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浙江大学则是内迁高校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浙大内迁遵义办学，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
关键词：浙江大学；内迁；遵义；经济现代化
抗战初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等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移”。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1940年，浙江大学内迁遵义后，竺可桢及浙大师生以“求是”为校训，百折不挠，克难攻坚，使浙江大学从一个只有3个学院的地方性大学，逐步发展成为拥有7个学院、10个研究所、30个学系的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并取得了许多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同时，浙大内迁也使遵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最具忧患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及意义深远的现代化因子，使遵义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促进遵义多层面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达到“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与黔省”??[1](P.115)?。本文以浙大内迁为楔入点，透视其对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求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一、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新型农业的发展?
浙大迁遵后，充分利用其较先进的科技、文化资源优势，结合遵义经济现状，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对遵义进行了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促进了遵义新型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1.自然地理环境研究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战前的遵义，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存度很高。浙大内迁后，史地研究所师生在张其昀主任的带领下，完成《遵义新志》编写，旨在为指导社会实践服务，“张其昀和他的师生们到达了这一目的……各章的结论，基本都有使用价值，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土地利用的结论部分，完全是改善遵义农业耕作制度、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建议，还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具体措施”??[2]?，《新志》特别重视地图测绘作用，其倡导与实践“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议”的土地利用图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3](P.41）?同时，浙大师生也十分重视气象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在气象学家涂长望指导，在遵义老城协台坝子弹库建立了测候所，负责气象气候的日常观测。其中，1945级高材生史以恒利用观测资料研究著述了《遵义的气候》，发现遵义地区多夜雨的气候特征，为农作物品种的选配、地区分布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2.农作物良种化培育为新型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浙大迁遵后，农学院师生积极开展农作物良种化的科研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农艺系育成水稻良种5个，使当地的良种增产10%以上；小麦良种2个，扩大小麦栽种面积，改变鸦片种植的严重情况；育成油菜良种1个；试验并推广水稻作为杂种势利用；密植栽培与棉花早熟品种栽培，受到农民欢迎。??[3](P.221）?园艺系试种洋葱、番茄、甜瓜成功，选育优良果树品种9个，其栽种的甘薯，比当地品种增加3―4倍。??[4]( P.366）?同时，病虫危害也是改良农作物品种的手段之一。浙江大学病虫害系蔡邦华教授主持的五倍子研究，陈鸿逵教授主持的除虫菊枯萎病研究等课题均取得突出成果，特别是五倍子寄虫研究，明确了我国五倍子寄虫有两种，而蚜虫种类达九种之多，这一成果在西南、两湖、广西、陕西普遍推广。??[3]（P.259）??
3.经济作物推广为农产品商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一是蚕业发展。贵州囿于交通梗阻、环境闭塞、科学文化落后等因素制约，养蚕业显得很不景气。柞蚕丝是遵义的特产，但桑蚕的饲养量很少，其蚕业发展十分有限。浙大内迁后，将家蚕留种饲养和当地的柞蚕饲养法结合，养蚕业取得了较大丰收。通过对桑树品种选育、柘叶饲蚕的试验研究及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改进贵州省蚕业生产的初步设想。同时，还制成了一代杂种，并设想通过蚕业技术改革，架构一个专业集中养蚕网络，以期提高蚕业养殖经济价值的目的。尽管由于战后浙大返杭，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却给贵州桑蚕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是茶业兴起。湄潭县地处大娄山南麓，乌江北岸，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为茶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1939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曾在湄潭筹建实验茶场，湄潭茶业实现了一定发展。浙大迁遵后，浙大师生在对湄潭土壤、气候及茶业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栽培、采摘、加工等先进科技融入湄潭茶树种植，培育了湄江茶（原名湄潭龙井）新品牌。随着湄潭茶业的持续发展，已构成湄潭的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刺梨利用。我国著名的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和农业教育家罗登义先生随浙大迁遵后，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野果刺梨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丙，其中维生素丙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可给率达70%，因此前后发表有关论文近10篇，受到科技界重视，使刺梨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富含维生素丙的蔬果之王，刺梨也因此被谓为“罗登义果”。以刺梨为原料制成的系列食品和饮料，如今已远销中外各地。?
二、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现代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前的贵州工业甚为落后，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经济会，近代工业仅是稀罕的新兴事物。??[5] ( P.8)?浙大迁遵后，一边坚持教学工作不放松，一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工业生产研究，推进了遵义现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
1.柞蚕的研究培育间接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兴起。1939年底，中国蚕桑研究所在遵义成立，研究任务主要由浙大生物系承担，其培育的“华临白号”优良蚕种和出版的《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对黔北蚕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浙大迁遵后，加强蚕桑育种、桑树栽培、柘叶养蚕等领域的研究实践，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发展。1939年10月，贵州丝织公司在遵义由贵州企业公司等合资10万设厂，主要推广贵州的柞蚕丝种（据载柞蚕丝织品是时制造飞机的重要原料），为缫丝、织绸、制种三类，是抗战时期贵州两大纺织工厂之一。??[5] ( P.20）??
2.五倍子的研究为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奠定了科学基础。浙大农学院蔡邦华、唐觉两教授对五倍子的研究，促进了遵义倍酸的生产和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以五倍子为原料生产的工业没食子酸、医药用鞣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食子酸、试剂鞣酸和工业单宁酸等6个主要产品，全部实现优质化，并远销美国、日本、巴西及东南亚各国。?
3.锰矿的勘定和开发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锰是近代重要的国防资源，是新式合金钢炼制的必需原料。浙大在遵期间，史地系刘之远副教授进行了多次野外地质调查，于1941年春将团溪乡民发现的“土铁矿”样品送化工系化验，结果为优良锰矿，其后他在团溪发现多处锰矿资源，将之写成《遵义县团溪锰矿》，并于1946年5月在《贵州经济建设（月刊）》发表了《遵义团溪锰矿概述》，为团溪锰矿研究作了重要记述。??[3]（P.413）?此后，重庆方面就近取材，在团溪成立采运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生产所需锰砂，全部采自遵义，对抗战时所需国防资源，乃一大贡献。??[5]（P.115）?与此同时，团溪锰矿的发现还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1950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建立，很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战略金属钛合金的企业，其生产的金属锰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中国当时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钢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3]（P.40）?同时，浙江遵义化工厂利用锰粉成功研制了针状高锰酸钾，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
三、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科技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浙江大学迁遵后，结合遵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并重，为遵义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浙大在文理、工、化3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师范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工科研究所化工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部和法学院等，开设了国文、史地、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农艺、园艺、农艺、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及财政金融等课程，加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通过茶蚕职业学校、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所、贵州教师函授学校等职业教育、短期培训的方式，为遵义培养近百余人的科技人才。此外，还有以罗登义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外地专家及学生战后长期留在贵州、遵义，构成了遵义经济现代化最根本的人才推动资源，为遵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作了积极贡献。?
“教育是打开现代化大门的锁匙，是促进社会改造的最好媒介”。??[6]?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7]?。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正是竺可桢校长及他的浙大师生步阳明先生之后尘，以“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之勇气和精神，发挥其文化、科技之资源优势，对遵义进行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制约，遵义经济现代化变迁呈现了突发性、暂时性、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等历史性缺陷。但缺陷与局部仅属于历史、时代的，我们不能忽视战时遵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的历史性事件，更不能忽视浙大内迁在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浙江大学立足地方，立足遵义社会实际和产业特点，促进自身人才科技优势与遵义资源优势的有效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当地发展，人民拥护爱戴的双重效果。抗战时期浙大内迁对遵义及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深远的影响，是应该值得今日国人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巧借外力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及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去思考、总结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樊洪业，段异兵.竺可桢文录[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裴恒涛.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及其启示[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6).?
[3]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辑委员会.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6]胡宗仁.社会变迁与教育变革的关系研究探讨―一种教育社会学的视角[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0）.?
[7]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作用[J].近代史研究，1995,（6）.?
[责任编辑：杜红艳]
收稿日期：2012-01-17?
作者简介：吴永燕（1976-），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南白分院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历政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