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下，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合理增加居民收入。此提法意义非凡，表明国家正力图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但要真正做好此项工作，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中等收入； 比重； 财富分配；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 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127-03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Medium Income Group”
JIN Wei-hong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Zhangzhou,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was first proposed in a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economy to run the new chang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income people, reasonably increase dweller income. This formulation is of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is trying to change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difference. But to really do it, it is huge, complex system projects, which need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
Key words: medium income；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出的背景
在2011年12月14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提法值得关注。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我们在此特别欣慰地看到“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句话。对此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陈新年表示，中央首次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与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意义重大。其实，温家宝总理2011年4月就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并指出这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所要坚持的、正确的指导原则之一。此次，“中等收入者”明确进入中央政策视野，这是人们非常期待的。
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布的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就这样形容“中产阶层”，即一般来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从事脑力劳动，收入较稳定，有自己的房和车，并愿意进行旅游、教育、健康等消费的人群。他们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有较好的修养。并且从他们在现阶段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一般属中间水平。按世界银行所确定的大致标准，我国国家统计局把我国年收入大约在6万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共同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串数值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因为计入统计的、人们通常所称的“白领”在生活中其实压力偏大、税负偏高、负债过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
回顾历史并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一般认为，中等收入者在一个国家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和社会就越稳定。从社会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阶层”并不单单作为财富象征，其存在实际上已经意味这样一个群体在一国社会中起着政治“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在北欧等发达国家，这种功能性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二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功能。正在对此课题进行调研的我国广州社科院课题组认为，中间群体能促使社会协调发展、稳定有序，必将成为广州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根据一些富裕国家的社会结构分布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生产消费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处于顶尖层的财富大亨会偏好主要消费比较高档的进口商品；而处于社会较底层的、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其消费对象只能是满足其基本生活甚至最低生活所必要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往往是比较低端的廉价产品；而处于两级中间的这个群体人数最多，消费的数额也最大。他们消费偏好则是自己国家出产的比较新型、时尚、高档的产品。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就是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市场。对一国的消费结构的升级乃至于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数量稳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当年（上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最萧条的时候，美国罗斯福政府新政计划的实施，就是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通过建立比较规范的、较强硬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普通老百姓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保障。既使穷人度过危机，又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最后形成了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而中间阶层就意味着市场。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以往较强调和关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财富的分配，客观上形成了近年来在财富分配中贫富分化的状态，也使得我国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在消费领域表现为内需无力，民众有消费意向却无能力消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表明国家下决心要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十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当前，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1/10，社会各种矛盾突出，暗流涌动。如果能从不断增加、壮大中等收入者人数这方面着手，通过税收杠杆的使用、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等来限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比如，减轻贫困群体的负担等，那么因贫富差距引发的各种矛盾可以得到适当缓冲和解决，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说到底，中等收入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中保持稳定的最厚重根基。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国际上公认是比较合理的。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多端难以捉摸，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有着极其不确定性。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次中央政府紧紧抓住扩大内需，并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果断地确定为完善社会保障以及改善民生，从收入分配入手，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政府在“提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都有了很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在连续上涨。现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如何正确理解“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条件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前提在于稳定经济，把蛋糕做大。而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市场力量为主导，让民众敢投资、敢消费，这是在考验我们政府的决心和执政水平。中央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要有实质性的、真正的转变，其发展导向必须由增加经济总量向增加国民收入作转变，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并不失公平的科学发展道路，关键就在于要有决心并确立、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目标，释放整整十三亿人的消费需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富裕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分配、消费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不可能解决好的，相反积累到一定时期可能还会因消费能力不足而使发展的动力衰减，反过来扯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要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通过政策、通过发挥民间经济的作用来抑制当今中国社会的高房价、高物价、职业发展不畅、股市乱象等具体问题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显然，蛋糕做大了，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才能有切实保障，普通劳动者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才能加快，中等收入者比重也才会实际增加。
（二）要分好蛋糕
分好蛋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较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事实上是向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倾斜的，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速显然较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甚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政府官员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导致社会资源和财富向政府和少数人聚集，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相对偏低，收入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既无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更无法启动市场。据报道，2010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平均每月不足2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说明普通劳动者还远离中等收入水平。因此，要尽快在分配领域改革方面大做文章，政府有关部门要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尽快出台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的方案。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看得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决心很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政策解释：当前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牵涉到了许多普通民众基本利益的问题。例如，就业政策方面要更加积极、灵活地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鼓励自主创业、自主创新；建立起一个使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调控政策继续完善，坚决抑制垄断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高工资，使行业间收入有一个正常的差距；从农村来讲，想方设法促使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加强利用税收杆杠功能，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等等；并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民生领域、社会保障领域增大投入，保证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建议明确制定一些比较具体、务实的关于工资增长的约束性指标。比如，如迟福林先生所说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不低于8%和劳动报酬，年均增长不低于10%；再比如，从税收角度讲，政府可考虑具体的减税减负，即分配时政府少拿些，让利于民。特别是在初次分配时，降低税收，使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能有正常的获利空间，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无需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减了税负，减了压力，让民众少了些后顾之忧，多了些对未来的确定感和期盼，按人们通常的说法就是生活更有信心、更有盼头。事实上，这些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要远远超过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政府减税空间很大。比如可以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对一些不断增大的、或者根本不需要的行政成本可以采取措施坚决压缩和限制。如公款消费、公车消费等。当然，这些措施都牵涉到政府自身的利益，牵涉到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问题。也绝非说一个文件、一个政策的出台就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事实上需要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多方整体的努力，形成立体的、多层次的机制。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缩小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距，使更多普通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者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任重而道远。
（三）通过具体措施使相当一部分潜在的中等收入者释放出来
之所以说有大量的中等收入者处于隐性状态，主要是从他们实际工资收入较高、也较稳定，确实具有一定消费能力但却没有消费意愿的角度上所讲。我们要理解：其实提高中等收入者人数仅是量上的一种表象，而其实际内涵应该是这么一个群体的消费行为能承担起我国经济结构改变过程扩大内需的主力军的重担。但眼下这个群体中的相当部分宁可隐身起来也不去消费，显然是对将来有后顾之忧，包括对房价涨幅、房贷，对医疗、教育、养老、生活安全，甚至还有对社会不公等方面的。这些事实上的风险都足以使他们为了将来的家庭安全而牺牲眼前的消费。例如，对于一个还算殷实的普通家庭来说，一旦买了一套房、或有了一场病甚至新添了一个宝宝，都有可能立刻沦为“房奴”、“病奴”、“孩奴”，生活水平急速下降，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当今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币值不稳、物价高企、失业率较高、政策短期的大环境下，即使一些自我保障能力较高的高收入者都可能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何况是自我保障能力更低的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当然这个问题的直接根源还是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够完善。而能够为公众提供对未来的、较稳定心理预期的只有制度。从社会保障制度角度讲，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让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每个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让民众想消费也敢于消费，让中等收入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始终抱有向上流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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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