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达对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的无上崇敬及热爱，我决定按《2666》的小说结构（甚至风格）来写这篇书评。《2666》共分成五部分：1.关于评论家的部分；2.关于阿玛尔菲塔诺的部分；3.关于法特的部分；4.关于犯罪的部分；5.关于阿琴波尔迪的部分。所以这篇书评也将分成五部分。谨此说明。
1. 关于评论家的部分
K第一次读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是2007年，在美国亚马逊网站。那本书是《荒野侦探》。亚马逊网站有一个功能，你可以读到很多书的前几页。K因此读了好几百本英文小说的前几页。当然，这其中就包括《荒野侦探》。他立刻被小说那既冷漠又伤感，既清醒又疯狂，充满黑色幽默和朋克电子乐节奏的语言所倾倒。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儿夸张――把它搞到手。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书。他把书放在随身带的包里，放在床头，放在厕所，总之，放在任何可以读的地方。他很快就读完了。
有些事你只有在结束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比如做爱质量和小说结构（虽然事先会有预感）。K惊喜地发现，《荒野侦探》的结构跟它的语言一样骇世惊俗。这部厚达672页的小说里，没有正常意义上的主人公，没有线性的叙事线索，甚至没有开头和结尾。它由一个17岁诗人的长篇日记（其中弥漫着荷尔蒙、性爱、大麻，当然，还有诗歌的气味）和上百段随心所欲的第一人称访谈（从作家到妓女到律师到乞丐到杀手，无所不包）组成。而这群庞杂零碎的材料之间只有一个松散的连接点，那就是贝拉诺和利马――两个神秘诗人，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发起人。整部小说就像一面天空那么大的镜子被砸成了无数碎片：一阵美丽（并且性感）的混乱；一座宏伟的虚无；一种葬礼式的狂欢。
K决定将它列入“爱不释手”级。事实证明，热爱它的并不止他一个。2007年底它被评为《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大图书及亚马逊网站年度编辑选书，而在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它早就获得过拉美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称波拉尼奥为“真正罕有的天才”。最常被评论家拿来和他相提并论的作家是马尔克斯。而最常拿来和《荒野侦探》相提并论的――可以想见――是《百年孤独》。
英雄所见略同。但严格地说，K并不是评论家。虽然他发表过一些不错的书评（比如说评论雷蒙德?卡佛和保罗?奥斯特的文章），但他的评论对象仅限于外国文学。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基本不读中国小说（读不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K认为自己主要是个小说家。他出版过一部小说（反响和销量都很一般）。也翻译过一部美国小说（比一般好一点儿）。也许可以这样说――我想K会同意这种说法――K不俗的文学品位主要来自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厌倦和对世界文学的狂热。在寻找（并享受）世界新文学方面，他就像一只灵敏而不懈的猎犬，或者一头专门擅长找松露的猪。
所以，不难想象，当《荒野侦探》的中文版2009年出版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了五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分别是小长篇《美洲纳粹文学》《遥远的星辰》《智利之夜》《护身符》和短篇集《世界上最后的夜晚》，都是英文译本），并在翘首以待第六部――也是最长最重要的一部――《2666》。当《2666》英文版终于发行的时候，他买了两本。一本平装，一本精装。一本放在城里，一本放在乡下（他在乡下租了座农舍用来度周末）。当他看完（两遍）长达912页的《2666》之后，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K已经是中国最权威的波拉尼奥专家――虽然事实上并无权威可言，因为在中国，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几乎没有人知道波拉尼奥是谁。
2. 关于波拉尼奥的部分
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专职）兼拳击手（业余），母亲是一名数学老师（专职）兼统计学家（业余）。他似乎颇为自己父亲的拳击手身份（虽然是业余的）而自豪。这体现在两点上：一、在《2666》中对拳击有相当篇幅的描写（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二、在一篇名为《世界上最后的夜晚》的短篇小说中，他描述了一个名为B的年轻人和他那退休拳击手父亲的一次驾车旅行。关于他母亲的职业他没写过什么。
波拉尼奥1953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斯大林和迪伦?托马斯死的那一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1968年，他们全家迁居墨西哥城。1973年，20岁的波拉尼奥回到智利，随即被皮诺切特独裁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外国恐怖分子”。在要被处决之前，两名狱警认出他是他们的高中同学，于是他们放了他（多年后他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篇对话体的短篇小说《侦探》）。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转折点。他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变成了一个诗人。1975年，他和桑迪耶戈在墨西哥城展开了一场诗歌运动，取名为“现实以下主义”。跟世界上所有打着各种旗号的诗歌运动一样，这场洋溢着激情（诗歌、流浪、革命）和迷醉（毒品和性）的运动也随着其首领青春的消逝而寿终正寝。不一样的是，它将有一座令人吃惊的墓碑，那就是《荒野侦探》。但一直要等到90年代，也就是波拉尼奥快4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考虑打造这座纪念碑――他决定开始写小说。而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他浪迹欧洲，他做过的工作包括：洗碗工、搬运工、摘葡萄工、营地看守员、废品收购员等等。“除了三四种任何有一点尊严的人都不会干的工作以外，”他在一篇标题为《自画像》的短文里说，“我做过世界上所有的工作。”他做的最后一份（成为职业小说家之前）工作是在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一个海滨小镇贩售廉价饰品。他在小镇上定居下来，娶了当地一名女子――卡罗琳娜为妻。当199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叫劳塔罗，名字取自一位反抗西班牙人入侵智利的马普切族酋长）出生时，他意识到，无论作为小贩还是诗人自己都无法给最爱的人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为了钱开始写小说。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为什么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波拉尼奥写得很好，但他并非人们传说中的天才。虽然几乎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他的大半生似乎都一直在为写小说这件事做准备。事实上，当他开始写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所有条件：他有超凡的语言天赋（别忘了他是个诗人）；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就是说，经历过足够多的折磨和痛苦）；他有一个中型图书馆的阅读量（他有一句名言：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唯一的故乡就是书店）。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点：他从一个浪子变成了一个丈夫（然后是父亲），从一个诗人变成了小说家。
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写小说。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写。像火山喷发一样写。像被困在监狱（或精神病院）里一样写。像神灵（或者魔鬼）附体一样写。像知道自己快死了一样写。短短十年时间里，他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每一部都是杰作。他获得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西班牙语文学奖。1998年，当《荒野侦探》出版时，他已经被视为拉美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但他的世界性声誉还没有到来――要等到2007年，《荒》的英文版出现――而他已经等不到了。2003年，也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那一年，年仅五十岁的波拉尼奥在巴塞罗那死于肝脏功能衰竭。
死是他生命中的第三个转折点。
当然，对于任何人，死都是生命中一个转折点。因为已经没有生命。但对波拉尼奥不一样。他的生命仍然存在――而且是更加持久，更加强有力地存在――通过他的作品。事实上，他正是死于他的作品。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他一直在超负荷地写作一部大部头的巨作。他知道，这部小说将集他所有的文学精华于一体，它将吸走他的灵魂和生命，换句话说，它将代替他活下去。这部作品在他死后才整理出版。而随着2009年其英文版的发行，由《荒野侦探》而掀起的波拉尼奥旋风达到了最高点（跟它比起来，《荒》就像一次热身），它席卷全球，所到之处，无坚不摧。
这部作品就是《2666》。
3. 关于《2666》的部分
在波拉尼奥去世前（他显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叮嘱他的出版商将《2666》分成五部单独的书分别出版。他们甚至商定了出版的时间（一年一本）和价格。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担心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出版，这部书会因为太厚而不利于销售，而他希望他的家人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但最终，在各方商榷下（他的家人、生前好友和出版商），他们决定将其作为一卷本出版。这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在减小（《荒野侦探》在欧美很成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波拉尼奥本来就是把它们当成一部书来写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应该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五部）。而且是一部如此伟大的小说。
正如上面这个小故事所暗示的，组成《2666》的五部分相对独立，独立到你甚至可以把它们看成五部单独的小说。但是，就像南美秘鲁纳斯卡平原上的史前神秘巨画，当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些独立的，似乎没有关联的雕刻；而当你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中向下俯瞰，你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巨大完整的图案。《2666》也是一样。我们只有飞到足够高的空中去俯视整部小说（也就是说，要读完一遍甚至两遍），才会发现，那些百科全书词条般，那些无限星光般，那些仿佛随心所欲天女散花般的无数故事、情节和插曲，组成了一幅巨大而清晰的图案。
所以，让我先带你飞到空中去观赏一下（在你读完一遍甚至两遍之前，而且，幸运的是，伟大小说的标准之一就是：剧透将丝毫无损于它的美好――任何事情都将无损于它的美好）。
一、关于评论家的部分。四个文学爱好者，分别在不同的地点（英法西意），不同的时间（但都在80年代），疯狂地迷上了同一个神秘的德国小说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说他神秘，是因为除了他的十几部小说，找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个人信息，没有照片没有简历没有家庭更没有传记。除了都热爱阿琴波尔迪之外，这四个人（三男一女）还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国文学评论家；他们之间都交错发生过或柏拉图或色情片式的爱恋关系；他们都决定前往墨西哥边境一个名叫圣特莱莎的小城，原因来自两条传言，一是阿琴波尔迪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二是有人在那儿见过他。这部分在两个评论家（法国的和西班牙的，都和英国的女评论家上过床，甚至三人一起上过）在圣特莱莎无所事事的等待中结束。当然，他们没有找到阿琴波尔迪。
二、关于阿玛尔菲塔诺的部分。这个人物作为配角曾在第一部分里出现过。他是个智利人，在圣特莱莎的一所大学任哲学教授。他译过一本阿琴波尔迪的小说，也负责接待来寻找阿琴波尔迪的几个欧洲评论家。这部分主要描述了他人生中的三大问题：一个发生在过去（但一直影响到现在）――他妻子多年前因为迷恋一位发疯的诗人而离家出走；两个发生在现在（但影响着将来）――他怀疑自己也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因为他总是幻听），他担心自己17岁女儿罗莎的安全（因为圣特莱莎发生了一系列妇女被杀案）。
三、关于法特的部分。奥斯卡?法特有三种身份（或者说特质、印记）：美国男性黑人，纽约某杂志记者，刚刚丧母。他到圣特莱莎是为了采访一场拳击比赛（作为对父亲业余拳击手身份的致敬，波拉尼奥在这部分对拳击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描写）。也正是在圣特莱莎，法特身上又增加了两种身份：一是想深入调查系列谋杀案的正义使者；二是想把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罗莎带离危险的墨西哥的暗恋者。
四、关于犯罪的部分。这是全书最长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最枯燥（同时最可怕）的一部分。因为构成这部分的主体是一份份警察档案似的死亡记录。波拉尼奥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警察笔录式文体，记录了1993年至1997年间发生在圣特莱莎的上百起妇女被杀案件。其间穿插着许多平行的小故事，比如：一个陌生人不断用各种污秽方式亵渎各个教堂；检察员和精神病院女院长成为稳定的性伴侣；女众议员的闺中密友被杀及她由此发现的杀戮黑幕（几乎是一种政府行为）；以及最终出现的，显然是清白的谋杀嫌疑犯，克劳斯?哈斯。
五、关于阿琴波尔迪的部分。在相隔近四百页之后，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作为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作为对第一部分的完美对称和呼应，它是对阿琴波尔迪之谜的慷慨解答――它是一部阿琴波尔迪传记。它从1920年阿琴波尔迪出生，一直写到他动身去墨西哥的前一天（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20世纪。他从一个出生在大海边，热爱潜水，仿佛大自然之子般的孩子，依次变成一个普鲁士男爵破落庄园里的少年仆人，一个最终成为战败国俘虏的青年士兵，一个在战争中最大收获就是读了一部神秘俄国小说手稿的文学读者，一个自杀的女精神病人的丈夫，以及最后，一个隐士般的小说家。但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圣特莱莎呢？原因很简单。克劳斯?哈斯是他的亲侄子。他要去救他――哪怕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救。
现在，亲爱的游客（读者），你们看，我们已经飞到了足够的高度，请往下看。看见了吗？多么清晰！多么庞大！多么震撼！
很明显，《2666》是由两个同心圆组成的巨大环形。第一个圆是首尾衔接的第一和第五部分。第二个圆是里外对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而它们的圆心，就是第四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数百起残杀暴行的发生地：圣特莱莎。它就像一个黑洞，小说的每一部分，每个故事，每个人物，每道光线，都被狂暴地，无可抗拒地，宿命地吸入其中。
而2666，就是这个黑洞的代称。因为和黑洞一样，虽然这个神秘数字是整部小说中一切的起源、结束和中心，但却是无形的，看不见的――除了标题，书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数字。但如果我们把搜索的范围扩大到波拉尼奥的全部作品疆土，然后仔细寻找，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数字曾经出现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也就是紧靠在《2666》之前的一部小说，《护身符》中：
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所以，如果我们要给这幅巨大的图案取一个名字，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更直接更具体的词来代替隐喻性的2666和黑洞，那么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我们每个人――以及这整个世界――都必将面对的词：死亡。
4．关于厨房的部分
对于作家来说，食物和文学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它们都需要鲜活的材料。它们都需要精心搭配和制作。它们都需要想象力。它们都需要把握好微妙的分寸。它们都需要兼顾口味和营养。它们都需要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而为了做到这一切，它们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训练。
除此之外――至少在作家看来――它们还都是生存的必需品。
也许这就是很多作家都对厨艺感兴趣的原因。（《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说：“我认识的所有作家都梦想成为厨师。”）也许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家还意识到，食物和文学一样，都与生命――或者说死亡――有一种既美好又心碎的关系。那就是，虽然我们必有一死，虽然世界终将归于尘埃，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会渴求食物与艺术，并进而渴求好的食物与艺术，渴求做出好的食物和艺术。毕竟，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也许这也是罗贝托?波拉尼奥把自己的写作比作“文学厨房”的原因。在一篇叫《一个小说家的隐秘生活》的小文章中，他这样描述他的文学厨房：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长桌上挤成一团，灭绝的和即将灭绝的；里面光打得不匀，有些地方是防空探照灯，有些地方是火炬，自然，还有大片的黑暗区域，那里唯一能瞥见的就是渴望或者险恶的阴影，以及一个大屏幕，透过你的眼角，你可以看见屏幕上的默片或幻灯片，在梦里或者噩梦里我在我的文学厨房里走来走去，偶尔还会生火给自己做个煎蛋，有时甚至做片吐司。然后我就醒过来，筋疲力尽。
这简直就像一幅大卫?林奇的电影画面，不是吗？也许正是因为出自于这样的文学厨房，你会发现，在《2666》里，充满了这种梦或者噩梦般的林奇式场景。波拉尼奥用他冰冷的，带有金属感的语言，营造出明暗交错的光线，勾勒出形态各异的阴影，拍摄出幽灵闪动的画面，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了“地球上所有生物”。但是，像所有伟大作家一样，在他的文学厨房里，波拉尼奥不仅感觉到了食物和文学的共同点，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它们的不同点。
它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食物比文学更重要。食物比文学更有用。
你也许会说，啊，这谁都知道。但没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知道，食物比一切都重要。不，好像有哪里不对劲，让我们再想想，食物比一切都重要？同样，在《2666》里，波拉尼奥用两个近乎讽刺的小故事（都与食物有关），也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号。
第一个故事出现在第三部分。法特前去采访美国60年代兴起的黑人革命团体，黑豹党的前领袖西曼，他现在靠写食谱书和做讲座为生。法特描述了西曼在教堂的一场讲座。讲座的其中一个主题是“食物”。“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出狱后，革命失败的西曼提心吊胆得过且过，“直到有一天，”他说，“我想起有些东西还没忘。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于是他写了一本叫《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的畅销书。“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开来。”他说，“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和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
第二个故事则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整部小说的结尾。这是个关于三味冰激凌的故事。在黄昏时分汉堡的一座公园里，一位老绅士主动向阿琴波尔迪（他正在吃三味冰激凌）搭话。“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亚历山大?三味冰激凌――这种冷饮的创始人就是我的祖先……”但他的这位祖先并非一个厨师，而是一个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作家。他撰写和出版过一些“至今看来依然有魅力、很明快”的有关旅行和园艺的小册子。“对，”老绅士说，“他想到了身后事。想到了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但他永远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三味冰激凌的名字而载入史册。”然后他问阿琴波尔迪对此作何感想。“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阿琴波尔迪说。最后老绅士总结说：“已经没人记得那个植物学家的亚历山大，没人想起那位模范园丁，也没人再阅读他的作品了。但是，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品尝过三味冰激凌……多神秘的遗产啊！”
这是两个奇妙的故事：既好笑又伤感，既绝望又温暖。但它们并没有对前面的问号作出回答。因为不可能有回答。因为，从某种角度说，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波拉尼奥的文学厨房里找到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同样在那篇小文章中，波拉尼奥最后写道：
在我理想的文学厨房里，住着一个战士，他的某些声音（灵魂出窍的声音，不会投下阴影的声音）叫作家。这名战士永远在战斗。他知道最终，不管怎么做，他都会失败。但他仍然在水泥建的文学厨房里游荡，并直面他的敌手，既不求饶，也不手软。
事实上，在《2666》里，就有这样一个战士，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战士发出的声音。那就是阿琴波尔迪。
5.关于阿琴波尔迪的部分
从表面上看，阿琴波尔迪更像一个隐士，而不是战士。
在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在四个评论家先是着迷，后是研究，最终踏上追寻之旅的过程中，虽然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被多次反复提及（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但几乎所有人（四个评论家，我们，当然，也许除了波拉尼奥）都对他一无所知，除了他的小说。而对我们来说，情况更为糟糕（但也更迷人，更有想象空间），因为实际上，我们只有十几个小说标题：《达松法尔》《花园》《皮面具》《分叉的分叉》《遗产》《铁路之美》《欧洲河流》《盲女》《比特丘司》《忘川女》《圣托马斯》，如此而已。
不，我们还知道有关他的两件事。我们知道最近――200×年――他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还知道，有人说在墨西哥一座犯罪率极高的边境城市，圣特莱莎，见过他。但这两件事都是传言，因而都无法确定。在这两点上评论家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比评论家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是读者，我们将继续推进，而他们四个将永远被固定在第一部分。
但我们必须耐心。因为要到四百多页后，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这个名字才会再次出现。不过，我们的耐心会获得相应的回报：我们将获知有关阿琴波尔迪的一切。从他的出生，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那些谜一般的小说标题――犹如遥远的回声――再次一一出现。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圣特莱莎。直到小说快接近尾声，阿琴波尔迪的亲妹妹洛特出场，这个小说最初的谜团才得到解答（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形）。答案很简单，也很自然：因为洛特的儿子，也就是阿琴波尔迪的侄子克劳斯?哈斯，被陷害成为圣特莱莎系列谋杀案的嫌疑犯。洛特恳求哥哥去救她的儿子。当然，他答应了。但他该怎么去救呢？说到底，他能做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四海为家的隐士，一个小说家。
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决定去救。即使，他知道最终，不管怎么做，他都会失败。
这是一个漂亮的――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情节设计。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和隐喻。在《2666》的创作笔记里，波拉尼奥提到这部小说有个“秘密中心”，它藏在整部作品的“有形中心”之下。这个“有形中心”显然就是圣特莱莎。而波拉尼奥则借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那里藏着世界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是罪恶，是暴力，是杀戮，是最终要将一切光明和温暖吸入死亡和虚无的黑洞，是2666。这就是世界的秘密，或者说，真相。那就是：最终，不管怎么做，我们都会失败。
但我们依然要与之对抗。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指出，面对当今这个黑暗残暴的世界，已经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所以波拉尼奥说，要做一个“永远在战斗”的战士，要直面敌手，“既不求饶，也不手软”。这也正是波拉尼奥自身的写照。虽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但从他最后的写作（也就是《2666》）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恐惧、焦躁和迟疑，它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不仅宏伟壮观，而且每一个细部都无比精致。同时，虽然《2666》里充满了末日般的黑暗和绝望，但始终都有某种对抗力量，像一股暗流，贯穿整部作品。它和小说的“秘密中心”，也就是世界的恶，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对峙和平衡。而这股暗流的来源，不是大自然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小说家，一个隐士般的小说家，一个孤独的战士。而他的唯一武器，是他用语言编织的故事。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这个武器就跟堂吉诃德的长矛一样脆弱，一样无用。是的，也许我们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就是当代的堂吉诃德，甚至，《2666》就是一部21世纪的《堂吉诃德》（所有散文体的虚构作品都是《堂吉诃德》主题的变奏，特里林说）。而且，跟堂吉诃德的力量来自骑士小说一样，阿琴波尔迪的力量也来自小说――并最终以小说的形式重现。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书这种东西是怎样将他生命的各阶段连缀起来的，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这是阿琴波尔迪生命中拥有并迷恋的第一本书。显然，这是一本非虚构读物。但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是相一致的。因为“他不像男孩，像海藻”，因为他不像人类，而更像某种“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因为他还几乎没有体会到任何作为人类特有的痛苦，但是――当然――他很快就会体会到。
他读的第二本书，中世纪日耳曼诗人艾申巴赫的《帕西法尔》，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虽然跟后来相比，这种痛苦完全不值一提）。首先他讨厌学校，这导致他13岁辍学。然后他讨厌工作，这导致他成了一个日渐衰败的普鲁士男爵别墅里的仆人。而这又导致男爵的外甥，胡戈，成了他的文学启蒙人。他告诉阿琴波尔迪（那时叫汉斯），自己每次重读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都会流泪。“汉斯啊，”他说，“会流泪的，会流泪的。明白吗？”没错，正如你会猜到的那样，《帕西法尔》来自别墅的图书室。
但是，严格来说，阿琴波尔迪的第三本书，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并不是真正的书，而是一部手稿。它没有名字。它是阿琴波尔迪参加二战期间，在俄国一个小村庄里无意中发现的。是一个叫鲍里斯?安斯基的俄国作家留下的混杂着自传、科幻和元小说的笔记簿。他把它看了无数遍。它陪伴他度过了战争。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阿琴波尔迪这个作家（他的这个笔名也来自这部手稿）。
接下来就是阿琴波尔迪自己写的书。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出版上的经历几乎像一个童话。在遭到几次退稿之后，一位汉堡颇有声誉的文学出版家布毕斯先生接受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迪斯科》。这没什么。然后毕布斯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第五部小说。这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下面的销售数字，你就会觉得有什么了。《鲁迪斯科》，350册；《无边的玫瑰》（他的第二部小说），205册；《皮面具》（第三部），96册。阿琴波尔迪遇到了一个梦一般的出版商。而且，我们会看到，毕布斯将成为他毕生唯一的出版商。幸运的是，随着一部部作品的出版，它们的销量开始渐渐上升，阿琴波尔迪开始有了一批不多但稳定的读者。不过，评论家不喜欢他。当毕布斯向一位权威的文学评论家询问时，对方支吾着说：“他不像是……德国作家。当然，他用的是德语……也不像美洲作家。更像非洲的。更确切地说是亚洲的。……好多地方更像波斯的。……马来的，马来西亚的。”
但阿琴波尔迪似乎并不在乎评论家的意见。事实上，他似乎不在乎任何人的意见――也许除了他自己。他晚上继续在一家低等酒吧做看门人，白天则飞快地写小说。写完一本就寄给毕布斯，然后接着写下一本。
跟堂吉诃德一样，阿琴波尔迪并没有太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都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说，不得不做的事。跟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一样，他并没有特意想过要通过干什么来对抗这个世界的恶――虽然我们确实都在对抗。只不过有人是通过做菜，有人通过相爱，有人通过生儿育女，还有人呢，通过写作。其实，如果我们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在彻底隐入写作之前，阿琴波尔迪也不自觉地试过别的方法。比如说以恶制恶：他在俘虏营里掐死了一个残杀过近千犹太人的德国军官，但这只能让他始终担心警察会因此找他的麻烦。再比如说爱情：他深爱的――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女人最终死于肺炎或者溺水或者自杀（更准确地说，是死于三者结合）。所以，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只剩下了写作。
之后，毕布斯先生（他去世后是他的遗孀）开始收到阿琴波尔迪发自欧洲各个角落的书稿。从威尼斯，从希腊的伊卡利亚岛，从没听过的小城，他隐姓埋名，四处漂流。 “多年来阿琴波尔迪的家，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他的手提箱和打字机。” 波拉尼奥写道，“手提箱里放着衣服，一叠纸和两三本他正在读的书。他右手拎手提箱，左手拎打字机，衣服穿旧了就扔掉，书哪里读完就留在哪里……他和别的德国作家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不仅如此。他也不拍照片，不接受任何采访（更别说参加书籍推销），并拒领任何文学奖项。他与外部世界（或者说公众）的唯一联系，就是一部接一部的小说。这些作品，或者说这些故事，就像一股地下暗流，开始细弱，但慢慢却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强大。全世界无数的读者都在阅读，甚至反复阅读它们（其中就有那四个评论家）。
而阅读也是一种对抗。对抗这个世界的罪恶、肮脏和死亡。并且，这种反抗方式又是如此简洁，如此锋利，如此美好。也许这就够了。无论是对于读者，对于阿琴波尔迪，还是对于波拉尼奥，对于所有真正的小说家。至于诺贝尔奖，至于身后事，至于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想想三味冰激凌好了。
在《2666》的最后一个场景里，“公园里的灯光忽然亮了，尽管之前有过短暂的漆黑一片，仿佛有人给汉堡的某些居民区蒙上了黑色的毛毯”。那位老绅士，三味冰激凌创始人的后代对阿琴波尔迪叹了口气，“多神秘的遗产啊！您说呢？” 阿琴波尔迪表示同意，并起身告别。很快，我们的阿琴波尔迪，我们的老堂吉诃德，就走出了公园――我们甚至好像能看见他高大、缓慢的背影。然后是小说的最后一句：第二天他去了墨西哥。
责任编校 孙昱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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