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关键词：制度因素；经济增长；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77-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30年多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这种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形成了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和低技术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形成既与中国经济起点低、底子薄、科技落后有关，更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相关制度安排有关。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中国粗放型经济方式的冲击。因此，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的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制度方面，探讨主要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而探讨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在制度变迁方面采取的对策措施。
一、文献综述
自从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后，对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出现。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和特征，一些学者也致力于从制度角度进行解释。孙斌栋(2007)指出制度变迁与资本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薛宏雨(2004)等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王小鲁(2000)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除来自于资本形成加速外，更重要的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中心配置作用。叶飞文(2005)也认为，要素投入增加和综合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制度是影响要素投入效率、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制度方面，刘勇等(2008)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高萍和孙群力(2006)也认为产权制度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汪锋等(2005)等认为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显著地影响1970－200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和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制度将会导致何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转变已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还很少。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方式转型的困境下，本文主要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期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路径。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本文以人均GDP(Y)为被解释变量，借鉴涂红(2006)等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直接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经济增长模型： LYu=a+B1gouinu+B2Lpau+β3gprau+B4maru+B5kju+B6openu+B7induu+uu
其中，模型中的制度变量：(1)govin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借鉴靳涛(2007)等的处理，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强。(2)gpra为私有产权制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其数值越小，表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3)pa为产权保护程度，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一个地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表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4)mar为市场化程度。罗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采取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少，则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越高，所以用GDP减去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5)kj为教育和科研制度，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表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6)oP为对外开放度，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7)indu为工业化水平，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表明工业化水平越高。
模型中的。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随机干扰项,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B，为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i表示相应的年份。在该模型中，除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它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选择中，由于重庆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数据不易分割，全样本分析时剔除了它们的数据。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也从样本中剔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差别，分析时不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本文最终所选样本为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数据。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有及其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数据本文只取到1999-2001和2007年和2008年5年的数据；科研制度数据由于1995年以前的数据只含有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因此本文只取了1995-2008年数据，其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教育经费加科技三项费，1998年及以后数据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费用。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为了检验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两个哑元变量(以东部为参照系，中部：poli1，西部poli2)，是相应地区赋值为1，非相应地区赋值为0。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本文在分析时把基本模型分为三个。对基本回归模型分别进行Hausman检验和和冗余检验，发现都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所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解释变量的符号。表1为利用中国28个地区的数据分析制度因素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度(govin)系数较大，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经济学中政府干预越少越有利经济增长的假设不一致。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改革之初，市场机制尚不成熟，政府对经济广泛干预有利于确保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经济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以及长期以来官员绩效考核方面的片面性，各级地方官员不但总有足够的动力去干预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而且对财政支出用于工程建设而不是社会服务方面也一直保持较高的热情，由此形成了中国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根源。
(2)模型3中私有产权制度(gpra)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度明显增加，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实践也表明，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扩张既不利增长方式转变，也无助于扩大社会就业，而发展私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放宽它们的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服务业市场的准入条件，对于扩大就业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非常重要。
(3)模型1至模型3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众所周知，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制度因素较低的原因，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以及知识产权转化率较低外，最主要的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更多地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应让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的技术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才会更健康更稳定。
(4)模型1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增长模式取决于市场化的程度。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其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表现为资源环境价格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要素价格人为压低，为高投入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设置了障碍。
(5)模型l和模型3显示对外开放程度(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系数较小，可能的原因是该模型采用的是东中西部各省数据进行的分析，而各省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从而稀释了该系数。但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由于gpra时间序列太短，没有用模型3)，分别加入区位变量，把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开，如表二中的模型1’和模型2’所示。分析结果表明，polil和poli2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示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并没有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无可否认，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的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结果是削弱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6)工业化程度(indu)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并且表现为制造业拉动的结果。但制造业是以低端、低附加值的为主，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制造业比较薄弱。同时，服务发展落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如果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政策建议
目前，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来说既必要也重要，扩大投资无可非议。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已刻不容缓，因此当务之急是进行相应制度变革，从根源上引导投资方向和相关产业发展。根据本文分析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1 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GDP为主，转向以民生、节约和环保为主。这样，既能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转变经济管理方式，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政府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社会服务以及引导经济主体的投资方向方面。
2 加大科教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长方式转变需要推动各种增长要素的组合方式实现升级和变迁，但这并不是自发的过程，需要相应的制度推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目前，中国除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提高技术水平外，更重要是培养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由此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培养技术创新人才；二是保护知识产权，减少技术外溢效应。因此，需要政府一方面加大科研财政投入，支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增加产权人的预期收入。
3 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保护私有产权。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凡是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是健康。因此，健全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在内的现代产权制度，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4 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附加值高的制造业比重，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5 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出口与内需共同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这种转变既需要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观念，又要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推动内需扩大，如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