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文人团体，他的形成不是一次性的，而且这七个人性格迥异，本文首先探讨了“竹林七贤”形成中展现的人际交往观，其次揭示了这种“求内同，存外异”交往观的渊源。
关键词：竹林七贤
我们一谈到“魏晋风流”，就离不开“竹林七贤”，因为在魏晋时代的三个文人集团（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中，其中只有竹林七贤最值得注意，因为建安七子与二十四友都是吸附在政治磁铁上的文人集团，本质上没有改变汉代文人的政治依附性，而竹林七贤则摆脱了政治依附，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集团。同时竹林七贤在皇权意识、价值体系与诗学精神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解构传统文化哲学及对后代的影响力方面也是那两个文人集团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竹林七贤的行为所表现的主题自由与人格意识，生命情调与气质风度，标志着魏晋风流的形成，是构成魏晋风流的主要内涵。然而“竹林七贤”的形成也是很独特的，它是在极其残酷的时代背景下，由人与人内在精神品质的契合之下渐进形成的。这种由人与人的交往到最后形成一个团体本身就内在着美。
一、“竹林七贤”形成过程中展现的人际交往观。
“竹林七贤”的形成不是一次性的，据《晋书?山涛传》：“（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① 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最初只有“山涛”、“嵇康”、“阮籍”三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三人应是“竹林七贤”的创始人。这其中阮籍以汉建安十五年庚寅生，山涛以建安二十年乙未生，少阮籍五岁。嵇康以魏黄初四年癸卯生，少阮籍十三岁。而后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加入进来才最终形成了“竹林七贤”。就“山涛、嵇康、阮籍”这三人看，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年龄上山涛和阮籍差不多，而嵇康却比阮籍要小十三岁；思想上差别也很大，阮籍的思想应该说内在的儒家多一些，而外在的则道家多一些，所以他企图用自然对抗虚伪的名教，更多的出于对真正名教的信仰，也去担任一定官职，为了保全性命。而山涛却不同，他可以说是外在的儒家多一些，而内在的道家多一些，所以他多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那个乱世之中相对从容的处在官场。而与嵇康，则儒家思想较浓，他坚决反抗于时政，处世却显得不太圆滑，这种反抗也夹杂了很多的个人因素，而这个人因素使他成为后世士人的楷模。所以，“竹林七贤”从一开始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随着后来那四位的加入，最终的“竹林七贤”基本上就形成了这样三类：第一类是山涛、王戎、向秀，第二类是阮籍、阮咸、刘伶，第三人是嵇康。让人奇怪的是这样迥然不同的三类人怎么能处在一起，而且还处的那么好？山涛去做了官，邀请嵇康也来入仕，这很正常，然而嵇康却不同意，不同意就罢了，还要正式的写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向世人公开发表以显示自己坚决的态度，这就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更不正常的是自己死时还要把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代养，从表面看，山涛可是嵇康的仇人！王戎的加入更有趣：最初是阮籍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关系好，后来阮籍在王浑家见到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王戎，就与之长谈而疏远了王浑，而且还对王浑说：“?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② 内在的看，他们之所以能处在一起是互相之间抛开了表面的不同而发现、倾慕内在美好人性品质的相同，看《世说新语》中对他们之间的互相的评价即可看出，例如“赏誉第八”中有：“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③ “贤媛第十一条”中有：“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④等等，正因为他们对对方内在精神品质的认同，所以在“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⑤ 而且好好地赡养他，不负嵇康所托。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友好的处在一起，并绽放出一朵美丽的花，其原因是能够透过各自表面的不同而能发现其内在精神风貌及追求上的与自己的契合，也就是“求内同，存外异”。其“内同”是他们在乱世之下对人性的追求，对世界、人生的探识、思考之下所展现的精神品质、人格修养以及生命情调的互通，而不在乎外在的所言、所为的不同，能以宽容之态来理解。所以他们能自觉不自觉的聚在一起，这即是他们对待交往的态度。正所谓“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
二，“竹林七贤”人际交往观的渊源。
“竹林七贤”的这种“求内同，存外异”的交往观，尤其是“内同”的产生，首先是有魏晋人性觉醒时代这个大环境，另外也是基于对传统儒道思想的在特定时代下的思考。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其主要是人的觉醒。于是魏晋之人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服药、饮酒等怪诞行为之下，而深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特别是“竹林七贤”，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的思考之深、领悟之深，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食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例如：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长川，惜逝忽若浮”⑥ 的感叹。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⑦ 而终被杀头，实际上是不愿屈服于“伪儒道”而去追求真正的“儒、道”，临死时对其子嵇绍的那一声“巨源在，汝不孤矣。”⑧饱含多少对生命美好的期盼。山涛从容于官场并对嵇绍、阮咸提携，特别是几次举荐阮咸，以对他的评价“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⑨ 并使他终为所用，这是透过了表象对本质的认识。王戎在母丧期间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的不拘于表面形式的追求内在的“死孝”。向秀在应本郡计入洛回答文帝所问时的所答“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⑩ 说明他是对世界、人生有独特思考和认识。刘伶“病酒”之下也是对人生的美好留恋。也正是在魏晋这个一方面是人性觉醒，一方面是对文人杀戮不断的时代之下，“竹林七贤”应对时代变化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追求，使他们能达到对互相之间内在的认同。其次是在魏时思想相对自由之后，“竹林七贤”对于传统儒道思想的重新认识。魏晋时是以道家为主的，这可由当时的“谈玄”之风看出，然而儒家思想并未断绝，大量的士人仍在践行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同时，在时代大肆杀戮的背景下，文人自觉不自觉的是要考虑揉合儒、道以求更好的处世，其在“竹林七贤”更为明显，阮籍的一方面对功业的渴求，另一方面又借酒自隐。山涛能相对从容于官场实际上也是基于对儒道的深刻理解。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谈的“儒道互补”，“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地人化，而道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自然化。” “竹林七贤”正是在分别追求这两者时达到了共同的认识，无论是“自然地人化”，还是“人的自然化”，实际上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把人纳入到这规律之中，顺应规律以求更好的生存。由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竹林七贤”能够达到内在的契合，也是对传统儒道的深刻认识。(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唐 房玄龄等著：《晋书?山涛传》，805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3。
② 唐 房玄龄等著：《晋书?王戎传》，8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4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6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⑤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1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⑥ 李泽厚著：《美学三书》，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⑦ 李泽厚著：《美学三书》，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⑧ 唐 房玄龄等著：《晋书?山涛传》，805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3。
⑨ 唐 房玄龄等著：《晋书?阮咸传》，9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⑩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李泽厚著：《美学三书》，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