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好的译诗，译诗只存在“坏”和“次坏”。于是阅读外国诗歌对于我无疑是一种艰难的历程。不过，语言的障碍丝毫不妨碍诗人的伟大。普希金、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叶芝……这份鲜活生动的名单很长，陪伴我的酷夏。
译诗应该是再创作的过程，其难度不亚于写诗，以同等的才情与专注去创作诗歌也许会出杰作，但未必有好的译作。那是慈爱的父母对待养子的方式，因为没有血缘，反而少了牵绊，无法过分苛责，只好加倍而谨慎地爱。这就是非亲非故有时反而血浓于水的缘故。
读国外诗作，我首先会选择一个优秀的译者。比如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作《秋日》“主啊，是时候了……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黄灿然译的聂鲁达的诗歌同样扣人心弦“你来自南方贫穷的屋子，来自地震与酷寒的荒原/那儿的神旋转着走向死亡，教会我们向黏土找生活。”
冯至和黄灿然都是优秀的汉语诗人，当然译者未必一定是诗人，但他要懂得攫住诗歌的灵魂。伟大的诗性是相通的。
读了冯至译的里尔克，谁还敢再翻译呢？
2.青年人作诗，大都倾向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在于抒情亦是对的。只是现代汉语诗歌远远不如古诗词能够“寓”情，无论是含蓄蕴藉还是热烈奔放都稍欠火候。从屈原到李商隐，再到纳兰性德，愚以为中国的浪漫主义几乎登峰造极。
至于拜伦、雪莱用激情缔造的盛事对于中国人毕竟是遥远陌生的。
中国当代的抒情诗大都是伪浪漫。不如不要。我更喜欢表现“智”和“思”的诗歌，如果只有“情”在那里汹涌，也许容易出火花，但也容易熄灭。抒情的笔奉还给我们伟大的先哲，我们将在一个靠理性约束的时代靠颜色和气味存活。
3.诗人除了诗歌之外无法证明自己是诗人。
抛开诗歌，诗人的命运艰难，而人的命运顺畅。
毕竟，面具不代表内核。诗歌有时候就是面具，它不比其他东西更神圣或更令人羞耻。面具甚至是人对自己内心的背叛。
4.诗歌是意志内部的斗争。也是词语之间的较量。
我更愿意把诗歌视为富有生趣，同时又体察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的游戏。
可远观亦可亵玩，高超的人生都是出入于游戏间。
哪怕在这样的游戏中失败。我亦酣畅。
5.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个性”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甚至中性的词――它暗含了你孤注一掷的较量、昙花一现的夺目和在所难免的重创。
据说优秀的诗歌和哲学可以逃避它的时代。但我总觉得天网恢恢，往哪儿逃呀？尤其在当代。
人只有先确立自己，其次认识他的时代。反之，要么循隐，要么做侏儒。
6.曼德尔施塔姆写道“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最后一句突然就把我摄住了，当我告别布满“拆”字的故乡回到我更熟悉的长安。我知道，此生与那个保留我电话号码的地方话告别实在是荒谬的，而这个电话，永不停机。
7.高考的上午，读到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中写的“你看，（现在的）气氛适宜于大批伪造天才，同样也适宜于天才的大批消失。”，嗯，距离我参加高考的2001年，已经过去10年了。十年来考场外和考场内的风景斗转星移，唯有写作文时那句“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亘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