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绿水，月夜，情歌，斗牛，油茶，鼓楼，花桥，是迷人侗乡的同义语，是侗族聚居地黔东南的诗与画，是百读不厌的巨著，是滋养子孙千秋万代的精神与物质财富，更是作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侗族文学始于何时，难以查考。但要论作家文学，老作家谭良洲无疑是侗族第一代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1956年，谭良洲还是天柱民族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即率先在当时贵州惟一的文艺期刊《贵州文艺》上发表散文《赵大叔》。以后，陆续在《山花》、《上海文学》、《民族文学》、《萌芽》、《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并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侗家女》、散文集《迷人的侗乡》，长篇小说《豪杰风云》、《少女梦》、《侗乡》、《歌师》，成为贵州有影响的作家。谭良洲来自风光绮丽，多姿多彩的侗族山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艺术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侗族生活，记录了侗族前进的历史足迹。在谭良洲的作品中，如果从认识侗族历史的长度和生活的宽度而言，欣赏中短篇小说集《月色清明的夜晚》无疑是不错的选择。同时，还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创作的前进轨迹。
由一定地域、一定历史、一定习惯形成的民风民情，是揭示这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特性的重要窗口，同时，可以准确地折射民族的发展变化。《月色清明的夜晚》这方面的展示最为充分，构成小说集最为瑰丽的色彩。迎娶新娘，不是像城里人那样要开小轿车，要摄像，而是要靠唱歌“闯关”。没有能说会唱的男子当主将，唱输了，就得拿“买路钱”，拿出礼物送给“拦路”的姑娘们，通融过关。当然，侗家人对歌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双方文化和智慧的较量(《拦路歌》)。夫家怕姑娘嫁过来生活不习惯，寂寞，要派人陪伴几天；赶歌会，玩山，唱山歌表心迹，找心爱的人(《赶歌会》、《玩山》)；斗牛、杀牛，过斗牛节，祈求风调雨顺，免除灾害；人一出生，大人要给他在山前屋后栽一棵树，名日“生死树”。这棵生死树，关系一生幸福，须小心看护，到本人回归大自然的时候，用它制成“老屋”，掩埋自己，重归于大自然。在牛圈里生孩子，盼望孩子像牛一样健壮……
集子里描写的侗乡民风民情，像侗乡的山花，瑰丽多姿，但作家并没有停留于猎奇，或者表象的记录，停留在为了满足受众的低水准消费，而着力于创造这些民族文化的主体，着力于侗家人的命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力于侗家各色人等内心世界的揭示。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交流空前增多，中国作家不仅继承了自己描写外在的“白描”传统，同时，接受了西方许多有用的经验，开始着眼于更为深刻的主题：人性，人的主体意识，人的隐秘世界；探讨人的尴尬与无奈，扼杀个性，扼杀自我意识等等。文艺界将这样一种转变概括为“向内转”，标志着中国文学创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一点，在作家谭良洲的集子里有许多生动的表现。因而，这部集子就既具有记录历史，记录民风民情，向读者多角度展示侗乡风貌的品格，又具备了进人21世纪中国文学先进行列的品格。善良、聪明的婢美被爱她的婆婆和丈夫逼到牛圈里生孩子，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孩子死在肚子里，自己奄奄一息。婢美抗争过，还有行政力量的干涉，但是，落后的力量太强大，她失败了。她的人生尊严受到侵害，人性被挤压。作家在读者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凄美的图景：“月色，多好的月色啊!牛棚的板壁有一条缝，她从那缝隙中望出去，寨路青石板是明晃晃的。竹林、山峦、鼓楼、榕树，在蓝色的天幕下，像是一幅动人的剪影。远处的寨楼里，叮叮咚咚的琵琶声和咿咿呀呀的牛腿琴声传来，悠扬、悦耳……”(《月色清明的月夜》)读到这里，不能不潸然泪下。
陈爱牛是作家笔下的另一类农民。斗牛，它带着欢乐，带着传统文化，同时带着迷信色彩，进入侗族人民生活，进入这个爱牛如命的农民血液里，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作为存在多元文化的侗族地区，落后意识不可避免地对陈爱牛产生着影响，有过和时代不合拍的表现。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在进步与落后之间毅然决然地作了正确选择，放弃了“吃牛瘪”，消除了斗牛、祭牛，消弭天灾的迷信意识。斗牛节作为传统节日，实现了成为侗家娱乐、联络感情的转变，陈爱牛成了这种具有历史意义意识领域里变革的亮点(《斗牛节》)。70多岁的卡普嘎佬把和自己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生死树”贡献给毛主席纪念堂，不料，他热爱领袖的感情被利用，“生死树”并没有运去北京，而运进了县委大院。在“文革”中被冲击的县委书记恢复职务，把砍下来的生死树归还给卡普嘎佬。作家从政权层面揭示了侗族生活矛盾，记录了侗族前进的足迹。
写侗族的人物，如果不是神似，则极有可能穿的是侗族衣服，说的是另外民族的话，做的是另外民族的事，是另外的民族的精神境界。这种情形，在许多作品中常见。谭良洲作品中的人物，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侗族。他们穿的是侗族服装，过的是侗族生活，说的是侗族的话，是用侗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和处理问题。作家笔下的侗族姑娘，个个能说会唱，质朴善良；男子耿直，难免粗鲁；老人特别记情，记共产党的情，记朋友的情；想别人多，想自己少……特别是语言，其独特韵味是无可替代的。侗族不仅穿着讲究美，说话同样讲究美，话说得不好听，在侗族人看来，是很丢脸的事，女人尤其如此。因而，侗族人很少直统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借用象征、比喻、讲故事，曲曲折折地表情达意。称特别会唱歌，盘歌特别有经验的人为“老叫雀”，领姑娘们对歌，特别有办法的叫“姑娘头”。作品描写打扮，也很有特色。“阿梦娜打扮自己，什么化妆品都不要，只要个圆圆的镜子，一把弯弯的木梳，一片两指头宽的红纸，几根细麻线拧成的一股绳沾上草木灰，把眉毛修成一弯新月，把刘海剪齐整，再抹上一点油……”活脱脱一位侗族姑娘立于纸上(《赶歌会》)。侗族姑娘开朗、泼辣，同时，不乏温柔。要及早作准备，截住迎亲队伍，姑娘急着喊“姑娘头”，“姑娘头”却没有好话：“是哪个叫我，喊魂呀!”(《拦路歌》)。这就是侗族姑娘说的话，而且只能是对女伴说。
读谭良洲的小说，极像进入侗乡大山里，曲径通幽；还像溯源山间溪流，忽儿铮铮淙淙，忽儿平静如镜，忽儿高歌猛进，忽儿踪影全无，待以为消失，却忽又冒了出来。出人意外，却又在意料之中。绘景绘物绘人，形神兼备，而且处处透着浓浓的侗味，与别的民族无类似或雷同之处。如果作家自己不是侗族，写的不是他最为熟悉的生活，是他最为熟悉的人，不是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是没法有这样精彩的艺术表现的。
如果说，侗族从几千年前的百越民族到1949年，彻底摆脱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境地，绝大多数人成为侗乡的主人，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那么，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侗乡人民才真正意识自己的存在价值，意识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主人。侗家人由解放前最底层的人变成真正的历史的创造者，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月色清明的夜晚》都有所触及，在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从这个角度说，认识广度胜于作家某一部长篇作品。
1951年，我和作家谭良洲一同考进贵州省天柱民族中学，进入本校高中，老作家刘荣敏成了我们同窗。他俩率先开始文学创作，并在同一刊物《贵州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同年，我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作品。之后，我们三人同时幸运地考上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谭良洲、刘荣敏去了文化界，我去了教育界，职业尽管不同，却不妨碍我们成为至交和文友。过去半个多世纪，谭良洲“衣带渐宽终不悔”，笔耕不辍。而今又把多年积下的旧作集结问世。仅就这一点，也足以让我这个老同窗，老朋友为他引以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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