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诗坛上，陈衍强可以说是一位最为彻底的平民诗人。他一贯坚持平民立场，从自己生活的乡村吸取最为优秀的民间文化资源，用一种新口语诗歌勾勒出了一部具有鲜活生命力的9村诗史。由于某些客观方面的因素，陈衍强一直很少为人注意。直到名噪一时的“梨花体”进入人们的视野，陈衍强才成为了焦点人物，甚至被人誉为“梨花始祖”。显然，“梨花体”的出现与陈衍强的诗歌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渊源。而它们所昭示的，则是新诗在发展百年之后。与网络遭遇后的一个时代转向。
关键词：陈衍强 平民立场 新口语诗歌 时代转向
在中国当今的诗坛上，陈衍强可以说是一位最为彻底的平民诗人，他用《我的乡村》和《英雄美人》两部作品搭建起了他诗歌艺术的长廊。在这条长廊里，各色的人物齐聚一堂，鲜活可爱，有悲有喜，俨然一个多姿多彩的乡村世界。陈衍强将自己艺术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植根于自己本土文化的深处，在诗歌的园地里盛开了一株奇异的花。他用诗歌的芦笛，为生长于斯的土地，为含辛茹苦的父母，为可爱而又可悲的乡亲，吹出了一曲清新的赞歌。在诗歌创作技巧上，陈衍强从自己生活的深处，吸取了最为宝贵的民俗资源。他那通俗易懂的新口语化的创作方式，不但为自己的诗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为发展百年的新诗诗坛吹入了一股清新的风。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登上诗坛，陈衍强一直很少为人注意。直到受人热议的“梨花体”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人们才将眼光聚焦远在滇东北的陈衍强。这位低调的滇地高原的追梦者，以他原生态的语言为当代诗坛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
一
陈衍强虽然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小县城，却始终坚持写真正的诗歌。所谓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以一种纯粹的，执着的，不掺杂任何功利性质的热情，全身心投入的诗歌创作。诗歌创作是一种高尚工作，因为这个过程蕴含了一位诗人的巨大心血和全部的热情和爱心。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诗歌创作，“我是在这片深厚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才有了一种诗的特质。这里的群山、大地、天空，历史、文化、史诗、传说等，都是我诗歌创作中永远的精神文化背景。这句话对于陈衍强的诗创作来说，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无论一个诗人是否去承认这一点，他的诗的创作常常都是源于一种对于使命的信仰，对于理想的执着，当然也饱含着他对于故土的无限爱怜。没有爱，也就无从谈诗。在陈衍强的诗歌里，无处不有爱的存在。在作者口语化，甚至不无调侃的诗行间，常常暗含着作者对于自己“乡村”的那份痴情。每个诗人都常具有着一种独有的“故土情结”，这片故土往往生活着他最为熟悉的人和物，最为眷恋的真善美，还有他所追求的理想。对于陈衍强来说，他的“故土”就是他生长于斯的彝良土地，一谈到这里，诗人往往就是如数家珍乐此不彼。对于自己的家乡，陈衍强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彝良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是磅礴乌蒙东西南北相汇的聚集点，是出英雄美女的地方，也是适合写诗的地方。陈衍强绝大多数诗歌也都是对于她的歌颂，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以及周围山坡峡谷，无不成为了诗人永恒的牵挂。他诗中的人物，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可对故土的那种难以割舍的爱却仍然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泯灭的，哪怕是面对强大的自然灾难。诗人是这样形容他们对家乡的情感的，“大山是他们的命根／一年的希望都长在上面。(《大山坡》)”。
爱是诗人之于故土的脐带，热爱生活是诗人存在的依据，诗人只有有了对生活充满了无限而又热烈的爱，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来。也正是出于这种热爱，所以陈衍强才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歌。陈衍强对于故土的那腔热情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自己父母的敬和爱上，在《我的乡村》这部诗集里，写到父母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在作者的笔下，母亲那份朴实的爱子之情写得尤为形象感人，作者不止一次提到母亲进县城时的那种感人的情景“每次她从老远的乡下来县城／都要给我背点洋芋南瓜海椒……看见它们我就看见她的命／一个洋芋一个南瓜一个海椒／都是她用命种出来的／只要粮食和蔬菜还新鲜着／我的母亲就活着／并且在山坡上累着(《再写母亲》)”。在诗人看来，父母是家园的精神象征，“只有回到老家回到／回到父母身边／我四处漂泊的精神／才能在一家人的春节中／得到短暂的寄存(《回家过年》)”而每当诗人回到老家时，双亲见到儿子的那种心情也是那样的欣喜，那种“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新闻联播中的农户／发现来访的首长(《回老家看父母》)。”其实，在诗人的视阈里，父母也是“故土”的象征，作者因为爱父母而眷恋故土，同时他也在通过歌颂父亲母亲而歌颂故土。诗人从自己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故土的可爱，也通过故土更看到了自己父亲母亲的伟大。母亲常常是一个诗人永远歌唱的话题，因为通过母亲，诗人常常能够看到人的身上存在的一种种优秀的品质，大爱无边，勤劳朴实。父母身上所具有那种种优秀的品质往往不单属于自己父母的个体，而是属于让诗人永世难忘的那片故土，甚至为全天下父母所共有。作为一个来农民家庭的诗人，陈衍强对父母那种勤劳朴实的品格，不仅仅是歌颂，还有一种由衷的钦服。“我的母亲乌蒙山的农妇／把头埋在夏至里锄禾／正午的太阳照在她的背上／她握锄的姿势用手拔草的细节／使我从小就懂得／粮食在汗水中生长(《锄禾日当午》)”。对于父亲和母亲之间那种朴实而又深刻的爱情，诗人又这样形容，“他俩像一对革命夫妻／更像一只老鸹／陪伴一只喜鹊／比他俩的儿子儿媳还恩爱(《再写我的父亲母亲》)”。从自己父母的身上，诗人继承了最为优秀的品格，这种优秀的品格不仅成为他诗歌精神的主要元素，也使他在诗坛获得了好评。北京诗人李成恩这样评价陈衍强，“这个男人不故作高深，他不欺负女人，他不好色，他不是混蛋男人，他就是‘诗人陈衍强’。”
《我的乡村》不仅是一个人的乡村，更是我们熟悉而陌生的乡村；不仅是对乡村生活的随意描述，更是对农民生存的独立解构；不仅闪烁粮食、蔬菜和满身泥土的亲人劳作的汗水的纯净光辉，更有为农业倾情、为农村作证、为农民代言的良知。这是一个让诗人同情而又眷恋的故土，这里有让他“疼痛”的父老乡亲，也有那些凄婉的爱情故事，还有那些让人欲笑而又笑不出的琐碎杂事。诗人也常为之叹息，“怀抱着丰收和荒芜的乡村／是一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旧名词(《疼痛》)。”有时他又把老家比喻成“七个人一张破床／四个人睡上半夜／三个人睡下半夜(《老家(之一)》)。”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生活是艰辛的，土生土长的陈衍强对这一点不但了解而且深有体会。因此，他写乡村农民绝不是在像其他作家那样，刻意地去表现农民的勤劳朴素和艰苦伟大，而是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去书写一种现实。他自己也说过，“我生活在农村，写农村应该是我的强项，而我关注的是底层，是真正的民生和疼痛。”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面前，农村也不可能成为一片净土，农民也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金钱的恐吓和诱惑下，农民也不得 不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纷纷跳进了洪流之中，演绎出一幕幕可悲的故事。陈衍强对于“故土”那份深情中，还在他包含着对现代农民和农村的那种无奈的同情。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生机勃勃了，而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了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农村现状》)”。而在这些远走异乡都市的青年男女，生活却又是另一种可悲状况。在《刘家芬的失踪》中，诗人写到了这样一个女孩，“她是村里的一朵花／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带着自己的姓名和老家／藏在阳光照不到的地地址／以外，小兰的假身份／出卖18岁的时光”。最终却是“当她的美貌3次进派出所／5次携带淋病和湿疣／才洗掉往事／还原成村里的刘家芬。”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坚守故土，他们有的进工厂卖劳力，有的进发廊出卖青春。等到了“荣归故里”的时候，都带着这样或那样说不出的遗憾。
“诗是人类的良心，这一事实永远不可能改变。”陈衍强的诗歌是他对自己本土的一种人文关怀，是诗人以一颗充满爱的心，记下了这片故土的点点滴滴。这个乡村的芸芸众生，有的让人倍感温馨，有的让人为之震惊，有的让人为之痛惜，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曾卓说：“诗人应该有两翼：一翼紧紧倚傍着大地，一翼高高地伸向天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他的诗歌总是源于个体现实，又具有着普遍的意义。陈衍强诗中所描述的这种惨状已经成为了全国农村的一种普遍现实。他以一种白描的手法，凸显了现代农村的本真现状。可以说，他的诗是当代的“悯农诗”，也是一部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农村诗史，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诗歌见证了中国现存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遭遇。
二
坚持平民写作是陈衍强的一贯立场，作为一个以偏远县城为创作背景的诗人，他的诗歌的“表达方式是独立的，个性的，民间的。”从上世纪80年代踏上诗歌之路，陈衍强成功地走完了脚下的每一步，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艺术风格。我们说陈衍强是一位最为彻底的平民诗人，首先就体现在他从平凡朴实的乡村生活中，吸收了这个群体最优秀的民间资源，以民间通俗的口语化的方式作诗。他的这种诗歌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口语诗，这种诗歌的艺术特征首先体现在对于原生态生活语言的选取上。上世纪80年代是朦胧诗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个时代不乏有诗人扮神弄鬼，就是远在偏离文化中心地带的滇地高原也不例外。著名的本土诗人和学者李骞曾在其《现象与文本》一书中指出，“早期的‘高原诗’，实际上是对‘朦胧诗’的认可和模仿。”在这样的诗歌背景之下，陈衍强能够地走出了一条通俗化、口语化的诗歌创作方式，确实难得。因此，对于陈衍强来说，写诗就是一种孤独，一个人在舞台上不声不响的表演，没有掌声也没有呐喊。可是，他从来都不改初衷，在这条诗歌之路上一直是执着不懈，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这种新口语化风格的形成也标志着陈衍强走完了近30年的诗歌之路后，完成了自己诗歌艺术的升华。
亚里士多德说过，“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语言的选择非常重要，可也非常艰辛，因为“诗的语言是审美信息量最密集的语言。”也正因为如此，诗歌的语言往往最具有抽象性和跳跃性，也最难为读者所把握。然而，读陈衍强的诗歌，我们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诗歌都明白如话，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丝毫不觉这是诗的语言。在语言上，陈衍强从来不把“高深”作为创作的最高的准则，他追求的是生动性和形象性，如何最为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诗的语言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要与诗人审美情感相适应，因为如果“离开诗人的审美情感，语言自身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情感符号。”可以说，矢志不移地坚持这种新口语诗的创作正是陈衍强坚持平民立场的一个表现。可同时，也有诗人认为“他的诗是对生活最经典的看法，但又不够‘正经’”尽管在有些论者的眼里，陈衍强的好多诗歌都是“歪诗”，但他对待诗歌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的。诗人不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也不管诗歌是否民间，只认文本和立场。诗先有真假之分，再有好坏之别。陈衍强写诗是完全处于一种诗人的良知和本能，而不是沽名钓誉滥竽充数，写“真正的诗歌”是他一贯坚持原则。对于自己的诗创作，他从不讲究什么现成的套路，就像一个“散打”高手，顺手拈来随性而发。正是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和诗语言的选取，完成了对于传统新诗的反叛和逆转，具有着非常意义。
“口语化”只是陈衍强诗歌的表面艺术特征，但是最能体现他平民立场的还在于他对生活与诗歌关系的处理上。陈衍强的诗歌中少有宏大的哲学命题和形而上的抽象思考，生活中的点滴都是他凭借着诗人的灵感信手拈来。读了陈衍强的诗歌，我们会感觉到，生活中无处不有诗的存在。可以说，陈衍强是一个最为诚实而又成熟的现实主义诗人，对于诗所要表现的东西，他从来不去刻意雕饰什么或隐瞒什么。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都富有血性气质鲜明，除了他用相当数量篇幅歌唱的父母，还有那些“牛仔裤绷紧的下半身”的打工妹，殉情的“姐姐”，为爱情“变痴呆的姑娘”，以及“兄弟朱长江”和“大哥陈衍章”等等。那些日常事情在他的诗中也往往是那样的温馨朴实，平日“母亲来过”县城那种感人的场面，“回老家看父母”时的那种温馨的场面，逢年过节“杀猪”时的那种热闹的场景，以及诗人与兄弟朋友举杯畅饮那朴实画面，无不让人觉得一种朴实诗意的存在。除了这些周围的人和事，家乡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也透露着一种诗性的美。陈衍强在他的诗中曾这样浪漫大气地写道，“我在磅礴的群山之间／像一个精神的国王／放牧一只大鸟(《乌蒙山》)”。诗人李骞说得好，“生活中的意象在没有进入诗人的情感系统之前，并没有确切的审美意义，一旦诗人以审美意念将之组织起来，那些零碎的意象便成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诗便以‘完形整体’向世界说话，给读者以完整有机的审美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说，陈衍强追求很多时候追求的不是诗意的语言，而是诗意的形象。因此，走人陈衍强的艺术世界，我们会真的感觉到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乡村”。这里有家长里短，这里有流言蜚语，这里有引人落泪的故事，当然也有诗人那种浪漫的情怀。可以这样说，陈衍强的诗是一部充满艺术气息“地方志”，而他更像一个诚诚恳恳尽职尽责的书记员，记录着这里每一个富有个性的人，以及所发生的一切。读陈衍强的诗，相信读者会有一个感觉，不管他是否来过云南，是否去过彝良，他都会对陈衍强的乡村和乡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陈衍强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诗人，尽管很多时候他遭遇着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忽视，可是他仍然不改初衷，坚守着平民书写的一贯立场。有些时候他也遭受过一些评论者的误解，可他对待诗的态度比一些精英书写的诗人更诚恳、更纯粹。因此，他也 “最讨厌仅靠名气和关系在诗坛上散步的诗人。”中国不乏以“乡村”为背景书写的诗人，可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却都是如何突围，超越自己和自己诗歌生活环境。对他们来说，平民书写只是一个台阶，而不是他们的最终理想。可是，乡村于陈衍强，正如80后诗人余毒说的：“是情怀。就那么回事的情怀，不为之喜不为之悲的大情怀，做报道而不做指导，叙述而不议论，涉及但不干涉。”这种平民化立场的书写就是陈衍强的使命，尽管他也写过不少浪漫诗篇，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背离自己的使命和风格，而是选择了坚守。不可否认，陈衍强对于诗歌的理解源于他独特的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只读完初中的他，在诗歌写作上却有着惊人的天分。他热爱生活，而又极其敏感，从周围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诗性。他的诗歌往往都是直接取材于生活，又以一种最为本真的语言写出。他自己也说，“我的诗源于生活，低于人民，并且从生活中每个简单的细节或物件找到趣味和诗意。陈衍强的写作从来都没有脱离他生活的彝良县城，在这个偏离文化中心的地方，他以独特的方式唱着永恒的歌。虽然这样陈衍强保持了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他却要承担一个诗人不愿意承担的现实，那就是他也最容易被遮蔽。可是，他对于诗歌的那种执着，对于平民立场的一贯坚守，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又是多么的可贵，所以这一点不应该为我们所忽视。
三
中国现代新诗是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事实上，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改革家们，更多是想通过对诗歌的变革达到启蒙的目的。由此，以诗歌做启蒙的命题也成为整个二十世纪诗坛的一条最高法则。长期以来，现代诗歌中的启蒙气息和哲理气息一直都很浓郁，而“它的抒情功能，特别是游戏功能受到严重忽视。”随着后现代时期的到来，一切原有传统都面临着重新解构的风险。新世纪诗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赵丽华诗歌事件”，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传统新诗的一个挑战。赵丽华打破了人们对于新诗的传统看法，把一种“看似不是诗”的诗摆在了人们眼前。一时间，毁誉交加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认为这是新诗的一场革命，进行了极力的鼓吹和盛情的褒奖，也不乏有人认为赵丽华的诗根本就算不得诗，并大量地仿写予以嘲讽。最终，赵丽华还是成功了，她的诗歌获得了主流读者的认可，还由她名字的谐音而把她写的诗歌命名为“梨花体”。正当人们在热烈关注“梨花体”的时候，才有人注意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远在滇东北的陈衍强就开始了这种新口语诗的创作，只是他把自己写的诗戏称为“烟枪体”(“衍强”的谐音)。随之，陈衍强也为各大媒体和网络所关注，并被冠以“梨花始祖”的称号，不少网友还把两位诗人的作品拿出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人们还真的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最直接地抒情，最大限度的口语化，用一种新写实的手法将生活呈现在读者眼前。不管是“烟枪体”还是“梨花体”，他们显然都不大被欣费惯了传统诗歌的读者所接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诗歌创作无疑揭示了新诗发展的一个时代转向。
两位诗人都极其重视诗的口语化，很多时候就像是把本来完整的一段话分割成了若干行。我们先看陈衍强1987年写的《射雕英雄传》，“全真派掌门-人的表袖里／伸出的一阳指嚓的一声／砍断了蛤蟆功／那只大雕就飞出了宋朝／结下人间恩恩怨怨的梁子／／姓梅的女子 在春风中／从贼的睡眠里偷出真经／顺手把丸阴白骨爪修炼成／能使鲜血在胸口怒放的催l心掌／致使江南七怪丢了一怪／才把光明从她眼睛里取出……”而赵丽华的那首《张无忌》也是如此，“张无忌／和他太师父／张三丰／学过一些／太极功夫／接着练会九阴真经／和乾坤大挪移／他研习圣火令上的武功／用了一天一夜／后来他又得到了／武穆遗书和九阴真经”。他们这些诗完全是大白话，连那些小学生读起来都不会有多少困难。这种类型的口语诗在两者的创作中处处可见，然而其中也不乏有诗让人读起来觉得余味隽永，如陈衍强的《诺曼底登陆》：“我想写一首／诺曼底登陆的长诗／可我刚写到艾森豪威尔／枕在他的情妇的大腿上／指挥盟军血战／我就写不下去了”。再看赵丽华的那首《有风吹过》：“我看到柳枝摇摆的幅度／有些过分”。虽然仅仅数句，却使得诗歌余味无穷。显然，这些口语化的诗歌都一违我们传统的现代诗歌观念和欣赏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两位诗人都把“玩赏游戏”的态度带进了诗歌创作。陈衍强自己也说过，“我的目的是把沉重的生活轻松化，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而赵丽华的那些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诗歌也都是她刚刚接触网络的即兴之作，在写这些诗时，诗人只是感觉到“卸掉了诗歌众多的承载、担负、所指、教义，让它变成完全是凭直感的、有弹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然而，在现当代的诗歌史，诗创作一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诗承担了太多的使命。诗的这种使命固然是高尚的，也是重要的，可是如果这种使命过于沉重和专一，则往往容易压垮诗歌在其他方面的功能，从而使其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在抒情上，两位诗人也都不约而同实现了一种向诗性本源的回归，不少读者和评论家从他们的诗中都读出了浓郁的“抒情”。只是不同的是，陈衍强的诗展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乡村世界，而赵丽华的诗则更多的是书写市民生活和自我体验。
在当今诗坛，陈衍强和赵丽华无疑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他们把琐碎的生活带人了诗歌，同时也把诗歌带人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两位诗人都是从中国传统诗歌中获取了营养，继而又走上了一种新的创作道路。当然，这种新型的口语诗不是某个人的专利，因为现当代诗歌史上，也不乏有诗人写过这种类型的诗歌，而最难能可贵的是，正是这两位诗人，使得这种新口语诗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并赋予了它一个合法存在的空间。网络固然成就了赵丽华，但更成就了这种新的诗歌类型。对于这种新口语诗歌，陈衍强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赵丽华是否从他的诗歌中获得了某种启发，他也的确在1980年代就在进行着这种风格独特的诗歌创作，并且一直不改初衷。如果说赵丽华的诗创作实现了新诗的质变，那么陈衍强的诗歌则一直在为这种质变的发生不断地添加量的积累。只是陈衍强生活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很容易被淹没或遮蔽。至于“梨花教主”或者“梨花始祖”的称号，笔者倒认为两位诗人不应也不会有所介意，因为现在以及未来读者的认可就是他们最大的声誉。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他们的诗歌都是对于传统新诗的一种解构和挑战，同时也是对诗本性的一种回归。无论这种挑战是否为人们所完全认可，诗人们的那种信念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诗是文明的传递，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必有文明的延续，诗也必然会有它的存在空间。“在九十年代的云南诗坛上，有两个诗歌群体是不会被诗歌的历史遗忘的。一个是少数民族诗人群，另一个是昭通诗人群。”这些滇地高原的追梦者们，凭借着他们对 于故土的热爱，用诗歌诠释着生活。他们向诗人昭示了：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诗的空间。陈衍强是这些追梦者中最执着的一位，他那种对于理想的执着，对于故土的热爱，还有对于他本人平民立场的坚守，成为了他诗歌的精神和动力。诗本来就是最普通劳动人民的产物，诗的快乐也本来应该为他们所体验。在这一点上，陈衍强成功了，“一些从不读诗的人”读了他的诗，“都觉得好玩”。他把诗从一个高高的祭坛上带到了世俗间，虽然这只是一种非主流的范式，可它证明的却是新诗的另一种方向及其合法性。文学的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一种雅俗互变的历程，同样，诗歌也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东西，诗歌精神和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尤其是在后现代又遭遇网络的今天，文学“俗”的转向是不可避免的。诗歌也前所未有地处在一种后现代的消解之中，种种变革的尝试也常常会不期而至。我们也可以说，陈衍强是一位后现代诗人，是新世纪诗歌转型的推手，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他的一切的先锋性都是建立在他作为诗人的良知上的，是诗人的高度决定了他诗歌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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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⑩⑩④《英雄美人?自序》陈衍强 著 重庆出版社2003第1页。第2页，第3页，第20页
③(12)李成恩《我的乡村?附录三》陈衍强 著 作家出版社2009，3第182页
④⑦《我的乡村?自序》陈衍强 著 作家出版社2009，3第3页
(5)吉狄马加《诗与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在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的演讲》《星星》(下半月刊)2009年第9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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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⑩(13)(19)《现象和文本》李骞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第64页，第177页，第182页。第99页
⑨《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 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年第91页
(11)《立场与方法》李骞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03页
(14)《英雄美人?附录》陈衍强 著 重庆出版社20031第243页
(16)王珂《中国新诗向何处去?――从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谈起》《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1期第61页
(18)赵丽华《专访赵丽华――我确信“梨花诗”不是泡沫》《芳草》2007.4第72页