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的过程是人际关系的重塑过程。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被抽象化的、制度化的规则所取代，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代之以理性化的计算和比较。现代人面临归属感的匮乏，安全感的降低，认同焦虑等各种困境。现代化绝不应以人际关系的冷漠为代价换得，现代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塑人际间的温情，以便为孤独的个体寻求到稳固的“阿基米德点”，进而克服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在这其中，家庭美德的强调，社区建设的重视，结社组织的培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现代性；归属感；初级群体；集体性结构；居间性团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098-08
[作者简介]吴玉军，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者，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具有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群居本能。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被其他成员接纳与认可，获得他人的支持与认同。归属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归属需要是在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满足后、主导人们生活的优势需要。如果个体能够从群体当中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就会觉得自己在该群体中获得了肯定和激励，会促使个体认同群体的总体特性，并加倍地为实现这一总体目标而努力，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做出牺牲。相反，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个体将会感到强烈的孤独感，个体也不会形成为集体奋斗或献身的决心与勇气。在这一意义上说，个体对某一社会的认同感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能否从中获得稳固的归属感，进而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本体上的安全。
一、共同体庇护下的人际温情
在传统社会，那种以血缘、地缘、职缘等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或社群总是给人一种亲切、温馨和宁静的感觉。作为一种典型的血缘共同体的“家”就是如此。“家”不仅重视成员之间生物学意义上的关联，更是强调他们之间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关系，细载列祖列宗的家谱不仅表征了个体的成员资格，更体现了他(她)的归属所在。不仅如此，亲属之间有一种无限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依靠亲情维系的关系，彼此之间是不能用金钱、权利义务关系来衡量的。“亲属关系的价值――有时也是它的责任，在于这种关系是独立于个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之。”传统的村落或村庄也是一种典型的共同体。“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而且时常是即使我们在成人时期离开过最后还愿意终了天年的地方。”朝夕相处的人们彼此帮助和关怀，形成一种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个人也愿意将这个地方称为自己的“家”。
上述亲密关系的群体兼具“心理性社群”和“记忆性社群”功能。在当代社群主义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看来，一个心理性的社群的成员参与到共同的活动之中，“并且在追求共同目标时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共生共存感’”。记忆性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空间上的现有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之情，以及现有成员与自己祖先之间的共通感，有助于个体超越一己私利，而关注成员的共同利益。如此一来，共同的血脉把人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有机联结起来，使家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伦理共同体：逝去的列祖列宗、当下生活的人们以及尚未降临世间的子孙后代。成为了家族共同体缺一不可的构成要素，人们在共同血缘感受和信仰体悟中维系着共同体的点点滴滴。这样，在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兄弟手足情谊、稳固的世俗礼仪，使得个人能够从共同体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齐格蒙特?鲍曼用近乎诗化的语言描绘了共同体的这种温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也没有人会嘲笑我们的笨拙并幸灾乐祸。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坦白、解释和道歉，若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忏悔；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且原谅我们，这样就没有人会永远记恨在心里。在我们伤心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人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权利，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
在共同体之中，每个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全面互动充分展示自身，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性格、品德、兴趣、爱好等人格因素全部投入到互动中，成员之间由此增加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每个公民由于处于一种稳固的关系之中，“经常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一个一定能够庇护他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一个他有义务扶助的人。”这种紧密的联系既有助于个体形成对共同体成员的奉献之情，同时也使个体能够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交流为个体的心理找到一种家园感。
二、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
现代化的进程，是人际关系重塑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传统的、情感的纽带和地域的纽带侵蚀掉，那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逐步被抽象化的、制度化的规则所取代，模糊的、情感化的交流被理性的、审慎的思考所代替。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而言，“亲属关系、宗教同道和公民友谊均已无法或不足以提供精神支持了。各种传统关系不足以向负担过重的个人提供支持……”人们所面对着的是一个理性控制下的追求利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代之以理性化的计算和比较。因此，如果说生活地域相对狭小和封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流表征了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人际交往的契约化则构成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初级群体的式微
社会化大生产将生产要素从各个层面聚集起来，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被从农村集中到城市，从共同体汇集到广大社会之中。全国性市场剥夺了家庭、村落、乡镇和地区性城市的有效独立性，把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向一个以工作、教育、竞争为基础的全国性的市场之中。在集中化的过程中，那些依靠血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小群体，例如家庭、氏族、村庄、部落等被摧毁了。原来由这些群体所承载的功能，例如群体之间的救济，安全的保障、子女的养育等被推至个人，依靠个人自己去解决，这无疑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婚姻关系主要是依靠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清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客观上降低了人和人之间的温情。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只是部分性的接触。人们在隔着一层面纱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大多数人不会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展示给对方。个体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陌生人”式的关系造就了精神流浪汉，使人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原先充满温情的家，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 单纯生活的领域。它照顾孩子，满足夫妻之间的情感和性需要，“家慢慢地降格为一个家庭总部，一个供吃饭、睡觉和消磨闲暇时间的地方。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址，一个供家庭成员存放他们不想带在身边的什物的地方。”
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竞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遵循的基本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它的基本表现，为了防止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积极地应对和适应各种挑战，不断地进取，不断地攀升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这一点从中产阶级人生观现象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按照伯顿?J?布莱德斯坦的分析，“中产阶级”一词在19世纪后半叶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在此之前，它主要指处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中间阶层，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平衡力量，正因为它自身的稳定性，才使得社会整体保持一种稳定状态。但是，19世纪以后，这一概念不再是与中和、均衡、稳定等紧密相关了。相反，中产阶级成为了一种变化的力量，是一个心思缜密、雄心勃勃、不断进取的人群。对于这些群体而言，职业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与“天职”相关，而是与事业相关。事业的魅力在于它的无限性、增殖性和开放性，事业的成功是永无止境、没有限度的。
当全国性的市场剥夺了初级群体的地位时，越来越多的人就需要借助自己的力量而非群体的力量来应对各种挑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只靠亲属关系、地方社区来料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了。表面上看，个体的能力提升了，自主性增强了，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让周围的环境给淹没了，个人面对着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公司，与各种组织而非其他个人发生着联系。多数人不是在为自己工作，也不是与他人合伙，而是为大公司工作，成为公司的雇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遭到大组织的‘吞噬’，陷入了‘各种复杂处境构成的让人困惑的巨大链条之中’，面对庞大的权力结构而感到‘无依无靠’。”可以说，现代个体相对于另外的个体取得了平等、自主的地位，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公司组织，他并没有真正实现自主，反而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变得无足轻重。
这种个体的无力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现代性在把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切断了他们与这些地方自治单元之间的联系，自由与自治分离开来了，自由被定位在了“一种不受自己未选择之道德或共同体纽带约束的、独立的自我的意志之中”。这样的自我尽管摆脱了各种外在东西的束缚，尽管享有福利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权利，但当他们凭借自身而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时，他们竟然发现自己实际上已变得不堪一击。
(二)集体性结构的削弱
如果说工业化、都市化、集中化、契约化等表征了现代化第一波浪潮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随着以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个性化、信息化为特点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现代人际关系又出现了诸多新特点。在此，我们可以用“后福特主义”来刻画后工业社会结构的最新发展。
后福特主义是相对于福特主义而言的。“福特主义”以细化的劳动分工和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为基本特征。“这种生产模式需要固定的劳动方式，从而奠定了在劳动场所形成的如工会等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行为方式。”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弹性的生产模式。
集中化是工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它将能源、资金、人口等因素集中在一起，将农村人口集中在城市之中，并安置在工业中心地区，进而实现劳动的集中。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中在一起，在工厂操作间中劳动。与之相比，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生产的分散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个人电脑、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居家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对于个体而言，可以减少上下班的劳顿，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方式，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而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对于公司而言，可以减少厂房或办公场所的租赁费、运营费等各项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
社会的进步似乎总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退步，创造价值的过程似乎总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代价。居家办公的方式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工业社会条件下失去的家庭温情，但却导致了一种集体性情感，即工人组织内部之间共同感的缺失。工业化大生产促成了工人之间面对面的生产、生活，甚至是极其密切的情感、思想、信念的交流。工会组织作为工人的家园，为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与资方进行经常性的谈判，工人在工会组织之下也团结一致，彼此之间具有兄弟般的情感。相反，居家工作方式，使得原有的工人之间经常性的、有规律的接触变得异常困难，同事之间缺乏密切的互助与合作。对于普通员工而言，他们很难参与到公司的日常决策之中。雇员的工作越来越偏离集体的行动，“雇员们各自分散在各地，于是，那些来自同一个工作场合的共同体验和稳定感就逐渐消失，组建工会等共同体并发挥其作用就变得更加地困难。需要大量从事‘远程工作方式’的行业，也就缺乏在雇员中组建工会等共同体的共性。”
工作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使得人们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互相支持和集体行动的做法日益受到挑战。每个人更多地寄希望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改善生活状况。在后工业社会，一个人身兼数职，并从多个工作中获得薪水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为了工作的需要，人们会不断变化工作，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经常性的工作流动，必然会使人们与原有的工作环境疏离，人和人之间难以保持持续的面对面的互动，难以与自己的同事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福特主义的转型，迫使人们做出个体性的应对行为，而不是集体性的或群体性的应对行动。”
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社会分化情况日益严重，单单在劳动力阶层内部就出现明显的分化。后工业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知识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统治社会的人物，他们的权利来自于所受的专业教育与技术专长。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通常将一些非核心的工作进行外包，或者将企业内部的员工划分为核心劳动力和非核心劳动力两种类型。对于那些拥有多种出色技术的员工而言，他们将被归入核心劳动力之中。由于他们对于公司有极高的价值，因此他们工作职位往往是比较稳定的，拥有良好的培训和深造机会，完善的社会保障，有很强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因此，他们对企业拥有比较强的归属感，并且能够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获得持久而稳定的意义感。与之相反，对于那些以合同外包的形式而加入该企业的那些员工而言，他们属于非核心劳动力，他们的工作往往不是企业的核心工作，是一般的成员都可以承担的工作。与那些“全日制”的核心员工相比，他们的工作往往是短期的，合同制的，他们也得不到定期职业培训的机会，不能够享受企业的各项福利待遇，他们从企业当中所拿到的只是清晰明确的工资。 核心劳动力和非核心劳动力的划分，使得在企业中真正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的往往是核心员工。出于攻关的需要，这些核心员工往往在企业中要组成技术团队，团队成员之间在技术研发上通力合作。尽管这种协作关系使得成员之间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共同感，但是与建立在固定职业和阶层基础上的集体性协作行动相比，这些团体之于个体的身份感是不太强烈的。缺少了与资方这一他者在利益方面的显见差别，成员内部的休戚与共感是难以和工业化早期工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相比拟的。而对于那些非核心劳动者而言，他们之间尽管也保持着一定的互动，“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交往会使他们在企业内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的目的而采取某种联合行动，或使之成为产业行动。”
这样一来，集体性行动的弱化，休戚与共感的缺乏，劳动力阶层之间的分化，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得人们再依靠某种特定的基点寻求认同的做法难以奏效。当阶级的划分不再那么绝对，当个人在私人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甚于在公共领域的利益，当个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超出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切身参与者和体验者时，人们的认同感就开始失去焦点。
共同体的式微给个体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个体的安全感大大降低。既然共同体不能给人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就只能依靠自身来规划自己的未来。对此鲍曼就指出：眼前的一切，似乎与那些所谓的长远目标、一生的规划、持久的义务、永久的盟友、不变的认同等都已相去甚远，以至于使一个人无法与人合伙筹划未来。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在“爱河交汇”的时候，相互聚集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各有所图，往往始于美丽的承诺而“终于可怕的伤害”，今天的亲密结合很有可能增添了明日的怨恨。
三、人际关系的合理化
现代性绝不应以人际关系的冷漠为代价换得。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一方面体现为个体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和实现，另一方面体现为人际关系的不断融洽。现代性虽然以其强大的力量摧毁了氏族、村落等原有的机构，但是现代性的维系和发展，同样也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构新型的人际关系。现代人需要在工业主义逻辑和骚动不安生活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寻求一个稳固的“阿基米德点”，以便克服精神上的不安。在这其中，家庭美德的强调，社区建设的重视，各种结社组织的培育，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一)营造温馨的家庭
家庭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社会初级群体，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自降生之日起便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并受到养育、教育，慢慢长大。家庭以特有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安全庇护，使我们找到情感的皈依。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加剧，加之资本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入侵，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受到了严重挑战。生产、社会功能渐渐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即使生育、性活动甚至是短暂的精神上的温存这些本属家庭领域的私密活动也遭到了科技和资本的侵蚀，而成为某种程度上可用货币和金钱换来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家庭作为情感寄托、衣食来源、颐养天年之所的意义降低了，相反倒是太多的婚姻悲剧、家庭悲剧困扰着人们，使人们怀疑婚姻和家庭本身的合理性。
同时随着个体主义观念的日益强化，血缘纽带在维系家庭成员关系方面的作用日益松弛，相反，理性化的契约越来越发挥着作用。即使在婚姻中，人们也开始签订契约，以确保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婚前协议、财产公证已越来越被现代人采纳。契约性关系是非人格化的、短暂的、分离的和理性的，在此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人参与其中，相反，只因各自具备某种属性或社会功能特质而互相关联。社会团结的来源不是家庭制度，而是专业化的和高度个人化的成员之间相互依赖性以及地位和生活经验的互补差异性。在现代社会中，婚姻的破裂和新的家庭的组建，不再为人诟病，相反，在一些激进观点的持有者看来，这恰恰是自由的真正体现。相拥至死、不离不弃的爱情忠贞被闪婚、闪离淹没。那种千年相守、相濡以沫的爱情也只能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显现。这一点在德?波伏娃的观点中得到了印证。在她看来，婚姻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遗风，人们结婚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并不想让自己在那里受到限制；他们希望既有一个家庭，又可以随时从那里逃亡；他们虽然已有住处，可实际上仍是个流浪者；他们并不蔑视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当做目的本身。重复使人们厌倦，他们喜欢猎奇、冒险、反抗，喜欢找能使他摆脱孤独的伙伴和朋友，生活对他们来说在别处。
的确，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以理性的契约加以组合，夫妻双方之间根据各自的理解决定婚姻的存续与否，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表明了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愿望获得了实现。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代性条件下家庭的这种剧烈变动也代表了一种失落感，而且这种失落是真实的：婚姻破裂可能会使对方找到自己新的归属，但必然会累及家庭的破碎，事实已经表明，婚姻解体和新的家庭的组建，对于原有的双方而言，都是一次剧烈的心理波动和调适过程，特别是对于子女的心理影响，无疑是伴随其终生的。也正因如此，现代性的解放力量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规约，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力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家庭是一个不容资本、金钱殖民的领域。在骚动不安的市场中，在追逐金钱、实现资本增殖的现实生活中，家庭始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独特的方式抚慰着个体的心灵，驱除其内心的孤寂，为漂泊的心灵提供一个宁静的港湾。市场上的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家庭的生活应该是温馨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戴着面纱的，但夫妻之间应该是敞开心扉的；雇主和雇员之间更多是通过劳动一货币的方式联系起来的，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养育和赡养关系无论如何是不能通过投入和产出比来衡量的……家庭成员之间决不是一种工具化的关系，家庭之于个体的决不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工具，家庭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善，她寄托着祖辈的期望，包含着晚辈的体贴。家庭成员之间，毋宁是一种构成性的关系，她给每个成员提供了进行思维、行为和判断的基本背景，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归属：她不仅规定家庭成员拥有什么，“而且规定了他们是谁；不只提供了他们像在自由结社可以选择建立的关系，也提供了可以让他们慢慢去发现的相互关系；不只成为个体的一个特征，也成了他们认同的构成部分。”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不少人在反思“家庭革命”和“性自由”的利弊得失中，发出“返回家庭”、“拯救性道德”和“救救孩子”的呼声。人们在看到种种家庭问题出现，甚至有家庭发生质变和解体迹象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家庭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兴起了“重新认识家庭”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脆弱的家庭只会塑造脆弱的、自我毁灭的、反社会的个体，他们提倡性贞洁，主张把家庭作为一个爱的关怀场所，强调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责任伦理，强调爱、关怀的重要性。的确，家庭是成员之 间共同分享收入、分担责任、共享价值和目标、自始至终遵守彼此承诺的港湾。在这里，是爱，是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成为连接成员之间的稳固纽带，“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情感。”彼此分享身体、分享思想，不扭捏造作，坦诚相见、互谅互让，理解、认可和支持彼此的过去和现在，渴望彼此信赖，共同抵御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共同享受生活中的成功与快乐，彼此分享爱，塑造出让人“回家”的感觉。营造出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亲情网络。这是家的本义。
(二)增进社区的归属感
在现代生活中，社区恐怕是除家庭、工作单位以外，个人身处其中最为长久的场所了。一般说来，社区是指一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认识且互相来往，行使社会功能，创造社会规范，形成特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福利事业。社区的维系和发展依赖多种因素：第一是物质要素，也就是社区的物理空间环境；第二是社会要素，也就是社区成员的交往互动程度；第三是心理要素，这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程度。
在构成社区的诸要素中，关键性要素是社区成员在共同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社区的强烈归属感。所谓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本社区地域或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包括对社区的认同、投入、喜爱和依恋。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是社区最本质的特征，是社区的核心。是将地理区域与人群等构成社区的要素连接起来并形成社区的纽带。正是基于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这一纽带，才能形成类似于迪尔凯姆所谓的“有机团结”，或者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离开了成员的归属感，社区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将变得毫无意义。也正因如此，在现代性充分发展，个体权利极度膨胀的美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社群主义思潮和社群运动，认为自由的个体需要一个社群来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威胁，个体需要借助亲属、朋友、邻居以及其他社群成员友善的激励来保持自己的德性。作为一种引导性的行为，这种道德激励要远胜于政府的控制，也远胜于对权威的恐惧。
在当代中国，社区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解决人们归属感的匮乏有着特殊意义。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单位制，单位制是一种借助于一系列的身份制度、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行政手段使成员依附于单位、单位以纵向隶属的方式最终依附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单位是一种小而全的社会，它对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无所不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了企业办社会的历史状况。政府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承担起一切工作，而只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单位制”解体。大量的城市人口已由“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因此，原有的很多由单位、政府来实施的整合功能，变为由社区来承担。强烈的社区归属感，降低了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孤独感和离群感，为居民提供了一种除家庭之外的情感寄托，易使社区居民间形成守望相依、关系融洽的共同体。
正是基于文化心理因素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社区建设当中，我们必须将人的因素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无论是社区硬件的建设，还是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都要善于倾听居民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意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基于这一原则，当代社区的完善和发展，决不能采取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方式，要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真正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其具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从而使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进而增进彼此了解、消除隔膜，建立共享化人际关系的强烈意愿。在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一百多年前谈到美国新英格兰乡镇时所作的阐述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在他看来，新英格兰乡镇的居民与乡镇之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居民是乡镇的成员，而乡镇也值得他们精心管理。人们积极参与乡镇的公共事务，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与乡镇休戚相关，人们依恋其乡镇的理由，同山区居民热爱其山山水水类似：“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
(三)发挥结社的功能
如果说家庭、社区作为初级群体在人际间亲密关系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人必须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类似村落、大家族等初级群体所给予人们的影响作用逐步下降，自由的个体所面对的是庞大的社会。也正是在这意义上，自由的个体同时也是无助的。人作为一种合群的动物，在自然界中孤身一人往往难以生存，人们只有共同生活、彼此合作中才能更好地适应自然，更好地生存下去。
人是一种能够突破既有限制，创造新可能的存在。现代人尽管丧失了原有的以家族、村落为单位的人际交往圈，但创造了以行业、兴趣、利益的不同所产生的新的聚合，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结社。在今天这个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情越来越淡漠的社会，自由结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有助于个体获得某种归属感。人们通过结社认识新伙伴，结识新朋友，获得友谊，交流感情；在社团里，个体可以寻找到自己事业和情感寄托的地方，通过社团成员之间的交流而营造一个精神的家园，成为个体之间分享情感、成功经验的地方。
通过结社，个体的力量得到了扩展，解决问题，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更容易实现。在现代社会，任何人只要在没有触犯法律的前提下，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是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不借助与他人的联合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而在结社中，通过与他人结成稳定的联合并共同参与群体性的活动，便成为个体改变现实，特别是不公平的现实的有效选择。借助社团组织的相关活动，个体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与他人以集体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有效地消除来自外界的对自身的不公正现象。正因如此，托克维尔认为，结社所具有的优越性在于，“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它的意见。”因此，在结社的过程中，个体不仅能够找到精神的归属，还能够体会到自己能力的扩大。
在现代社会，力量微小的个体与强大的国家之间的空白，骚动不安的社会与个体内在精神虚弱之间的空白必须要由家庭、社区、结社等各种各样的居间性团体加以填补。这些居间性的团体为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构筑了一个保护带，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否则，社会发展的剧烈变革、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将会给脆弱的个体造成直接的、巨大的冲击，将会引发个体精神的不适、无所适从，进而带来社会的动荡。自由的个体需要一个社群来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社会的威胁，个体需要借助亲属、朋友、邻居以及其他社群成员友善的激励自己保持发展自己的德性。缺少了这些社群，人们之间难以沟通、相识，难以思考他们的共同价值，难以为了共同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也正因如此，现代性在摧毁旧有的人际关系、摧毁一些传统群体部落的同时，必须要营造起新的能够使个体皈依的群体。家庭、邻里、社区等各种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合法的社团组织，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应当而且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人需要精心呵护、认真培育这些群体。
责任编辑：李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