应娣的舞女结了婚。张爱玲事实上是胡兰成与英应娣之间的第三者。这一年是1944年，胡兰成三十八岁，张爱玲二十三岁，4月，胡兰成与英应娣离婚，5月与张爱玲订了婚书，张爱玲成为胡兰成的第四任妻子。
我在三十八岁时也遇上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结局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互相爱慕一段时间后，互道珍重，互相目送对方走远。因为我没有胡兰成那般决绝和超高的情商，每见一个女子都全身心投入，能狠下心来抛弃前一次遇上的姑娘。而我遇上的那个姑娘，祖上也没有什么官运和绯闻，既跟李鸿章扯不上边，也跟张佩纶拉不上关系，所以我成不了胡兰成，她也不会做张爱玲，我们只是食人间烟火的平常男女，分开以后，互相有点牵挂，这已是最好的结局。
张爱玲在婚姻问题上敢作敢为，像极了他的爷爷张佩纶。张佩纶字幼樵，当年在追求李鸿章的女儿时，也是有勇气的，并为晚清留下了一段花边新闻。张爱玲的爷爷是晚清的“清流四名士”之一。一天，李鸿章召张佩纶进府谈事情，张佩纶看见李鸿章的女儿写的诗，赞叹不已，当时就引为知己。李鸿章随口说：“小女尚未婚配，幼樵有合适的人选帮着留意留意。”张佩纶问：“才学地位要什么样的？”李鸿章说：“像你这样的，老夫也就满足了。”听到这话，张佩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对李鸿章说：“门生刚刚丧偶，而女公子又是文字知己，所以斗胆要求当相爷的女婿了。”李鸿章居然答应了，这才有了张爱玲她爸，然后才有了张爱玲。当时在民间还有副对联，大大地损了李鸿章和张佩纶爷俩一回。上联是：“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下联是：“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与张爱玲结合之前，胡兰成的文采，也仅仅是体现在时政社论的写作上，真正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开窍，如果说他此前在广西时写的那本《西江上》也算文学作品的话，其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游记散文，最多也只能在报纸的副刊上发一发。胡兰成后来自己都说：“我二十几岁时在广西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是三毛十七八岁时所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他是在遇上张爱玲之后，文章这根筋才被打通，他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张爱玲是他文学上的导师，他后来回忆起张爱玲对他思想上的改变：“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入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张爱玲让胡兰成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创作得到了自由，没有了循规蹈矩。胡兰成的成名作《山河岁月》是1947年，也就是他四十一岁时，在温州开始写的，而那本我喜欢的《今生今世》，是1954年在日本开始写的，及至1959年完成，用时五年，写完时，他已五十三岁了。胡兰成的文学创作受惠于张爱玲，而张爱玲的许多小说的题材，又从胡兰成处得来。这两个人的结合，成就了民国文学史上的两颗灿烂无比的文学双星。
胡兰成的《五四运动》收在他的《山河岁月》的最后一篇。题目虽然起的是《五四运动》，可写的内容，却是没有丝毫的身体上的动作，有的，只是心在动，情在动。
胡兰成有个表哥叫吴雪帆，也就是他十五岁时，跟着去杭州读书的那一位。胡兰成的《五四运动》，写的就是他的表哥以及表哥的两位同学刘朝阳以及崔真吾与各自的女友间的关系。“五四”以后，青年男子都会作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他们不喜开会，不惹群众，而和朋友或爱人白日游冶，夜里说话到雾里月斜。刘朝阳在厦门读大学，读一年就要来杭州打半年工，以积蓄学费。他有个女友，每年都要在他来杭州打工时，过来与他相会。这一次两个人在杭州相会，是讨论婚姻的。“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单被枕，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就是这样的青年，在这样清新的世界里讨论婚姻，这是多么让人艳羡的一幕。那个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刘朝阳不等她说完，顿时就拂袖而去，和她分了手。对于刘朝阳，以前的好仍是好，而现在的分手亦没有遗憾。这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五四”青年，后来刘朝阳做了齐鲁大学的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那时的青年气性太大，而受委屈的，只能是顾家、柔顺、处处为婚后的生活着想的姑娘了。
崔真吾也在厦门大学读书，跟着鲁迅编《朝花》旬刊。后来鲁迅去了中山大学，他也跟去，全不顾是不是耽误了毕业，那时候的青年对于毕不毕业都是无所谓的，只要跟着自己喜欢的导师。崔真吾是宁波人，在广州时喜欢上了一个同乡女孩，但是那个女孩已经订了婚，退不掉，女孩结婚后，他却始终单身，再也没动过重新找一个女友的念头。女的痛惜他，他敬重那个女孩。后来那个女的生了孩子回老家，崔真吾千里送京娘，路上给她抱婴孩，并约定年年马缨花开时，去她夫家的村子去看她。后来崔真吾在广西，被黄旭初杀害了，黄旭初在广西，做了十九年的省主席。胡兰成说：“故乡白云天涯，唯有村前马缨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他的表哥吴雪帆家里也给他订了一门亲，但表哥不喜欢，要让父母退掉。吴雪帆的父亲说：“退婚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的。”吴雪帆便自己登门，和那女的在楼上说了老半天，下来后告诉女方的家里人，说要带女的去读书。女方家里以为两个人和好了，便欢天喜地的答应。哪知吴雪帆是为了使她思想开通，让她明白解除婚约，对于两个人，都是好的，而不是憎恨她。那个女孩上学后，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两年后女孩读完书回家，快到家门口时，忽然流下泪来对吴雪帆说：“你不用问，此刻我哭泣，心是静的。”以前的谦卑和柔顺，这一刻都变得端庄，到了家里，她就同母亲一起，取了庚帖，还给了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胡兰成的表哥抗战时死在了严州，灵柩回乡里，女的去祭拜：“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象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会儿才上轿走了。
胡兰成说，“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高洁，朴素。他讲了三个小故事，三个受“五四”影响的青年，三段不同的人生历程。那当然是“五四”以前所不可能出现的人生。就是胡兰成自己，不也是“五四运动”后的产物吗？他的文章，他的性情，他的人生际遇，他的对女性的毫无节制的追求，这些，只可能在“五四”之后，才允许在中国出现。胡兰成写的《五四运动》只关乎人性，没有政治，没有叵测的世俗心，他说，“五四”对于中国是个分水岭：“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五四”那年胡兰成十三岁，在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读书。正是懵懂之时，我想，胡兰成此后的生命，有多少是没有受到过“五四”的影响的呢？就拿他自己的情感经历来说，张爱玲之后，与他有过婚约的女人，还有周训德、范秀美、佘爱珍等，这还不包括他寄居在日本人家里，与女主人一枝长达三年的恋情。“五四”的反对旧礼教，追求男女的自由恋爱，胡兰成是做得最好的，不管是他的文还是他的行动，都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他仍然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他那对待女性的每次都签订婚约的认真与诚实，其实是对这个世界诚实，对自己认真。一百年，两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民国，人们会发现，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以及他的《五四运动》，是最真实的历史，个人史，也是人类的进化史。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虚假的东西太多，水分太多，而胡兰成，至少是真实的，他给历史留下的，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生命轨迹，和他那个时代在他身上刻下的有着切肤之痛的烙印。胡兰成1981年7月25日下午，在东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死时佘爱珍陪伴在身旁。死后葬于东京福生，墓碑上刻有自书的“幽兰”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