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塔•帕特南（Alita Putnam），出生于美国阿拉斯加州海恩斯市，在俄勒冈州的林菲尔德学院读完本科之后，又在位于费尔班克斯的阿拉斯加大学学习了一年，2008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
帕特南曾在罗马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教授过英文，现生活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市，攻读一个关于中世纪冰岛研究的学位。
时间大约是1989年。
我们在周日早晨出发。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天空阴云密布，空气略带潮湿，橘黄色的风向袋一个劲地拍打着金属杆。码头上，我腹部朝下趴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爸爸在卸货，他将牛奶和奶酪丢进身旁货舱的冰块中，饼干和面包放进了火炉下面的深抽屉里。后来，他的棒球帽的帽檐，连同他耳际的缕缕头发一起消失在船舱内。
码头的下面，蚌类长成了奇形怪状的群落，用手指一碰，它们的圆形边缘就会猛地张嘴一咬。我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以让前臂在水中伸得更远，碾碎了的混凝土刺痛着我的胸部和大腿；水挤压着我的皮肤，暗淡的光线使手臂弯曲成古怪的角度，还使手指呈现出鬼怪般的绿色。
海湾的小鱼们轻啄着我的手背，它们的触碰像是蝴蝶用毛刷般的潮湿翅膀轻抚着你。我的倒影在水面上晃动，头发散落着飘过耳际，刘海在倒影里摇曳生姿。我眨了眨黑色的眼睛，透过水面上自己的倒影，再次看向水下，那里的淤泥闪烁着灰金色，小鱼们聚集在一起，忽闪着快速地前后游动。我是没办法抓住它们的――我试过――所以我让手随波逐流，把手弯曲起来以抵抗寒冷。一艘起航的船激起层层波浪向岸边冲来，我的手也随之前后摇摆起来。
周日的早晨，山岗上的教堂已经热闹起来。我听到有人在敲钟，想到一定是那里的孩子们在玩耍；他们穿着皱巴巴的外套和粗糙的衬衣，胡乱地敲打着大钟，然后咯咯地笑着跑开。这时，爸爸唤起了我的名字，我赶紧把手臂从水里抽出来，在衬衫上擦干，顺着铝制栏杆欢快地跑到船上。我穿着破旧的灯芯绒裤子和姐姐亚娜的T恤衫。她不知道我穿了她的衣服，我们在她醒来之前就出发了。在甲板下面的V形卧铺里，我把从图书馆借来的破旧图书全塞进杂物袋中，这样它们就不会碍手碍脚了，我又抓了一块昨天晚上自己做的燕麦饼干，然后重新回到甲板上。
爸爸将最后一段粉色浮标准确地抛到水里，然后解开前系缆墩上的帆脚索。此时我正抬头看着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教堂。仪式开始了，妈妈播放着赞美诗祈祷恩赐与平安，亚娜在吟唱，艾萨克则在玩《特种部队》游戏，嘴唇装模作样地应和着歌声。我用赤裸的脚趾不停地挤压甲板，以此来驱赶寒冷。我感到自由自在。
“小家伙，准备好了吗？”我点头称是，退回到舱门的位置。爸爸转动红黑相间的舵柄，将停在三号码头的F/V孤星号渔船倒出来；我脚趾蜷曲着踩在货舱盖的边缘以保持身体平衡。我们改变航向，将船从平静的港湾驶向林恩水道，身后，海水泛起层层白沫。
爸爸是从1986年开始捕鱼的，那时我五岁，留着碗盖头，穿着别人穿过的旧衣服。过了一两个季节之后，当水流平静而我也不碍手碍脚的时候，他开始带我去比较容易捕鱼的海口。我对此充满期待。我是家中的老二，夹在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姐姐和一个冰雪聪明的弟弟之间，我渴望受到重视，和爸爸去捕鱼意味着有两天时间只有我俩在一起，彼此做伴。我确定这样会让我显得特别，显得重要，一种很好的将我带离家的方法；虽然我一直想知道，对母亲来说，事情是否并非这么简单――带走了中间的孩子就意味着孩子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了。
当我问爸爸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对你们小孩子来说看看爸爸在做什么是有好处的。
爸爸所做的就是用刺网捕捉鲑鱼，他将近四分之一英里长的渔网抛入海里，等待下面的鱼儿自投罗网。海面上，白色的软木渔浮上下浮动着，与下面鲜绿色的杂草线连在一起，悬挂在杂草线到测深索之间的渔网有18英尺高，测深索的金属球周围绑着拇指粗的绳索。不同的网用于不同的季节――夏季用小网孔渔网，秋天和捕捞大鲑鱼时用的网孔比它大一英寸――而且网上有不同颜色的条纹。从深蓝到浅绿到深绿到天蓝色，颜色交替用于形成反差，让鱼儿晕头转向。年龄小和体型小的鱼会轻松地穿过渔网，最大的鱼会被弹回去，有时渔网会勾住它们的鳍，这会把渔网搅成一个到处打结的口袋。
当鱼儿在甲板上扑腾时，我努力去学习分辨它们：王鲑是它们中尺寸最大的；红鲑有着半透明的绿色尾巴，后背长着精美斑点，之所以被称为红鱼是因为它们的肉体非常红润；银鲑，有着银光闪烁的腹部和甜美的肉质，所以适合烧烤。这些都是优质鲑鱼，可食用鲑鱼，是我们带回家下厨的品种。而大麻哈鱼，也就是狗鲑，有着钩状长鼻子和锋利的牙齿，市场上称为keta――这是拉丁文的物种名称――它们被撒上胡椒做成烤鱼出售给油轮上的旅客，因为当地居民是不食用它们的。粉鲑有着驼峰一般的脊背，故而被称为“驼峰”，它们数量众多，常用作大比目鱼的诱饵或狗食。
粉鲑每磅的价格为10美分，仅仅是红鲑和王鲑价格的零头，但我们是向海洋讨生活的，所以每条鱼都是宝贵的，它的价值能买一本彩绘图书，一桶汽油，一双新鞋。从渔网上取下来之后，我们把粉鲑扔进装满冰的货舱里，让它们的黏液和垂死的喘息将白色的碎冰染成美妙的粉色。
在这些与大海和阳光相伴的周日，我从来没有因为错过了礼拜而烦恼。出海的人数是教堂会众的一半，他们的工作就像基督使徒们做的那样。我们主日学校的彩绘图书这样表现他们，信徒们撒网，在加利利海上围网捕捞。孩子们的礼拜仪式之后，我们坐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摇晃着双腿，用蜡笔将鱼儿涂成红鲑和王鲑的样子。我认为信徒们和我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们宽大的褐色手指头因为长期接触鱼的黏液，加上渔网的摩擦而老茧遍布。他们的手背满是黑色血迹，手上还有因为杀鱼洗鱼或是在船上与风浪搏击而留下的刀痕。他们的声音会像我父亲的一样，沙哑而有力――当他在船上说“开动”时，我就开动，就像基督使徒们说忏悔时，人们就忏悔一样。
而有的时候，捕鱼本身看上去也是一种祈祷，常规性的动作，弯腰，拉网和期待，每一次撒网都是一次无声的祈愿，向上帝，向大海，向我们的能力和躲藏的鱼儿祈愿。这些是快速的祈祷，在20分钟或一小时内就有答复，用鱼鳞的银光闪耀作为答复。
我爬到渔网滚筒上面的铝制框架上，把脚靠在柱子上，看着爸爸在我下面劳作。我八岁了，我确信父亲什么都懂。他是完美的，虽然他的后背受了伤，肋骨骨折了，而这样的日子，从海里捕鱼，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我在海面上漂泊，在颠簸的甲板上站稳，张开脚掌保持平衡，我把破旧的牛仔裤泛白而柔软的褶皱塞进了高高的橡胶靴子里。这是一个有饼干、有日出和收获海产品的世界，淡水鱼苗顺流而下，只是为了几年以后穿过我们的渔网回来。爸爸穿着蓝色羚羊皮衬衫，系着一条棕色工具带，他的夹克闻起来有户外的味道――像雨水、鱼儿和烟草混合的味道。
我也确信我像我的父亲。在家里，与其他人相比，我们两个更加相像。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褐色。我们一样吮吸手指上的食物汁液。我们用一样的方式思考。我们一样地顽强。我们太像了。当我们争吵时，在我们争吵之后而我输了的时候，他将我叫到破裂的塑料球形蓝灯下，告诉我没关系的。我就和他在我这般年纪时一样。所以我将泪水从粘在一起的睫毛上擦掉，愤怒地告诉自己我不能恨他，因为他是完美的，而我像他一样。
我在阅读《绿山墙的安妮》时，细雨轻拍着窗户，父亲在滚筒后面的船尾操控着船只，将船对准巴特里角，他观察着海浪，并和装在胸前口袋里的潮汐表进行比对。附近的海面上，几艘渔船上的人们也在紧张地忙碌着，再等四分钟，他们就要收网了。我把一根海鸥的羽毛插进书里，将脚放进从妈妈那里借来的超大雨靴，然后离开了船舱，竟忘了闩上舱门。随着海浪的摇摆，舱门不断地撞击着门框，爸爸叫我回去关好它。
中午12点，爸爸将渔网弧线形撒开，暗绿色的水面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白色软木渔浮组成的笑脸图案，粉色浮标排列得像是放错了地方的酒窝。波浪扯动着渔网，将它围拢的面积扩大很多。这是个好兆头。鱼儿正在下面游得欢呢。爸爸举目看看附近的其他渔船。上面的渔民们也正在忙碌着，这会是一个好的开端。我把运动衫的袖子撸到胳膊肘上，试图清点没入水中的渔浮，但是一个碎浪打乱了我的计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塔克湾，几十艘渔船静静地停靠在那里，像小蜘蛛一样吐丝结网。在卢塔克谋生总是充满风险，爸爸一边说一边转动船舵，驶回渔网的远端。在储罐区附近，比尔•安德森曾经遭遇过一大群进入温变水域的红鲑。在他前面的家伙捕到了一两百条鱼。比尔一网下去收获580条红鲑。而在他后面的那个家伙竟然是他收成的两倍。卢塔克就是个赌场。
就这点来看，除非你知道自己会赢，否则你就是在赌博。在你输不起的时候不要赌，不要将赌注放在脑袋如豌豆大的鱼儿身上，也不要放在你看不懂的流动的水域上。你的祈祷可能没有任何回应，这周，上帝也许在聆听其他某个人的祈祷，把肥美的鱼送给了他们而忘记了你。上帝是不公平的。
我们拖拽着渔网的边缘，接着爸爸将船驶近，直到他能钩住绳索，将浮标拖到船上，然后将渔网和滚筒连接在一起，滚筒像一个巨型卷轴，爸爸开始卷收渔网。这艘船是按船尾收网设计的，它把渔网收在后部而不是像爸爸的第一艘渔船“强盗”号那样放在前面。绳缆将液压绞盘和一副脚踏板连在一起，这样爸爸就可以腾出双手拉收渔网，在卷回滚筒的过程中，渔网从他的手掌中滑过。
长手套湿漉漉地紧贴着我的皮肤，我站在渔网的另一边，斜倚在船尾滚轮上，看着渔网从水里冒出来，扇形网眼收拢在一起，堆叠在软木渔浮和测深索之间，带上来的海水和水母散落在甲板的空地上，那里还有被水浸泡过的枝条、海藻和鱼儿。我注视着鱼儿，它们银白色的腹部在水里反射着光芒，渔网把它们从深水处拖了上来。
有时它们已经死了，湿淋淋的僵硬尸体挂在渔网上，嘴巴大张着。摇晃一下，它们的尸体就会从渔网上掉下来，落在甲板上，带着黏液和银色的鱼鳞。其他的都是活的，受了伤，它们的鳃被尼龙网线挂住了，身体不停地摆动，嘴巴一张一合，透不过气来，处于缺氧状态。它们与渔网搏斗，与寒冷而干净的空气搏斗，蜷缩着，抽动着。
“让我来。”我说，爸爸退了回去，他愿意让我在一条还在喘息的细长红鲑上一试身手。他将脚从液压绞盘上挪开，渔网慢慢减速并停了下来。但是戴上成人手套后，我的手根本无法灵活运转，在我笨拙地收拢网绳时，手指很快就被渔网缠住。那条红鲑蹦跳着，扇动着鳍和鳃，它在慢慢窒息。我伸出手，试图抓住它，但它的身体比我的手掌要大，它吓了我一跳，虽然只是一点点。看着某个东西窒息而死是让人惊恐的。我放慢速度，试着单独解开每一节绳索，我害怕给这个快死的生命带来更多的痛苦，害怕它会莫名地反击我。爸爸看着潮水将剩余部分的渔网摇摆着冲向岸边，失去了耐心，他将我的手推到一边，迅速将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头穿过渔网，猛晃三次，红鲑蹦了出来，摔在甲板上，背部的黑色线条是被渔网钩住的痕迹。它的脊柱呈曲线状，颌部弯曲着。它在水汪里蹦跳着，滑撞到我的脚上。我移开脚，它又撞到船体上。它的眼睛眨巴着，然后看向别处。
我并没有被它的死亡困扰，况且它只是垂死而已。我已经看惯了死去的东西：货舱里堆满的鲑鱼，爸爸挂在后门廊上的鹿和熊，用我们从夏天就开始饲养的小鸡做成的炸鸡。一个活物被宰杀后，身体的各部分按用途被切割，没用的东西则被扔掉，例如羽毛。我和姐姐、弟弟肩并肩地站着，拔去被开水浇过的羽毛。
曾经，妈妈担心杀死动物会使我们受到惊吓，尤其是对于刚上幼儿园的小艾萨克来说。她从锯木架上的胶合板桌那边仔细地观察着我们，她的手上粘着内脏已经被取出的小鸡的油脂。但是，艾萨克拍着手掌，突然发出一种吐口水的怪声，要求挑选下一只母鸡。当爸爸在落地窗前屠宰当季的熊时，我和艾萨克在一边观看，滴落的血染红了我们的脚和光秃秃的未油漆过的木板。我们盘腿坐着，瘦削的膝盖靠在台阶上，玩弄着熊的眼睛，还用削皮刀戳它们，这时玻璃状液体会流出来，眼珠变得光溜溜的，木地板上也有了黏液的痕迹。
一个星期六，爸爸被叫去刨粗糙的云杉木板做棺材。一个女孩在远离我们这边的公路上被汽车撞死了，公路因为瑞莱山而在那里有个转弯，中学生们喜欢去山上野炊或登高，也许是个意外，也许她是专门去那里的。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是那天晚上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了。
捕上97条红鲑和一打银鱼后，爸爸再次撒下渔网，我则忙着把鱼儿扔进货舱，小鱼拎住它们的尾巴，大鱼要动用双手。有时它们会从我的手中滑落，鼻子或者侧面撞在甲板上。我抬头看父亲是否注意到了这些，不过他已经开始撒下一个网了。
在海口捕鱼的最初几个小时非常关键。经过一周时间，鲑鱼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在林恩水道乱成一团，等待着高高的潮水将它们冲到河里。在前几次撒网中，可以捕到海口鱼群的一半，而竞争也是残酷的。渔民们研究水质、天气、季节和其他每个人的渔网。他们通过无线电用密码交流，偷偷告诉他们的朋友――到这里来捕捞，那儿什么也没有，快来！――然后他们在鱼儿密集的水域聚集。他们围拢在一起捕捞，网撒得太靠近，堵住了邻居的网。
在这里，海水不是蓝色的，而是被软木渔浮、海藻以及从海滩上漂来的树枝点缀成了浑浊的绿色。一排排碎浪虽然没有泛起白沫，但是它的快速移动令人无法判断海水的深度。很多次，我趴在栏杆上，试图透过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来判断海水的深度。我只看见海藻下羽化的身影。
只要有鱼在撞击，爸爸就会不紧不慢地收网。我站在船尾滚轮附近，一边唱着主日学校里教的歌曲，一边期待着鱼儿的出现。音乐是我自己的迷信，用于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受到像我们一样紧紧看住渔网的海豹、海狗和海狮的侵袭。耶稣创造了鱼，把鱼带给了我们，让它们繁殖不息，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让我们今年有钱买新鞋和粉色餐盒。
如果我一直唱下去的话，耶稣会看到我们，会给我们更多的鱼。
我的歌声单薄而走调，但是很尖细，唱的是关于迷路的羔羊和有着华丽翅膀的天使俯冲下来的故事。摇杆在我的歌声中缓缓升起。空空的渔网泻出海水，摇杆将海水溅到我的膝盖上，衣服上有了黑色的污渍。我记得，还有半节歌曲，又到了副歌的环节，这时一条银绿色斑纹的鱼被从海水里捕捞上来。祈祷得到了回报。
“不要摔下来。”爸爸一边说一边将咖啡杯举到唇边。我对他的警告翻了个白眼。“如果你摔下来的话，我们就可能无法及时回去了。也不要从船尾掉进水里，否则你可能会被螺旋桨绞住。”我紧靠着铝制的侧栏杆摇摇晃晃地行进，风干的鱼鳞在前臂上呈半透明状。渔船因我的走动而微微摆动着，后来逐渐平稳下来。我从一边跑到另一边，嘴里吃着糖，脚趾像猴子的一样张开，头发在海风的吹拂下在面前飘来飘去。
渔船在水面上逍遥自在地轻摇着前进，带着我们顺着长长的林恩水道远离了海恩斯，驶向苏里文岛。这是阿拉斯加风景最美的地方。夜晚的天空纯净无比，还点缀着几片云朵。货舱内已经装满了红鲑和银鱼，天气预报说平静的天气还会继续。我停下来的时候，摇杆猛地打在我的眼角上，腿上也出现了轻微的浮肿。
在主日学校里，他们告诉我们，耶稣召唤过海上的信徒，他们是西庇太和西蒙•彼得的子孙，让他们远离渔船、渔网和他们在那个早上捕到的鱼，并承诺让他们成为渔民。他们听从耶稣三年时间，不过在耶稣受难后，尤其是在所有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改变了主意。耶稣不得不再次把他们从渔船上抓回来。只要信徒们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逃回大海。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儿看起来更近些，他就像雨水和海盐的味道，就像一块我无法完全看清楚的保护毯，让我们活着，在海上漂泊，让我能稳稳地站在船上。我从没有从爸爸的渔船上摔下去过，虽然我时常从独木舟上摔下去。目前我甚至一件救生衣也没有穿。在教堂里上帝从没让人感觉靠得像现在这样近。在教堂时，好像他离得很远，在芥末黄的圣殿和硬木做的靠背长椅上空，远得让我们的声音听起来像蚊子的嗡鸣。也许现在，在海面上，我们更需要他，我们祈祷更多，更多地呼唤他的名字。或者上帝只是认为在这儿更有意思。
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想过这些，于是摇摇晃晃地走过去问他，抓住他的手盖在他的脸上，他的眼角出现了深深的皱纹。那一刻，他看起来老了，下巴上粘着没擦掉的鱼鳞，耳垂被风刮得通红。他捏了捏两眼之间的鼻梁骨，驱散了疲惫。
“嘿，孩子，”他说，“看着我。”
“好的。”我说。他将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胡乱地抚摸着我的头发，然后把我的肩膀靠在他的腰上，这时我忘记了我的那些关于上帝、捕鱼以及死亡的想法。
爸爸从船舱里拿来更多咖啡和一把阿斯匹林――上个月，他在货舱里摔倒的时候，不幸折断了几根肋骨――然后爬到船舱上面的浮桥上。他像往常一样坐下来，脚踝放在膝盖上，将温热的杯子放在大腿上。我们离开苏里文岛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我跟在他后面爬行，血管里让人兴奋的糖分正渐渐消失，我觉得无力而困倦。“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说，“好吗？”
“我给你讲过野鸭的故事吗？”
我摇头表示没有，我撒了谎。
“上个季节，”他说，“上个季节，年末时，我离开苏里文岛来到了这里，风呼啸而过，这时在户外是很痛苦的。我那时没有起锚机，所以我来到岛的后面撒网并解开缆绳。那里有很多狗。风越刮越猛，时间很晚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其他所有人都进船舱了。”他把烟斗跺实，重新点燃起来。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侧转了一下身体，这样眼泪就不会夺眶而出了。
“有的时候，在午夜时分，渔网会网住许多野鸭。你知道吗，它们是在渔网的杂草线位置被网住的。”他吸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站在外面靠近光亮的地方，将网拖进来。网里有一只野鸭。这只小鸭，羽毛凌乱，浑身又冷又湿而且无处藏身。它的身体已经变形，但它还没有死，仍是活的。于是我打开船舱的门把它扔了进去，以让它能暖和起来，它会一瘸一拐地跑进内舱。我就那样将整个渔网都拎起来，发现一只野鸭就把它扔进去。有一些野鸭死了，但大多数活了下来。我慢慢地开着船，但是我在考虑――”他指着小岛南部附近的倾斜海岸，“我差点将船退到那里。不管怎么说，我的船舱里有了这些野鸭，所以第二天早晨，我打算开回小镇，我需要卸货，我在镇外那里减低了速度，刚过垃圾处理中心的地方，我就徒劳地将船开了回来，所以我们几乎原地没动。我走进船舱，开始捉野鸭，然后把它们扔出去。那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它们摇摇摆摆地穿过甲板，靠自己的力量跳进水里。那群野鸭在甲板上排成一列小队伍，像是斑斑点点的东西。它们一连串地跳进水里，有15只，看上去像小小的褐色软木渔浮。”
记忆中，爸爸这时候会轻声笑起来，我也会咯咯地笑，因为我喜欢这个故事，这就是爸爸故事讲完后我们的表现。“当然后来，”他说，“我返回船舱，那里已经一团糟了。到处都粘着羽毛和鸭屎。真让人恶心。要花一整个下午才能打扫干净。”
这一天，午后不久，爸爸在退潮时撒了一网，除了稀稀拉拉几条红鲑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网拖上来一半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水母。不是那些体积像特大号泪珠一样的无毒无色的水母――那些水母我可以放进咖啡罐，带到教室里去展示和炫耀――而是那些凶猛的红色水母。我记得它们的颜色和内脏的颜色一样，都是酱紫和脏脏的黄色，大约两个拳头大小，像是巨大的污渍一样附着在渔网上。爸爸全力运转着绞盘，在收网时，什么也无法让他减慢速度。那些笨拙的水母噼啪噼啪地掉落到甲板上，爸爸用靴子将它们轻轻地踢进渔船尾部的浅水槽内，这个水槽在船体的中心线上，通向排水孔。红水母是有毒的，人的皮肤接触之后会产生刺痛，嘴唇和鼻子的反应更强烈。
爸爸又收上来一网，我往后退了退。一条鱼，是一条小狗鲑，落在船尾滚筒上，它还活着，在渔网上奋力挣扎，企图摆脱尼龙网绳的束缚。渔网只钩住了它的鼻子和背鳍，让它差点挣脱出去，但它最终还是跌落到甲板上，尾巴不停地拍打着海水、黏液和水母的毒液。
一滴海水飞溅到我的眼镜框边缘和眼角上。我尖叫起来，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倚靠在滚筒上，用手指按压住那只肿起来的眼睛，全然不顾手指还是湿的，上面还带有水母的黏液和刺。泪水从眼睑里不断冲出，好像这能减少痛苦似的，爸爸将暂时失明的我带进船舱。他脱下手套，在抽屉里摸索着，而我一直在哭喊。“别碰它，别碰它。”爸爸大声对我说，但我没法做到不碰。他把我的手拉下，按在我的膝盖上。我的哭声更大了。当他放开我的双手时，我又去抓眼睛了。我的脸滚烫，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脸颊上。接着他又把我的手拿开，托住我的下巴，“这里，这个会有效果的，用粉碎的碳酸钙片和口水做成的膏药。它会把刺拔出来。就会没事的，就会没事的。”
醒来时，我发现身上盖着爸爸的毛衣。我眨了眨眼睛。此时风平浪静，船已不再摇摆。当其他渔船之间相互用无线电呼叫时，船舱里接收到的当地KHNS电台会受到干扰而中断。船舱里有股淡淡的烟草味道。我坐起身子摸索着眼镜，它是放在墙壁和床垫之间的，这样它就不会因为船的摇晃而滑到一边或掉到地板上。
海面波光粼粼，长长的海浪永不停息地起伏着。天空像一株边缘呈浅蓝色的高山石竹。左舷外是苏里文岛。契尔库特山脉近在眼前，山上怪石嶙峋，山顶白雪皑皑。山峰之间的峡谷中冰川蜿蜒而下。
爸爸坐在浮桥上，身穿绿色夹克衫，衣袖处有一个被烫破的洞。我爬到他身边，把膝盖上的灰色毛衣使劲往下拽了拽，盖住脚趾，以防冻了脚。风吹乱了我的刘海，我靠在他的肩膀上。
“你完全好了吗？”他问。我点点头。我的眼睛不再疼了。他把烟斗在手掌上敲了敲，将烟灰掸进一只旧汤罐里，然后重新装好烟斗。在他抽烟时，火光在烟管口闪烁着，甜丝丝的烟草味中还掺杂着煤油的味道。
我问他一座座山的名字，他把他知道的都指给我看。“那座山呢？”我问。那座山宽阔而低矮，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段陡峭的绝壁。
“我不能确定。”他说。
“那么那一座呢？”
他耸了耸肩，“你要知道，这些山峰有的没有名字。没人给它们取名字。”
“那么冰川呢？”我问，“那条冰川叫什么？”我喜欢那条冰川。它不大不小，在两座山峰之间，看上去有点像是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张有着深色裂缝的蛛网。
“我不知道。”我们一时有点好奇，于是爬到船舱里，爸爸拿出地形图，“这条冰川没有名字，四周的山脉只标注了高度。”
“大概3920米，”他说，“在斯威夫特家房子的后面。你去过那里，阿莉塔。”
“它们应该有名字，”我说，“我们可以给它们取名字。”
爸爸微笑着把地图卷起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现在他看起来气色好多了。“我们可以给那条冰川取名。”他说，于是用我的名字给那条冰川冠了名。我穿着过于宽大的毛衣高兴地扭动着，把胳膊缩进毛衣里，这样毛衣的袖子就空荡荡地在我的大腿上摇摆。我们重新回到浮桥上，欣赏落日的余晖。此时粉红色的天空变成了紫罗兰色，地平线处飘浮着丝丝缕缕的云朵。我侧过肩膀，打了一个哈欠，没让爸爸看见。
临近午夜时分，爸爸吻了一下我的前额，让我到船舱里去。天空愈加黑了，我已无法继续阅读。爸爸打开船尾的照明灯，强光让黑色的海水和渔网看起来面目狰狞。“明早再过来，”他说，“睡觉去吧。”
船舱里很温暖，闻起来有燃料、玻璃纤维树脂、湿羊毛以及橡胶的味道。我摇晃着走进V形卧铺，睡袋下垫着黄色泡沫。床单平滑、干燥，冷冰冰的，我打着寒战，脚趾相互揉搓着，枕头就用毛衣代替了。夜晚的波涛拍打着船体，渔船像一个没有包裹的摇篮。我把头转向弯曲的肘臂，开始晚间祈祷，随后就不知不觉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