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8月30日，我在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上课，史蒂夫教授是我们的老师。 这一天是澳大利亚十分敏感的日子。澳国的选举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状况：在下院的150席选举中，执政的工党获得72席，以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党获得73席。另有独立选举人(Freeman)的4票和绿党(Gneewparty)的1票没有投出。按澳国的宪法，只有得票超过75票的政党才能组成政府。澳大利亚于是第一次出现了两党都不能单独组成政府，国会变成“悬阁”的局面。而那尚未表态的独立选举人和绿党的5票，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被称为“国王制造者”。
何华德领导的民主党执政了12年，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由于民主党强力推行消费税改革而触动民众利益在2008年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工党上台执政后，陆克文推行了高福利政策，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政府预算出现大量赤字，为了减少赤字，陆克文推动了“以增加铁矿业40％资源超级利润税”为名义的富人税，触动了右翼大集团的利益，仅仅执政了两年就被扳倒，由自己的副总理吉拉德取而代之。
2010年9月1日上午，联邦政府内部的网络监督处发现了一名属于工党的部长在上班时间上网看色情影像，立即进行公布，一时舆论哗然。第二天上午该部长发表道歉声明宣布辞职走人。无论哪个党，都不会容忍对本党利益造成损害的人和事。澳大利亚政界不是没有腐败行为，而是它们的内部监管十分严厉。澳洲的腐败在政治层面上少一些，在管理操作层面上要多一些。对政府的监管，靠的是民主、公开和透明。
2010年9月7日，经过艰难的协商，工党终于获得了继续执政的多数票，吉拉德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特征，决定了工党的执政前景依然扑朔迷离。史蒂夫教授说：“我个人和很多人一样认为，这一届的政府肯定下台，因为腐败和无能已经成为这届政府的特色，人们已经失望。”
史蒂夫教授会一语中的吗?不知道。
澳大利亚管理政治的哲学与中国完全不同，政府不参与任何的经营管理活动，在经营管理范围内，政府的态度永远是NO。除了宪法规定的属于国家宏观层面的国防、外交、海关等之外，其他全部由市场自行运作。1900年通过的宪法，全盘按照英国的模式，十分详尽的规定了国体、政体、三权分立的国家原则，也详尽地规定了政府的行为。十分有趣的是，关于各种警察的分工，在宪法里都作了规定。
澳大利亚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指导思想是：政府的行为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多数州的利益。因此，对政府的监督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义务和永恒主题。
澳大利亚除了运用最完善的民主制度对政府进行监督和约束外，还设立了几项具有震慑力的监督机制，比如设立超脱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之上的总审计师。总审计师由国会任命，主要有两大职能，财政审计和业绩审计(包括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两党都必须服从。审计是适时的，所有的审计报告都在网上公布，完全公开。舆论认为：“总审计师是事实上的‘屠官’之人。”
还有一个岗位是由国会任命的独立于政府的信访监察巡视员。有意思的是，这个巡视员不是对付上访民众的，而是对付政府的。澳大利亚还从香港完整地学习和建立了廉政公署。
这些监督机制使澳大利亚政府永远处于一种谨小慎为的状态，政府官员实质上成为了高危职业，也由此形成了政府与人民相融和谐的局面。
二
澳洲大陆自从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1770年探险发现后即成为英国殖民地，于1900年宣布成为英联邦国家。这个有着760万平方公里、四周被海洋完全包围的岛形大陆，现在养育着2100万人口，成为地球上最后―个悠闲之处。
澳洲大陆腹地广袤的沙漠占了国土总面积的35％，使得东部和东南部沿海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堪培拉成为了人类最适宜的居住地。
墨尔本于1835年建市，现在人口300万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工业城市、最主要的港口和最著名的奶产品制造地。墨尔本的城市中心区建筑堪称“精致、别致、雅致”，多达400个的城市公园、花园，使墨尔本城在林中、林在城中，仿佛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容的永恒的画卷，加上地处南纬38°，面对太平洋最南端的巴斯海峡，市区沿海湾而建，气候适宜，空气洁净，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450万人，其中亚裔人士达到95万人，是澳洲的经济、文化、旅游和交通中心。悉尼始建于1788年，是英国在澳洲的第一个殖民点，后于1842年正式设市，城市的中心区位于港口大桥的南北两岸。这座长达1149米的港口大桥与悉尼塔、悉尼歌剧院成为澳大利亚三大标志性建筑。悉尼属亚热带气候，全年温和湿润，风和日丽，草木繁茂。沃森湾、杰克逊港和罗斯湾展延曲折，营造了悉尼港口柔静的海港和旖旎的风景，蓝天白云之下，轻风蓝水之侧，悉尼歌剧院帆飞如仪，令人肃然起敬。
布里斯班河是一条淡水河，绕城而行，维多利亚大桥飞架其上，八车道的高架路桥沿河延伸，秀美的风光是可以把人醉倒的。这座城市是昆土兰州的首府，曾经举办过1956年的世界博览会。与布里斯班相邻的黄金海岸市，虽然是一座新建于1959年的年轻城市，却因为居处的悠闲和房价的低廉而成为富人的新宠。
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人口32万人，是一个巨大的美丽花园城市，只有绿树香花，只见车影一片，见不到什么行人。澳大利亚定都堪培拉，有一段有趣的佳话。1901年，澳洲的六个领地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成立联邦政府。由于墨尔本市早年开发被称为“新金山”的影响力，联邦政府决定定都墨尔本。但是悉尼人不高兴了，因为悉尼市人口是墨尔本的两倍，强烈要求将首都定在悉尼。墨、悉两市争吵不已，最后在1911年达成折衷协议：按人口的比例，在距悉尼300公里，距墨尔600公里的堪培拉建都。经过16年的建设，于1927年正式迁都于此，当时人口只有23000人。为了纪念这段往事，人们在堪培拉的城市中心区建了两幢一模一样、隔街相望的大楼，一幢叫“墨尔本楼”，一幢叫“悉尼楼”。在堪培拉最抢眼的当数使馆区的美国大使馆了，它坐落在国会大厦对面的一处高地上，占地面积最大，居高临下，一副“老大”的派头。中国大使馆建在美国大使馆的侧后山下，红墙黄瓦，尽显中国传统皇宫的气派，中国大使馆以建筑面积最大而不让美国大使馆。国际上关于“G2”的说法，在这里已然大见端倪。
三
澳大利亚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全国每年存栏有2.5亿只羊，5000万头牛，还有1亿头袋鼠，每年出口500万只活羊到欧洲和中东。畜牧业成就了澳洲的经济，繁荣了澳洲的社会。
澳大利亚立法不走工业振兴的道路，致力于农畜牧业资源和旅游资源的生态发展，由于人口稀少，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量大，这个国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澳洲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政策，牧场的土地所有权归牧场主个人。在广阔的草原上，羊和牛实行完全的野外放养。牧场主每年只是在剪羊毛的季节才到牧场里来。按法律规定，牧场主不可以在牧场内兴建房屋，于是，大多数的牧场主都是居住在远离牧场的城镇里，而开着飞机去牧羊，已经成为澳洲牧民的时尚。
由于畜牧业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政府对牧场的监管十分严格，除了实施进入门槛很高的牧民许可证制度之外，政府对每一个牧场的饲养规模都有严格的规定，确保草原的合理载畜量，牧场主擅自增加饲养数量将被处以高额罚款。
剪羊毛工是澳洲收入很高的一个工种。―个熟练的剪毛工人，每天可以剪220头至250头羊毛，每只工钱2元澳币，每天可以收入四五百澳币。与位于西澳大利亚的煤工人日收入三四百元、黄金矿工每天收入二百元相比，剪羊毛的工人可以称为“蓝领中的金领”了。按2010年8月30日的汇率计算，人民币与澳币的比值是6.2：1。一个煤矿工人的收入可以满足7口人的生活开支，一个剪羊毛工人可以养10口人!澳大利亚劳动制度和薪酬水平的设计，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和民权又平等的普世价值。对比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卑贱地位和收入困顿，对比时下的所谓“大学本科毕业生接受月薪1200元”的现实，实在是欲哭无泪。没有中国农民的真正富裕，就不可以声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让大学毕业生沦为“亚农民工”的知识沉沦，斯文扫地的景况绝对是社会之痛、民族之辱。
澳洲是个相对干旱的大陆。但是，无论城市用水的需求多么紧张，澳洲人始终固执的以为，地下水是“不可回收、不可重生的资源”，强制性立法，禁止开发使用任何地下水资源。所有的新建房屋都必须先建设集雨水塔，最大限度的利用好大自然的降水，政府对此进行补贴鼓励。澳洲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子孙后代的厚爱之情感天动地!联想中国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已被大面积抽空，有可能出现大面积地陷的可怕前景，联想杭州人居然以科技创新为名，毫不节制地抽取地下水搞的“水空调”，每年节约一个小发电厂，却流失了相当于四个西湖的水资源的短命行为，我毛骨耸然。人类不可以过于猖獗，人类不可以只顾眼前，政府不可以用无限制的权力来搞GDP的政绩，否则，天谴地责必然出现，人类灾难必然降临。
四
澳大利亚最令人神往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基于对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敬重与爱怜。一枝一叶一花瓣，一呼一吸一生灵，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下之别，没有存亡之恨。
2010年8月21日傍晚，我在墨尔本远郊的名闻暇迩的企鹅岛上，在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海浪喧嚣之时，欣赏了神仙小企鹅归巢的全过程。神仙小企鹅是企鹅家族中的体形最小的种群，大小如山鸡而已。这个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尤物，一是极其执着，每天清晨成群结队的跳进南太平洋的海里，游动到七八十公里远的海中览食，每天晚上天黑时随着海潮上涨返回。只见它们几十只一组的，在提前登岸观察情况的“哨兵”伙伴的招呼下，摇摆着身子，快速的钻入沙滩岸边的草丛里，回到各自的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懈怠。二是极其忠贞，神仙小企鹅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观念极强，夫妻中有一方不幸遇难，另一方也会悲痛至死，决不再行婚嫁。每天晚上，家中的主人总会清点家庭成员，如有未归，主人必定钻出草窝，在出入的路口伫立，声声呼唤不息。
令人感动不已的是，澳洲人从不惊动神仙小企鹅的生活，不允许也没有人进入小企鹅筑巢造窝的草丛，每个人在观看小企鹅归巢时都屏声闭气，小心翼翼，恰如呵护人类的婴儿一般。
澳洲人爱狗爱到极致，所有的狗都是有身份证的，狗自己有自己的食品、医院和美容院。在澳洲，男人做一次美发30澳币，女人美发40澳币，而一只狗则需花60澳币。如果家里的狗失踪了，在报警时必须先缴纳280澳币的“失职”罚金。不吃狗肉既是澳洲人宗教般的信仰，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不二法条。狗死了，要举行庄重的与狗的“告别仪式”，然后恭敬掩埋，让狗魂归于阳山之南而永久安息。
考拉和袋鼠是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对于人类生活来说，考拉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种长像还算可爱的树栖动物，以食用桉树叶为主。由于按树叶含有麻醉成份，考拉们每天都要昏睡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澳洲人没有嫌弃考拉，一如既往的呵护这个小生灵。
澳大利亚的国树是桉树，国花是金合欢花。澳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孤悬大洋中央的广袤大陆，进化出与其他大陆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群。为了保护这种生态的独特性，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近乎严苛的海关法律，预防外来生物侵入澳洲大陆的控制措施甚至超过了预防恐怖分子，进入澳洲大陆的人，连鞋底缝隙中的泥土都必须清洗干净。国际上有人诟病澳洲的“自私”。在我看来，这种自私隋有可原，弥足珍贵。
五
澳大利亚是一个富足祥和的社会，2300万人口中70％以上是中产阶级。在澳洲，中产阶级的一般概念是，按每户人家4口人，每年收入在5至12万澳币之间。政府在引导社会价值观方面充分考虑了“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的和谐状态，用个税税率进行调节。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年收入6万元以上者适用税率45％，因此，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人们不愿意做太多。于此一来，澳洲人便没有了更大的创业激情。在何华德的民主党执政期间，为了鼓励人们更多地创造财富，将适用税率45％的年收入基数从6万上调到15万澳元以上，大受欢迎。
澳大利亚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政府负责的。澳洲鼓励生育，生育一个孩子马上奖励5000澳元，另外每月发给300元的“哺乳补助”，家庭聘请的保姆，由政府报销50％的费用。
澳洲的教育十分发达，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联邦政府对每个学生下拨的教育经费是统一标准的，对边远地区还另外拨给特殊补助。不同的是公立学校完全免费，私立学校适当收费。
澳洲的医疗保健也十分健全，政府规定从个人的工资收入按1.5％收缴医疗健康税，而用工单位都要按工资的7％-11％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到退休时，如果个人的养老保险不够35万澳元，政府还会按每月500元发给养老年金补贴。
在澳洲，失业人群是可以去政府领取每月350元的救济金的，所要做的是，你要有在第一个月每天都找过4家公司但无法就业的盖章记录，缺一天也不行，之后要去慈善机构做一个月的义工。这种程序上的要求使人们感觉会伤害自尊而不愿领取救济金。毕竟在澳洲，每月有100元的开支就温饱无虞了。
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每个成年人每年有10天的带薪事假、10天的带薪病假、28天的带薪旅游假。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澳洲人一生中最大的困难是旅游和休假。在澳洲，一个人从事一般性的工作，月收入4000元左右，一年的结余可以买一部轿车，三年的结余可以买一幢住宅。所以澳洲人有一种说法是：最悲哀的是人去见上帝了，钱 还留在人间。
澳大利亚人极其重视健康的生活，虽然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但是，他们信奉和提倡一个口号，叫做“澳洲人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个人少生病”。因为生病花的治疗费用就是纳税人的钱。澳洲的医疗开支有一套严格的制约措施，少吃药，不打针，严格控制任何理由的肌肉注射。即便是妇女的生产，只有在羊水破了的状况下才可以合法的住一天院，第二天必须出院回家，而且禁止所有的主动剖腹产的行为。澳洲盛产用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羊胎素和肉毒杆菌，但澳洲人却不会去用。他们宁肯更自然的解决健康问题。由于这种理念，澳洲人普遍没有产生什么“抗药性”的问题，更没有什么滥用抗生素引起严重后果的危险，公民的身体健康基础始终处在一个十分环保的水平上，一旦必须用药，绝对是药到病除，十分灵验。
澳洲还是一个女权主义十分典型的社会，妇女的地位很高，女人开的车大多数是大排量的越野车，反而男士开的是小型车。虽然在澳洲，汽车只是一种普通的代步工具，但女人的“代步”要比男人气派得多。丈夫是不敢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的，法律规定，只要是男方提出离婚，无论任何理由，家庭总资产的75％无条件属于女方。有人开玩笑说，澳洲的女人，离婚三次就可以变成千万富婆了。
澳洲人富足而且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对人的生存权和幸福权的绝对尊重，来源于将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来源于将每个人的幸福快乐当做社会的首要前提和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澳洲现在仍然是亚裔人士心中的伊甸园，移民澳洲是不少人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人正在成为移民的主流。
六
澳大利亚人普遍具有一种高尚的人格，那就是帮助别人。2010年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设计了一个抽样调查表，将“个人捐赠”、“做志愿者的时间”和“愿意帮助陌生人”三项内容，对全球所有国家的慈善情况进行排名。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澳大利亚排名第一，被称赞为“全世界最慷慨的国家”。该国的成年人中有70％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过款，在慈善机构做过志愿者的人占38％，愿意帮助并且帮助过陌生人的占64％。澳大利亚的世界捐助指数高达57％，这个国家历来重视捐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而政府也对慈善事业给予了巨大的有力支持。
无独有偶，与澳大利亚相邻的位于南太平洋最南边的新西兰，也荣登世界捐助指数的最高位而并列排名第一，爱尔兰和加拿大并列第三，美国和瑞士并列第五。
中国呢?非常令人尴尬的是，中国排倒数第二，垫底的是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和俄罗斯也几乎垫底。
以上的数据是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上课时，我的老师史蒂夫教授告诉我的，他强调了资料来源于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虽然坊间对盖洛普抽样调查的方式和路径历来毁誉参半。但是，这家机构在全世界有40多个分部，3000多职员从事民意测验工作，其权威性已被确认，1993年盖洛普也在中国开办了咨询公司。盖洛普告诉我们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传统哪里去了?为什么当下的中国，怯于说富、羞于助人、畏于捐赠呢?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固然不发达不完善(到2009年底，美国有100万个慈善机构，接受捐款3000亿美元，而中国才有1870个机构，接受捐款150亿美元)，中国的现代志愿者的概念刚刚起步。但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礼义之邦的传统，在近几十年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道德底线一再被击穿，金钱拜物甚嚣尘上，损人利己为人津津乐道，人们不要说去“帮助陌生人”了，―个个磨刀霍霍的“杀熟”，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更不要说良心的颤抖了。
快乐的国家捐助得更多，宽容的国家有更多的人乐于做自愿者，恪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越多的民族越被人敬重。这是澳大利亚告诉给全世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